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空画师》回望宋朝：中国古代画史的黄金时代
原创 作者：王敬雅 /
发布时间：2024-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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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已经过去一千多年了，而宋代绘画却年年都有新的传奇。《清明上河图》在故宫博物院展出时，上千市民排队观摩，从凌晨到深夜，人群经久不散。《千里江山图》展出，一时相关文创产品目不暇接，从丝巾、鼠标垫到首饰、茶具，青绿山水的形象风靡全国。2023年10月21日晚，“雨果奖”在成都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上揭晓，中国作家海漄凭借《时空画师》获得最佳短中篇小说奖，而此小说所围绕的就是传奇宋画——《千里江山图》。
为什么在看起来“积贫积弱”的宋代，绘画艺术能有如此划时代的发展？国势上的衰微，政治上的偏安，为何却带来了艺术上的繁荣？宋画究竟如何开创了中国传统绘画的新纪元？今天，让我们跟随宋代的画师，去了解一下中国古代绘画史的第一个高峰期。
从画匠到画师
中国古代绘画的转型发生在宋代，这与它的时代特征密不可分。
宋代之前的绘画艺术存留很少，而且大多在墓道、石窟当中，由于绘画题材的特殊性和墙壁质地的局限，我们很难完全领悟到彼时绘画技法的高超和神妙。虽然有“画圣”吴道子的传说，也有后世模仿吴道子的作品存留于世，但一枝独秀的唐代画坛确实远不及宋代精彩纷呈。
宋代之前极少有绘画大师，大部分画家并不把绘画当作是一种艺术创作上的追求，而仅仅视其为糊口的手艺。他们创作墓室壁画、石窟壁画，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是听从雇主安排，而没有发挥自我想象力和技法的空间。此时画家的创作主要是功能性和叙事性，作品内容以宗教故事、佛像、人像、建筑为主，而鲜少山水、花鸟这些后世文人画题材。
唐代中期，由于绘画的发展与统治阶级的爱好，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年），内廷开始设置画院性质的机构——“集贤殿书院”，六年后，有书直、画直、拓书等官职的名目确立。但此时画师在内廷的地位远不及词臣和书法家，创作权限仍然十分有限。
唐代画师地位的转变，起因是唐代由盛转衰的事件——安史之乱。在此之后，统治者开始把“翰林待诏”一职授予画家，而获得此职位的画家大多与蜀地有关，有着明显的政治倾向。例如唐朝画家赵德齐、五代·前蜀画家高道兴二人，是因为“王蜀先主受昭宗勅置生祠”，“同手画西平王仪仗、旗纛、旌麾、车辂、法物，及朝真殿上皇姑、帝戚、后妃、嫔御百堵已来”，“翰林待诏，赐紫金鱼袋”。这些画家虽然有“翰林待诏”的名目，仍不过是受皇室之命，为其创作肖像而已。
中国古代绘画的转型发生在宋代，这与它的时代特征密不可分。此时虽然在弱枝强干、重文轻武的政策之下，国家军事力量急剧衰退，但开明的政治统治和灵活的经济政策为整个国家带来了持久的活力。宋代世家、门阀（指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全面解体，形成了以农耕经济与庶族地主为主的经济主体；文化上由唐朝的外向活泼转向内敛保守，色彩趋向淡雅静谧；重建了儒学纲常伦理秩序，营造出和谐统一的社会风气；学术界理学兴起，重视对“理”的追求，以求格物致知。此外，随着科举制度的深入推行，文人在官僚体系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与此同时，北宋文化中心由五代时期的江南转向江北，画家长期居住在北方崇山峻岭的自然环境中，引发了画家对北方山水的热爱和山水皴法（中国画技法名）的相继成熟，共同促使北方雄浑壮阔的大山大水风格占据了北宋画坛的领导地位。
宋代皇帝的画院
皇帝诏有名画家入画院，除了欣赏他们的绘画，主要是显示重建文化秩序的决心。
