近年来，“双碳”概念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碳排放这个看似是现代社会的新问题，实质上是中国人从古至今一直在思考的老问题。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和气候异常之间有着一定的关联性。气候异常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自古有之，可以说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中国一样，对气候问题思考得如此久远和深刻。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王朝衰微之时经常会有灾害频发的现象，比如我们熟知的东汉、唐代、明代等朝代晚期都出现气候异常，水旱灾害接连发生，粮价腾贵，民不聊生，各地爆发农民起义。因此很多学者认为，气候变化是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重要因素，但是这种影响并不能简单地对应为气候条件好的时候政局平稳，气候异常的时候政局变动。从自然现象到人类社会，其中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

 

 

无论是王朝的兴衰，还是游牧民族的阶段性南下及其南迁的幅度，都与气候的周期性变化及其变化程度存在着大体同步的共振关系。

 

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是中国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其西侧为年降水量小于400毫米的地区，东侧则为降水量大的地区。它的走向大致是大兴安岭—张家口—兰州—拉萨—喜马拉雅山脉东部，同时它还是中国半湿润和半干旱区的分界线，是森林植被与草原植被的分界线，也是中国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这样一条表示降水量的分界线，在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与我们熟知的“胡焕庸线”有着高度重合。

 

“胡焕庸线”由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于1935年提出，按照当时中国的人口发展水平和经济社会格局划分，其东侧分布着我国96%的人口，西侧只分布着4%的人口。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西侧人口只增加了2%，东侧仍居住着94%的人口，且经济发展有着较大差距。

 

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和“胡焕庸线”的重合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气候对中国历史影响的必然结果。中华民族自古是一个重视农耕、农业立国的民族，而气温和降水又是农作物生长的必要条件。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东和以南的地区适合农业耕种，因此被我们称为农耕区域。在这一区域内生活，意味着有土地、有固定财产，过定居生活，而以西的区域因为不适合大面积农耕而发展牧业，以游牧为生的人口常年没有固定的土地和房屋，过游猎生活。

 

这两条线的北段又与历代长城修建的位置有很大重合性。因为这条线基本上是游牧、农耕生活的分界线，而长城则是用以抵御游牧民族南下的军事防线。

 

将数千年来气候的冷暖波动和干湿变化与中国北方民族政权疆域南界的纬度变化加以比较，我们发现，无论是王朝的兴衰，还是游牧民族的阶段性南下及其南迁的幅度，都与气候的周期性变化及其变化程度存在着大体同步的共振关系。比如黄河流域从1627年到1641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连续14年的流域性干旱。第三次寒冷期之下的政权波动尤其明显，它最初引发了辽、金与宋朝的对峙，后期导致元、清两代游牧政权对黄河—长江流域农耕世界的统治。

 

中国季风气候的特征表现为温暖与湿润、寒冷与干旱同期，历史时期也是如此。中国北方的气候由温暖湿润转向寒冷干旱以后，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原王朝必然受到自然灾害袭击，农业歉收，民不聊生，非常容易引起农民与统治者的矛盾激化，国势日渐衰微。

 

气候变冷、变干同样使地处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游牧民族面临牧草枯竭、水源干涸的严重威胁。他们向南部的农耕世界发起攻击，寻找扩大新的宜牧地区。尽管游牧民族在经济发展水平、军事组织才能和人口的数量、素质方面都落后于农业民族，但其强悍的民族性格、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等军事优势是农业民族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对南方政权的战争往往取得胜利。

 

 

古代人这种持续的毁林、围湖行为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物种的消失和迁徙。

 

然而，气候与人类历史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影响与造就，中国先民对环境和气候也造成了很大影响。《大雅·生民》记载：“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意思是说周人已掌握了帮助庄稼生长的办法，说明周朝在形成的初期已进入农耕社会。要发展农业，就必须扩大耕种面积，而要扩大耕种面积，就必须毁林开荒，这是人类在特定的发展阶段，几乎无例外的唯一可能采取的办法。

 

