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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杭州”是怎样养成的?

原创 作者:王敬雅 / 发布时间:2023-11-29/ 浏览次数:0
 
第19届亚运会落户中国杭州。
 
2023年9月23日,杭州亚运会开幕,这一天,正是中国二十四节气中的“秋分”。从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到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再到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三座城市成为了展示给世界的中国名片。作为首都,北京严肃而庄重;作为经济之窗,广东繁忙又充实,那么属于杭州的气质是什么呢?大家脑海里出现的第一句话,恐怕就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了。
 
杭州的城市名片多到令人眼花缭乱:龙井、丝绸、大运河、西湖、钱塘……从物产到风景,每个都能讲出很多故事。今天,我们就顺着杭州的历史脉络,感受一下这座古城绵长而悠远的历史图景和文化气息。
 
“欲把西湖比西子”:傍水而生的城市
 
相传4000年前,大禹到会稽(今浙江绍兴)赴诸侯大会,就是在这里“舍航(杭)登陆”,初称“禹杭”,日后讹传成“馀(同余)杭”。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傍山而生的城市雄浑、稳重,如北京、南京;围水而建的城市娟秀、悠扬,如杭州、扬州。提到杭州的自然环境,我们总是会想起“毕竟西湖六月中”“欲把西湖比西子”这些千古名句。
 
杭州的文明曙光就长在西湖边上,本届亚运会的吉祥物之一“琮琮”就代表了发育于此的良渚文化。良渚南贴主城西湖区,东接临安区,位于天目山东端平原,地处浙西山地丘陵,与杭嘉湖平原接壤相连。良渚先民辛勤耘耕,缔造稼田水乡,体现了五千多年来源远流长的中华历史。东苕溪和良渚港分别自良渚古城的南北两侧,由东向西流过。
 
1936年,考古学家在良渚发掘出大量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和陶器,考证出这些物品大约属于公元前3300~前2250年间。在距今5300~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杭州人的祖先就创造了以玉器、黑陶为特征的“良渚文化”。除了制作精良的玉器外,良渚也是目前存在城市遗迹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明所在地。良渚古城也被誉为“中华第一城”,古城外围的水利系统是中国最早的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水坝。
 
我们可以说,杭州是一个因水而生的城市。相传4000 年前,大禹到会稽(今浙江绍兴)赴诸侯大会,就是在这里“舍航(杭)登陆”,初称“禹杭”,日后讹传成“馀(同余)杭”。唐代诗人丁仙芝的《馀杭醉歌赠吴山人》诗中就有“十千兑得馀杭酒,二月春城长命杯”的句子,“余杭”亦成为杭州最常见的别称。
 
春秋时,今浙江分属吴、越两国,今杭州属越国。公元前 334 年,越王无彊伐楚,楚威王兴兵而战,大败越,杀王无彊,尽取故吴越之地,杭州地遂入楚国版图。秦时置钱唐县,相传秦始皇在此西渡浙江,有在西湖避风泊舟的传说,而现在宝石山南麓大佛寺中的大石佛,就是当年的秦皇缆船石。就此,南宋地方志《淳祐临安志》解释:“西湖本通海,东至沙河塘,向南一岸皆大江也。故始皇缆舟于此。”此说后来被地质勘测证实,2000 多年以前,杭州确实属滨海浅滩之地,还没有形成都城或大城市的条件。
 
江湖淤积,钱江南移,西汉初年已有“钱塘有武林山、武林水”的记载。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分楚为二,以刘贾为荆王,辖会稽等郡;十二年,刘贾被杀,以荆地封刘濞为吴王。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刘濞等7诸侯国反叛,景帝平叛后削吴国,会稽郡直隶于汉室。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平定了南朝陈,遂即并省江南州县,罢州治郡。废钱唐郡置杭州,这是“杭州”一名在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
 
隋炀帝即位以后,为了营建东京洛阳,开始开凿以洛阳为中心的运河网。隋开皇十一年,杨素调发民工依凤凰山筑杭州城,是杭州建城的基础。随后,在长江以南开凿和加宽江南运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绕太湖以东直达杭州。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北起涿郡(今北京),途经洛阳,南至余杭(今杭州)。从此,杭州与首都洛阳之间形成了直达水路,据《隋书》记载,当时余杭等郡已是一片“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的繁荣景象。
 
