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这句话在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恰当。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国家，水、旱、蝗、风、雹、霜、雪都有可能造成农业减产。在古代生产工具落后的情况下，大多数农民就算拼死拼活，也很难有积蓄，更难抵御风险。所以当减产歉收发生时，大批的农民会破产成为流民，背井离乡甚至失去生命。

 

 

翻阅史书，动辄可见“瘟疫流行，死者枕籍，鬻妻卖子，哀鸿遍野。往往夫妻对缢，无人掩埋其生”的惨烈场景。

 

在科技落后的条件下，天灾很难被预测，所以一旦发生，就会对社会民生造成直接冲击。中国古代一共发生过多少次灾害，学界有很多研究，也得出过各种类型的数据。但这些数据争议很大，一方面，关于古代灾害的记录，只存在于文献当中，但并不是所有灾害都有记载；另一方面，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文献存世量有着巨大差异，而且有些地方详记灾害，有些地方则语焉不详。但是“灾害频发”大抵是没错的。

 

中国现代杂文家、诗人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中统计的数据现在被引用最广，其研究认为，从商汤十八年（公元前1766）到1910年的3676年间，共计发生农业灾害4215次，平均每年一次，这还不包括流行病、地质灾害和战争骚乱。

 

著名的汉学家李约瑟统计：“每6年有1次农业失收，每12年有1次大饥荒。在过去的2200多年间，中国共计有1600多次大水灾，1300多次大旱灾，很多时候旱灾及水灾在不同地区同时出现。”

 

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李悝给农民们算过一笔账：当时一个五口之家的小农，每年除衣食、租税和祭祀等开支外，还会亏空450钱（战国时期货币）。虽然后来随着生产工具的缓慢进步，农业产量有所增加，但农民的日常开销和封建王朝的赋税也日渐提高，所以小农家庭几乎没有储蓄，寅吃卯粮是一种常态。这种经济结构势必造成家庭抵御风险能力降低。如果水旱灾害或是疫病稍严重一些，还会有大量家庭失去劳动力和收入，从而破产。

 

中国虽幅员辽阔，但地势起伏，河网复杂，自然条件并不优越。单是黄河泛滥，就对流域居民造成了极大威胁。中国古代历史上，黄河下游泛滥决口约1500余次，发生改道二三十次，其中有6次大的改道，洪水遍及范围北到海河，南达淮河，有时还逾淮而南，波及苏北地区。在中国水利史上，有治水不力者，有坐视河患而不救治者，更有毁堤扒口放水者。

 

中国历史上对于灾害事件的记载比比皆是，西汉河平元年，因旱伤麦，当时的场景是“幽州岁不登，人相食，有蝗旱之灾。”五代时期，“晋高祖皇后从帝北出行沙碛中，饥不得食，遣随行宫女仆官采木食野蔬而食。”明嘉靖23年岁荒，禾苗尽槁，米麦腾贵，民不聊生，草根树皮，皆攘去充腹。置身其中的明朝诗人李诩悲叹道：“此等景象，何不幸而杀见之哉。”翻阅史书，动辄可见“瘟疫流行，死者枕籍，鬻妻卖子，哀鸿遍野。往往夫妻对缢，无人掩埋其生”的惨烈场景。

 

 

灾难会给民众生计带来重大冲击，只靠祭天、罪己等形式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在应对灾害的活动中，要建立国家权威，防止国内动荡，就一定要救灾。

 

古代的中国，一直生活在“马尔萨斯理论”的阴影之下，自然灾害、战争、疾病都可能毫无预兆地悄然降临，造成人口锐减。和灾害次数统计一样，灾害死亡人口统计由于使用材料不同出入非常大。但从明清两代有据可考的灾害来看，明代共发生旱、涝、风雹、冻害、潮灾、山崩、地震等各类灾害370次，共死亡约630万人；清代413次，共死亡5100万人，合计明清两代死亡千人以上灾害共783次，共死亡5700余万人，而这当中还不包括战争带来的士兵和平民伤亡。

 

在某种程度上，古代统治者已“习惯”了危机，对于灾害的发生，也有自己一套解决思路。在发生危机的第一时刻，古代统治者最先做的并不是整顿经济、生活秩序和实施援助，而是安抚民心。古代人的信仰与现代不同，他们对于统治者的信赖来自于其“天子”的身份，也就是其天生的合法性，天灾则是上天对统治者不满的一种常规表达。

 