比如《诗经》中提到了周朝的故地“豳”，根据古文字学家徐中舒的考证，它表示纵火焚烧林木驱赶动物的意思。这说明周人居豳时还盛行这种焚林开荒的方法，在这一过程中，植被和物种都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古代人这种持续的毁林、围湖行为造成了生态环境的大范围破坏，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物种的消失和迁徙。一部中国的环境史著作《大象的退却》引起了学界内外较为广泛的关注，其内容就是大象如何从一种北方较为常见的动物，退却至今天的云贵地区。

 

据《吕氏春秋》记载：“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这说明当时黄河流域还生活着众多大象。河南省的简称“豫”字就是一幅人牵大象的象形画。野生动物向南迁徙的原因，除了人为地扩大耕地，导致山林毁坏外，北方气候变冷也是重要原因。

 

按《大象的退却》一书作者伊懋可考证，由于气候变迁的影响，周朝时，大象就已经从河南北部退到了淮河北岸。到隋唐时期，大象广泛生存的地区已经主要集中在岭南、云南和安南一带。清晚期后，生活在珠江流域的亚洲象趋于灭绝。到了19世纪30年代，广西十万大山一带的野象灭绝。从此，野象退缩到云南的崇山峻岭中。

 

古人为了大规模发展农业不断毁林开荒，除了为了扩大耕地，也为了获取更多木材，因为人们修房、造船、修桥、取暖、做饭和冶炼加工等都需要大量木材，所以农耕技术的发展，反而加剧了森林砍伐。

 

滥伐森林给人类造成的灾害深刻且持久。首先，植被破坏导致生态系统失衡，物种消失，水资源枯竭。其次，树木的大规模砍伐导致燃料和建设木材短缺。到了清代，修建宫殿的大木料已经难以采集。最后，森林的开放还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进而导致水患肆虐。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黄河上游水土流失导致的黄河决口，几乎伴随整个中国古代历史。

 

 

国家的崛起和衰落，社会变得富裕或贫困，思想和文化的发展或倒退，最终还是人类行为的直接后果，而气候和环境只是影响人类行为的一个原因。

 

人类和环境之间有着互相影响、互相改变的过程。除了传统上讲的“人定胜天”，学界还存在着很多种“地理决定论”的主张。不过这些理论也有很多质疑的声音，比如有学者认为，明朝没落原因之一是环境危机，是万历28年（公元1600年）到崇祯16年（公元1643年）第五个小冰河期的结果，那么天顺2年（公元1458年）到嘉靖31年（公元1552年）的第四个小冰河期，为什么没有导致明朝灭亡呢？

 

历史学家认为，气候和环境是影响历史走向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塑造国家和社会状况的最根本力量，气候本身并不能解释任何事情。国家的崛起和衰落，社会变得富裕或贫困，思想和文化的发展或倒退，最终还是人类行为的直接后果，而气候和环境只是影响人类行为的一个原因。

 

比如中国传统社会中，历来有赈灾和修筑大规模水利工程的传统。前者是应对自然灾害的临时性措施，后者则是主动抵御自然灾害的行为。为了发展经济，巩固统治，中国古代的国家统治者把管理社会的手段应用于自然环境，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大规模兴修水利工程。早在战国时期，秦国统一天下之前，就曾开凿郑国渠，灌溉土地四万余顷，使关中地区化为千里沃野。这种大规模兴修水利的行为一直延续到清代。

 

在古代的知识精英看来，自然是宇宙造化之功的体现，不是一种短暂的存在，而是一种永恒的、可理解的启示。因此，人们首先是臣服于自然。关于自然环境的崇拜，在国家层面还形成了独特的“天人感应说”，将气候变化和帝王行为善恶相关联。
 

除了敬畏、崇拜，古人也强调要勇敢地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这种行为的结果是双向的：一方面，改造自然确实为人类创造了更大的生存空间和物质财富；另一方面，生态环境的破坏也使人类吃到了不少苦果。相比古人，如今我们对人与自然联系的认识，已达到了更高的层次。所以今天我们没有理由再去无限地榨取自然，而是应该为自己、为后世子孙保留一份继续生存和发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