流芳后世的宋代翰林图画院隶属于内侍省的翰林院下，与天文、书艺、医官四局并立，内设勾当官一员，职责为“总天文、书艺、图画、医官四局，凡执伎以事上者皆在焉”。对于它的起始年代，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翰林图画院起建于宋太祖建国初，到雍熙元年建成；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宋初建隆元年有“图画院”之名号，但图画院与翰林图画院不同，史上有据可考的翰林图画院直到雍熙元年才被创设起来。
宋代建立官方画院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承接了前代画师入职宫廷的传统，更重要的是，唐及五代的统治者皆爱画，在北宋统一混战局面后，太祖对其遗留画家进行接收并施礼遇。例如宋代著名画论《林泉高致》的作者郭熙，在被诏入画院之前就名扬远外，皇帝诏他们入画院，除了欣赏他们的绘画，主要是显示重建文化秩序的决心。这些有名的画家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诏其入仕，不但能使其为自己服务，更能便于自己的统治。但在北宋画院建立之初，还有文人不愿受朝廷束缚，拒绝任职画院，例如画家吕拙，由图画院祗候（官名，意为供差遣的小吏）迁为待诏，本来是一件升职的好事，但是“拙不肯受，愿为本宫道士”，拒绝了朝廷的官方任免，仍出家修道。
随着画院制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画师求取进入翰林图画院的资格，其中比较重要的途径是引荐入院。这些被推荐入院的画家大多身份低下，没有很高的声望。例如当时的涿郡人高益，本来工画佛道鬼神、蕃汉人马，不过是一个大街上卖药的人，“每售药必画鬼神或犬马于纸上，藉药与之，由是稍稍知名”。因“外戚孙氏有酒楼，一日，遇四老人饮酒有异，疑其神仙”，于是把高益请来以此题材画了一幅《商山四皓图》。后来宋太宗登基，孙氏就把高益所画《搜山图》进上，遂授翰林待诏。
有时皇帝也会跟臣下打听有名望的画家，将其调入画院。一天，宋太宗赵光义询问待诏高文进“民间谁如卿者”，高文进推荐道：“新繁人王道真者犹出臣上”。之后王道真被召入图画院为祗候，高、王二人合作完成了相国寺画壁和十二面观音相，并同时对画寺庭北门东面大神。此后王道真也左迁待诏，成为举贤的佳话。
此外，还有很多人是毛遂自荐加入画院的。京兆人龙章便是其中一例，《宋朝名画评》记载此人善画虎兔，亦工画佛道及冕服等，尤长于装染（可理解为上色）。宋徽宗崇信道教，建玉清昭应宫，召画院僚属画列壁、玉皇尊像。此事完成之后，皇帝大加赞赏，并应其请，令章入职画院。
比拼才能是宋代画家进入画院过程中一个普遍形式。和今天的艺考生一样，想要入职画院的画家，要有意识地学习和揣摩当时的标准画法。北宋初期，黄家的富贵画法得到了统治者的赞许，“筌、居寀画法，自祖宗以来，图画院为一时之标准，较艺者视黄氏体制为优劣去取。”为了进入画院，很多画师会在自己的绘画中融入黄家风格，从而寻求优待。皇家的喜好定位了画院的喜好，任何风格一旦被界定，并以此为依据，就很难不落窠臼。在《梦溪笔谈》中，沈括就认为黄筌、黄居寀之画粗俗不堪，是“恶其轧已”。即便如此，到了北宋中期，统一风格的绘画教育还是在全国流行开来，“始建五岳观，大集天下名手，应诏者数百人，咸使图之，多不称旨。自此之后，益兴画学，教育众工。”宋代邓椿创作的画史著作《画继》中已有记载。
随着画院制度的完善，绘画教育业成为官学，北宋形成了一条培养画家的完整产业链。崇宁三年（1104年），画学建立，并推行了画学考试制度，纳入“国子监体制”。画学考试制度和科举一样，十分精细、严格。考试分外舍、内舍、上舍“三舍”，也就是三场考试。画家需要先考外舍，成绩优秀才能升入内舍；内舍成绩优异者升入上舍，以此类推，层层选拔。只有通过三舍考试，并被评定品德优秀、画艺高超的考生，方能任官。根据《宋史》记载，画学的专业基本定为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和屋木“六科”。基本教材则是《说文》《尔雅》《方言》和《释名》，用书写以及问答作为授课方式。
北宋灭亡以后，南宋偏安一隅，政府处于内忧外患、财政紧缩之际，许多应侍机构发生变动，制度也随之处于松散之中。不过在此条件下，绘画教育反而出现了诸多发展。由于拥有共同的目标以及相似的生活经历，画家们相对团结，倾囊相授，画院教育稳步发展。此外，当时不再严格限制绘画题材，这为南宋绘画的多向发展提供了契机。相较北宋，南宋宫廷中的绘画教育也显得更为稳固，小团体的绘画模式得以出现，从另一个方面推动了宋代绘画的发展。
扑面而来的文艺
从北宋到南宋，绘画开始脱离应制的窠臼，文人气息日重。