天降灾异后皇帝最先做的通常都是祭天祷地，下诏罪己。夏商周三代时期，统治者由衷相信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发生灾难就要祭天祈祷以期上天弥灾赐福。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祷告变成了一种安民仪式。因为在遭遇自然灾害时，依赖“天命”的政权合法性就会遭受质疑和挑战。因此，统治者会通过一系列诸如下诏自谴、改元、国家祭祀等政治仪式表演，来维系和强化统治的合法性。这是一种将合法性外化的仪式表现，在自然灾害情境下，这种表演能够缓解社会固有的紧张和冲突。

 

灾难会给民众生计带来重大冲击，只靠祭天、罪己等形式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在应对灾害的活动中，要建立国家权威，防止国内动荡，就一定要救灾。若救灾不力，人们就会推倒并重新寻找一个能够提供救济的权威。

 

中国古代赈灾主要包括无偿救济、开仓放粮、免除赋税、安置流民等措施。此外，“临时济急”的办法有“平粜、蠲征、散赈、劝输、施粥”等。中国古代有灾害循环说，也就是灾害是按照相对固定的周期发生的。西汉的贾谊认为“五岁小康，十岁一凶，三十岁而一大康，盖曰大数也”。既然年有丰歉，国家就有必要多积贮以备荒，“比若家人治生，有畜积多者，虽邂逅逢承负凶年不收也，固固而自存。”所以古代统治者极其重视仓储政策，历代都建有各种仓储工程。

 

减灾的另一办法是“蠲征”，即减赋免役。这种办法始于宋初宋太祖乾德元年，元、明、清三代都下诏减免了众多税粮。明太祖朱元璋还制定了“蠲免条例”，规定凡遭灾之区，只要查勘属实，都可蠲免税粮和差徭。而清政府则将蠲免作为一种恩赐的手段，灾荒时实行赈济和蠲免，遇国家庆典或巡幸等活动也常下诏蠲免。

 

 

在长效机制中，民间力量在明清之后，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较多的国家之一，古代抗御灾害的能力又低，封建统治者考虑到国家的安危，不得不进行救济，中国先民很早就总结出了应对紧急情况的救助方案，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周礼·地官·司徒》中的记载。

 

周代设有仓人，其任务是“掌入粟之藏……有余则储之，以待凶而颁之”，就是由政府搞仓储。一旦发生灾难，“一曰散利”，发放救济粮和种子；“二曰薄征”，减免租赋；“三曰缓刑”，荒年犯罪的多，要减轻刑罚；“四曰弛力”，减免力役之征；“五曰舍禁”，废除对山林泽梁的禁令，使人民得以采食野果、野菜，捕捉鱼虾充饥；“六曰去几”，关市只检查，减免税收；“七曰眚（音shěng）礼”,减少国家大型庆祝和礼仪活动；“八曰杀哀”，指婚丧嫁娶不拘礼俗，一切从简；“九曰蕃乐”，停止娱乐；“十曰多昏（婚）”，荒年不拘礼俗，多结婚多生子，可以尽早恢复人口；“十一曰索鬼神”，向鬼神祈祷，消灾免难；“十二曰除盗贼”，荒年盗贼较多，应注意防止，并从严惩处。这是我国有文字记载最早的比较具体的救荒政策，后来的几千年中，官方的灾害应对措施也大致不出其右。

 

灾害发生后，见效比较快的临时济急办法是“施粥”，这也是古代赈灾常用的方式。开设粥厂的除官府外，还有任上官员和乡绅大户。如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夏大水，秋旱，谷米腾贵。德化知县张近光，运粮米2200石，减价出粜，又设粥厂，五邑俱设粥厂施粥，救活众多百姓。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闰五月，萍乡饥，谷价昂，绅士清於县设粥厂，凡二旬余。

 

民间力量在明清之后，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除了数量有限的大型工程，遍及全国的中小型水利疏浚一般由族长、大户、乡绅等地方领头人主持，在基层官府的允许与协助下，带领民众修浚河渠，并逐渐形成相关的乡约族规，维持乡里秩序。日常状态下，官府介入有限，主要以调节的姿态出现，然而一旦发生较大灾害，单纯的民间力量往往难以应对，需要转成以政府为主导的赈灾模式。

由于中国古代灾害频发，积累了丰富的应对灾害危机的经验，形成了日益完善的应对机制和多样化措施。为了预防灾害的发生，国家建立了仓储体系和制度，以储备粮食，应对因灾害造成的饥荒；兴修各种水利工程，以防止或减轻灾害带来的损害。在政府和民间的互助之下，即使在物质资源匮乏的古代，也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灾后应急重建方案。相信这些古人的经验和教训能够给我们一些启示，让我们在疫情后修复经济的道路上，走得更快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