唐代时,杭州得到了地方官员的精心经营,其中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当属白居易。长庆二至四年(公元822—824年),刺史白居易疏浚日渐淤浅的西湖,同时利用菏草淤泥在钱塘门外“石函桥北至余杭门”修筑钱塘湖堤,以增西湖蓄水量。由是杭州迅速发展,向北推进至今武林门一带“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成为繁荣的江南大郡。
 
“直把杭州作汴州”:南宋皇室的心灵家园
 
江南风景太好,生活太美,(南)宋室君臣自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北归故里。
 
杭州第二个发展时期在五代十国,当时临安人钱镠在杭州实行军事割据,唐封其为镇海节度使,天复二年(公元902年),唐封钱镠为越王。之后吴越国以两浙弹丸之地立国于五代十国的纷乱时期,却把杭州建设成被人誉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繁华之京都。吴越时期为后来杭州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钱镠因灌溉和城市需要而整治了西湖,也因为交通运输的需要整治了钱塘江,从而促进了吴越国和沿海各地的来往,日本、朝鲜等国家也通过钱塘江和吴越国建立了贸易关系,杭州开始在国际上显露头角。
 
北宋时期,杭州城市继续发展,城市面积扩大,已超过江宁(今江苏南京)与平江(今江苏苏州),成为江南最大的城市。北宋时杭州的丝织业、酿酒业、造船业以及雕版印刷迅猛发展,宋仁宗更是将这里称之为“东南第一州”。北宋大文豪苏轼先后在杭任通判和知州,再次浚湖筑堤,为后来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奠定了基础。
 
转折发生在“靖康之变”之后,北宋被金国所灭,徽钦二帝被劫掠中都,皇室被迫南下,这是宋史上惨痛的一幕,却是杭州发展的最大契机。公元1127年,宋高宗称帝,建立南宋,改元建炎,旋即迁都扬州。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金兵逼近扬州,宋高宗渡江南逃至杭州,升杭州为临安府。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宋高宗经过多次逃亡之后回到临安,尽管后来宋高宗还迁居过江平、建康,但主要以临安为都城。
 
宋高宗定都杭州后,设临安府,称行在,遂在吴越子城、罗城的基础上修建皇城和外城,成为杭州古城又一个繁荣期。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即令守臣于凤凰山东麓原杭州州治草创大内修建皇城。北宋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杭州居民还只有十万户,到了南宋末年,杭州人口越百万,并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此时主政者再次对西湖自然环境进行整治,据《梦梁录》(宋代一本介绍南宋都城临安城市风貌的著作)记载:“州府自收灯后,例于点检酒所开支关会二十万贯,委官属差吏雇唤工作,修葺西湖南北二山,堤上亭馆园圃桥道,油饰装画一新,栽种百花,映掩湖光景色,以便都人游玩。”至南宋末年,形成平湖秋月、苏堤春晓、断桥残雪、雷峰夕照、南屏晚钟、曲院风荷、花港观鱼、柳浪闻莺、三潭印月、双峰插云“西湖十景”。
 
“临安”即临时安定之所,定都于此的宋室不论真心假意,一直念叨着要北复亡国。因此临安作为当时的首都有很多特殊之处,例如在此去世的宋朝皇帝都不建皇陵,只行“浅葬”,意图恢复失地后,再迁葬河南巩义。但是江南风景太好,生活太美,宋室君臣自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北归故里,而宋帝的棺椁墓穴也随这段杭州往事,一起淹没于历史当中。
 
“惟有钱塘郡,闲忙正适中”:绵延千年的经济繁荣
 
只要中国国土统一,杭州就是联结经济与政治中心的中转站,商业繁荣可谓绵延千年。
 
元代,古都杭州走向衰落,至明清古都杭州又有复苏的迹象。元至元十三年(公元 1276 年),右丞相伯颜攻取杭州,改临安府为杭州路。元朝统治者严禁修城,杭州城墙逐渐被拆毁,大内也日渐荒芜,内外运河年久失浚,商业也日渐萧条。即便如此,当时西欧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还是赞誉杭州为“天堂之城”和“最富丽华贵的城市”。马可·波罗对杭州的评价不是凭空产生,而是他在中国十七年中多次经过杭州时发出的感慨与称赞。可见即使衰败,杭州的秀美与规模也足以令其蜚声海外。
 