北宋初年，天下既定，统治者召天下名手，进行绘事。画院建设之初，制度尚未完全成熟，应召而来之画家或为前朝画家，或为民间画师。画家的绘画题材也顺应统治要求，表现出皇家的声望，故北宋画院前期以人物画为主，除了帝王肖像之外，辅以佛道。花鸟小景则以“黄家富贵”为主要绘画形式和高低判断依据。北宋中后期，山水画得以发展，尤其宋神宗时期，这一时期的绘画主要表现皇家的威严。以《早春图》为代表的郭熙山水画，表现了高峰迭起的天地万物和自然景观。其“大山堂堂为众山之主”，正是神宗在变法之后所期望的气势恢宏的王朝形象。这种山水画的推崇方式延续到宋徽宗时期，以更蓬勃的面貌发展起来。
伴随着宋徽宗对绘画的嗜好，这一时期各个绘画科目也兴盛起来，以花鸟为最。专攻者有之，兼习者亦不在少数。由于宋徽宗有精益求精、观察入微的绘制要求，花鸟画以谨致细微而闻名。宋徽宗的艺术品位高雅，同时他还亲自调教青年画师，《千里江山图》的作者王希孟就出自于皇帝的亲自教导。根据画上题跋：“政和三年闰四月一日赐。希孟年十八岁，昔在画学为生徒，召入禁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诲谕之，亲授其法。不逾半岁，乃以此图进。上嘉之，因以赐臣京，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
至于画家希孟的姓氏一直存在纷争，一般称画家为王希孟。直到清代，宋荦在《西坡类稿》中记录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希孟天资高妙，得徽宗秘传，经年设色山水一卷迸御，未几死，年二十余。其遗迹只此耳。徽宗以赐蔡京。京跋云，‘希孟亲得上笔法，故其画之佳如此，天下事岂不在乎上之作之哉！今希孟已死，上以兹卷赐太师，臣京展阅深为悼念云’。”天才少年画成早亡，宋徽宗以其画作赏赐宠臣蔡京，留下了一声千年的唏嘘。
南宋的宫廷画家在亲见北宋覆灭、亲历国破家亡之后，其绘画内容和题材亦发生改变。山水画不再取威武雄壮、苍翠遒劲之景色，而代以风雪肆虐、寒冷凄苦、萧瑟悲凉之情景；人物绘画除了例行佛道写真、人物故事外，也增添了许多国仇家恨的隐喻之意。李唐的《采薇图》描述了伯夷、叔齐两兄弟经历丧国之痛后，宁愿饿死也不食周粟的忠贞。除此之外，由于南宋画院制度变化带来的临时差遣和民间征集，导致南宋的民间绘画风格得以融入宫廷之中，《货郎图》《婴戏图》等表现市井贸易和民间生活题材的画作的出现，也表现了宽松的政治氛围下画院创作题材的新风尚。
从北宋到南宋，绘画开始脱离应制的窠臼，文人气息日重。北宋盛行的大幅、全景式构图，向南宋流行的一角、半边的小幅构图转变。其中以南宋绘画大师夏圭、马远为代表，俗称“马一角”“夏半边”。他们在构图上留出大片空白，以达到烟云迷雾之感，非常诗意。这种对景物的精细追求为后世文人画奠定了基础。
此外，“诗画一体”的创作形式也在南宋基本成型。虽然将诗画相关联，宋代并非首创，但南宋却是将诗与画充分结合并推动发展的一个时代。在宋之前，书画多是分开的，绘画之人多不能作诗，作诗之人一般也不能作画。到了宋徽宗时期，由于皇帝本人的诗词书画俱佳，并善用诗题画、御题诗等诗画结合的表现形式来烘托画面意趣，因此院体画不但有了诗意的境界，还将诗、书作为画面的组成元素置于画中。在《宣和画谱》中，宋徽宗提出“与诗相表里”的主张，提倡绘画的题诗形式，显示出他对诗情画意的追求和对画面匠心独运的诗境营造。相传宋徽宗曾给画师命题：“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当时画师们的作品“多系空舟岸侧，或拳鹭于舷间，或栖鸦于篷背”都不能令皇帝满意，独有一人“画一舟人卧于舟尾，横一孤笛”，用悠闲的船夫衬托出没有人的野渡，颇受皇帝欣赏。
宋代是中国绘画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古代画史的黄金时代。以精致入微、生动活泼、诗意盎然著称于世的宋代绘画作品流传千年，经久不衰，成为我国优秀传统文明的重要见证。当历史的滚滚红尘渐渐远去，成王败寇已成传说的时候，唯有文化的遗产存留于世，让后人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属于千年前的风雅和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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