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为什么要学习
原创 作者:王敬雅 /
发布时间:2023-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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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习”,是一般意义上的各种知识、技能的习得过程。小孩子要学说话、学穿衣,也特指学校里面的教学。教育和学习是一对相对的动词,教育是主动传播,学习则是主动接受。我们经常说,人与动物最大的不同,就是有“代际差异”。“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在短短的文明史中,动物几乎没有明显的代际进步,而人类却表现出“长江后浪推前浪”的代际更迭,归根结底,就是教育和学习的作用。
人类历史浩如烟海,代际进步也并不依靠具体的个体,那么我们每个人又为什么要学习呢?我曾经看到过一个九岁女孩写的题为《我的理想》的作文,她说:“我的理想就是不上学,每天在家看视频,我不吃很贵的东西,也不穿很贵的衣服。我想,我爸爸妈妈留下的钱,就够我这样过一辈子了。”看着这段表述,我一方面被孩子看似成熟的思维震惊,另一方面,又很想跟她聊聊教育和学习的意义。今天这篇文章,就权且当做对她说的话吧。
“学”的概念
中国古代教育理论建立之初,目的就是力图健全人的品格,将人塑造成理想中的样子。
中国人最早关于“学”的概念,就是在“形而上”的层面上提出的,先秦诸子关于教育的作用有很多观点,大都集中体现在对“人性”的认识上。在春秋战国时期,养士之风盛行,促进了私学的兴盛,最具代表性的是儒家、道家、法家等私学。私学的创立冲破了“政教合一”的教育格局,使得教育活动从政治领域中独立出来。
孔子讲“性相近,习相远”。“性”指先天素质,“习”指后天习染,人天性是善良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但是人为什么会在成长中出现各种不同的方向,就是由于后天学习的方向不同。孟子进一步阐发了这个道理,他认为教育的作用是扩充善性,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即进行伦理教育,从而实现社会改良,达到长治久安。而且孟子认为,学习是人内心发出的需求,是人追求“本性”的自然选择。
所以如果不从“性善论”出发,学习的目的就不一样了,比如荀子认为人性本身并不具有“善”的属性,而需要教育来约束,学习发挥了“化性起伪”的作用,使“涂之人可以为禹”,从可能成为事实。他认为教育并不是普遍适用的,而是为了培养推行礼法的贤能之士,也就是培养统治人才,人才也主要是指长于人事、人伦的从政人才,而不是“精于物”者,即技术人才。
这个时期,与儒家持不同学习观的主要是道家与墨家。道家认为,“见素抱朴”是人的天性,提倡摆脱一切束缚的个性,自由发展,所以学习的作用就是促进人自然本性的充分展开,回归自然无为的状态。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既不推崇无为,也不赞成道德教化,墨家看重的是教育和环境对人的品性形成的作用。墨子认为,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学习的目的是培养“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兼士”或“贤士”。
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古代教育理论建立之初,目的就是塑造人格,而非培养专业技术或进行农业、科技培训,先秦诸子虽然对“教育-学习”的理念各有不同,但是他们都没有想要培养技术上的人才,而是力图健全人的品格,将人塑造成理想中的样子。
中国历史上也有过一些“专科学校”,但影响范围十分有限。例如创办于汉灵帝光和元年的鸿都门学,是中国最早的文艺大学,学校开设的课程有辞赋、小说、尺牍、字画等;南朝梁武帝萧衍天监四年,律学成为专门学校,唐宋沿袭七百余年后废弛;南朝宋文帝开设医学,唐朝有直属于太医署的中央一级医学,也有地方的府州医学,但元代和明代在中央不设医学;隋文帝时在国子寺下设算学,唐时的算学与土地测量、历法推算、水利与建筑等实际问题相互联系,唐代科举也设算学科;隋文帝初年设书学,研究书法艺术,宋徽宗崇宁三年,重建书学,习篆、隶、草三体字。我们发现,这种有一定专业技艺的学校都只在唐宋兴盛一时,最后在“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下,全部归于沉寂。
学而优则仕
在近代教育影响中国之前,系统的学习就是“为了做官,为了撑面子”,换言之,在前现代的中国,学习就是为了跻身精英阶层。
儿歌《小儿郎》唱的是一个民主革命时期的小孩,他学习“不是为做官,也不为面子广”,但是反向推导其实也成立,就是在近代教育影响中国之前,系统的学习就是“为了做官,为了撑面子”,换言之,在前现代的中国,学习就是为了跻身精英阶层。
早在科举制度之前,中国的教育制度就和选官制度紧密相连。选士在西周时期归属于学校,汉代实行察举制,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直至隋唐时期科举制的诞生,对中国古代的学习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隋唐时期开始的科举考试制度,是将教育完全精英化的开端。唐代承续隋制,并逐步发展完备。唐代科举考试由明经、秀才、俊士、进士四科发展到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六科,但应举集中于明经、进士两科,且只考“试策”一项。为加强对基础知识掌握情况的考察,后加入进士试读经史一部,考诗赋、帖经、时务策等科目。由于科举考试事关考生仕途,学生对于科举考试不考的内容无暇学习,从而造成知识面狭隘且发展片面。