明朝改杭州路为杭州府,杭州渐渐复苏,人口得到自流补充。正德三年(公元 1508 年),知府杨孟瑛力排众议,主持了西湖历史上阻力最大、工程最艰巨的一次浚湖,终于挽救了废弃不治达230年之久的西湖,使复唐宋旧址。清承明制,杭州府仍为浙江行省省会。清顺治五年(公元 1648 年),巡抚萧起元为驻扎八旗精兵,在城内中西部修筑满城。
 
清代初叶,康熙和乾隆也都仰慕西湖和杭州的繁华,曾多次南下杭州,康熙帝曾游杭州五次。雍正年间的《西湖志》记载:康熙“浚治西湖,辟孤山以建行宫,并疏涌金门城河以达御舟。”康熙还亲题“西湖十景”碑,建亭勒石。乾隆曾六次巡游杭州,在游览各风景区和“西湖十景”后,舞笔弄墨,勒石题诗,兴复古迹,杭州再次兴盛一时。
 
自隋代开通京杭大运河后,杭州作为一个交通枢纽,一直处在南北水路交通的起点。只要中国国土统一,杭州就是联结经济与政治中心的中转站,商业繁荣可谓绵延千年。茶叶作为中国特有的商品,其发展繁荣与杭州商业休戚相关。
 
西湖群山产茶的文字记载始见于唐代茶学家陆羽撰写的《茶经》:“钱塘生天竺、灵隐二寺。”陆羽曾于唐贞元年间游杭,写过《天竺灵隐二寺记》,记此二寺自晋代,就有产茶、饮茶之事。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唐代佛门盛行茶事,杭州已然成为东南物产聚散的“巨富名邑”,江南的茶叶贸易和饮茶风尚便随着运河流入全国各地。
 
宋代西湖茶区所产的白云茶、香林茶、宝云茶、垂云茶,一时闻名。此时,茶已与米盐相同,成为一日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杭州茶馆、茶肆鳞次栉比,布置清雅。钱塘人吴自牧在《梦梁录》里描述:“今杭州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四时卖奇茶异汤。”可见盛况非常。
 
明代,龙井茶作为杭州茶叶的代表品种名声鹊起,闻名全国。明人冯梦祯在其《龙井寺复先朝赐田记》一文中写道:“武林之龙井有二,旧龙井(老龙井)在风篁岭之西,泉石幽奇,迥绝人境,盖辩才老人退院。所辟山顶,产茶特佳。”
 
到了清代,龙井茶更是成为皇帝青睐的一等茗茶。清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皇帝第一次南巡抵杭,便要求在天竺观看龙井茶采摘炒制。清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第三次南巡,三月甲午朔日到杭。此次畅游龙井,皇帝特意赴老井寺品茶,传说他还在寺旁茶地上采了一些嫩芽,夹在书中带回,献与一起南巡的皇太后观赏。时间一长,茶芽夹扁了,皇太后见了甚是喜欢,就指定要这种茶为贡茶。龙井茶农只好照样炒制,从此龙井茶成了扁体茶。后人将乾隆皇帝摘过的十八棵茶树命名为“御茶树”。这个故事或许有传说成分,但乾隆确实偏爱龙井,并多次作诗歌咏,曾有诗云:“龙井新茶龙井泉,一家风味称烹煎。寸芽出自烂石上,时节焙成谷雨前。何必凤团夸御茗,聊因雀舌润心莲。呼之欲出辨才在,笑我依然文字禅。”龙井茶代表着江南文化,深深植根于所有人心中。
 
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皇帝在孤山行宫后改建圣因寺,赐名“文澜阁”,以存放四库全书。这一时期杭州又逐渐繁荣,成为国内重要的纺织业、手工业和经济作物种植中心。在整个明、清两朝的五百多年中,杭州一直都是浙江省的省城。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 1907 年),沪杭铁路设车站于清泰门内,铁路自城外贯城而入,拆去清泰门数十丈,视为杭州拆城之始。时至今日,杭州故城几无存留,但山水之间的杭州,还是彰显着它的灵秀之气。灵隐寺、六和塔、千岛湖、大运河、西湖水仿佛留住了杭州文化的心脉,任时光荏苒,人世变迁,杭州仍然可以既有霓虹闪烁,又有古韵延绵。
 
“霅溪殊冷僻,茂苑太繁雄。惟有钱塘郡,闲忙正适中。”今天的杭州依然是这样繁华又不失安逸,秀美又不失风情,在本届亚运会16天的时光里,给世界留下了难忘的杭州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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