明朝科举制度进一步收紧,不仅规定了考试程式,而且还将八股文定位为考试文体。“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八股文是一种命题作文,有固定的结构。八股文章就四书五经取题,内容必须用古人的语气,绝对不允许自由发挥,而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高低等也都要相对成文,字数也有限制。八股文对于考试制度的规范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久而久之它禁锢了士人的思想,此后,学习完全沦为仕途工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当官成为了古人学习的唯一目的。
作为生产技术的手工业,一直没有登上教育的大雅之堂。早在春秋时期,管仲便实行了士、农、工、商分居而治的政策:“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其中“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生产技术的传播就一直在相当狭小的环境中进行。到北魏太武帝即位,更规定“其百工技巧趋卒子息,当习父兄所业。不听,私立学校,违者身死,主人门诛”。此外,由于市场竞争的需要,私营手工业刻意保持技艺的神秘性,手工艺人往往不愿意将自己的绝活传给外人,仅仅父子、师徒相授,中国古代几乎见不到开办手工业学校的记载。
告别出仕,路在何方
中国宋代学者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国古人一直在学习中寻找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路径,而并不仅仅是为了“活着”。
自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学校的普通教育基本以儒家思想教育为主,童蒙时期识字之后,就开始背诵儒家经典,不管最后是否走上科举道路,都是以书经为教材,以修齐治平为己任。儒家在学习的目的上,要为国家服务,致力于培养“君子”与“圣人”;在学习内容上,将“六艺”“四书五经”作为主要对象。
儒家的教育思想顺应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为统治阶级培养了大量的政治人才,但是它过于强调教育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忽视了教育和学习其它方面的价值。此外,由于儒家教育思想强调内在的自我修为,而忽视了对外在世界的改造,导致技术、科学等知识长期缺少。
当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的时候,中国学生经历了一次剧烈的思想大慌乱,大家突然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了。如前所述,当圣人之学已经被扔进了历史的故纸堆,我们即使读书也不能做官了,那么,识字之后我们该做什么呢?
早在真正废除科举之前,中国人就在近代列强的炮火中,悟出了传统学习的弊端,全国性的教育改革自洋务运动就开始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教育思潮的核心思想,其所追求的是培养出“学贯中西之才”,也就是将西方的科技知识纳入学习内容,打破儒家经典在教育上的垄断地位,这为传统教育注入了新学气息,体现了一定的进步性。
戊戌变法之前,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了更全面的教育改革措施,废除八股考试,变科举,改革教育内容。在教育内容上,学习文史、算术、地理、物理、歌乐等项,重视传授科学技术知识。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描绘了一个大同社会的蓝图,认为在理想社会中,教育不再是精英的特权,而是一个“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社会。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猛烈地抨击了封建旧文化、旧思想,倡导建立新文化、新思想。与新文化运动相适应,中国教育开始摆脱封建传统教育的束缚,以“民主、科学与思想解放”为指引,积极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与教育。至此,中国人才在形式上摆脱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
但是,从西周到辛亥,我们发现自己被这种精英教育的观念控制的时间长达几千年之久,只有政治、文化精英才有必要学习的理念刻入了很多人的认知,他们认为普通人根本不需要学习和认识字,只要有一门手艺,就可以糊口。换言之,如果家庭条件好,不需要糊口,甚至连手艺也可以不用学了。
此时,再回到问题的最初,我国古人最早为什么要学习呢?是为了学一门生存技能吗?那似乎从未成为我国古人学习的出发点。他们认为,技能的学习是可以靠个人力量完成的,而真正要学习的,是如何成为一个完善的人。这样的观点在近代科技进入中国时曾被广泛批判,但今天我们再回头看,古人其实是“懂学习”的。无论你学习的内容是科学、是技艺、是文学、是哲学……无非是在“完善自己”的目标之下,找一条合适的路。
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识”,教育使人获得知识,进而具有美德。柏拉图发展了苏格拉底的思想,他认为知识不是教育的终极目的,终极目的是“灵魂转向”,即看待问题的立脚点与世界观的转向,是灵魂转向善、转向真理。中国宋代学者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国古人一直在学习中寻找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路径,而并不仅仅是为了“活着”。
学习是一种途径,就像你爬一座山,并不一定会在旅途中摘到果子,但是你站在山上的时候,就能看到更好的风景,每登高一层,就有一层的视野,就有一层的欢喜。中国古人曾经有一条宽阔的路,但由于教育资源的有限,一度被走窄了。今天,当物质条件足够支撑我们的精神追求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走回到那条宽阔的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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