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在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局势以及国内产业结构性调整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企业承压。中国企业大多成立于改革开放之后，融入全球化的时间并不长，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在一路高增长的发展环境中尚未经历过一个完整的经济大周期。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Ray Dalio）说，一个人预测和应对未来的能力，取决于他对事物变化背后的因果关系的理解。一个人理解这些因果关系的能力，来自他对以往变化的发生机制的研究。

 

因而，我们一方面需要理解周期的规律，同时也要借鉴世界各国百年企业的发展经验，从中找出应对当下挑战的良策。

 

 

只顾展望未来而不考虑经济周期是很危险的。atlas global macro对冲基金创始人拉斯·特维德（lars tvede）在《逃不开的经济周期》一书中认为，经济周期不仅会对当下的生活影响巨大，也会对未来其他的事情产生影响。特维德认为，经济周期的行为取决于创新和通货膨胀的长期趋势。对信息的全面了解，能够帮助人们做出不同于主流情绪和处于领先地位的长远思考，从而做出最好的投资决策。

 

经济周期一般是指经济活动沿着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所经历的有规律的扩张和收缩，是国民总产出、总收入和总就业的波动，是国民收入或总体经济活动扩张与紧缩的交替或周期性波动变化。

 

经济周期根据时间长度的不同分为四个类型：分别是基钦周期（3～4年），受厂商库存投资驱动，又叫“存货周期”；朱格拉周期（9～10年），受设备更替和资本投资驱动；库兹涅茨周期（15～25年），受房地产企业和建筑业驱动；康波周期（50～60年），受技术创新驱动。四个周期不是独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周期重合的时候，会产生周期共振或者周期抵消的结果。

 

存货周期是其中最容易预测也最简单的。存货周期变化有以下规律：在衰退的最后阶段，存货低于正常值；需求回升时，公司将被迫增加存货；随着经济增长的加速，公司会试图将存货水平提高，但由于销售订单增长得更快，企业在一段时间内无法补充存货。此外，随着经济的增长，存货的交货期越来越长，这可能会迫使公司订购超过真实需求量的存货；最终，公司拥有足够的存货时，企业会暂时停止订单，而存货驱动的周期会随之下降。 存货波动倾向于创造一个温和的经济周期，四五年循环一次，这使之成为最短的经济周期。
 

资本支出是投资于如装配线、卡车、包装机械和计算机等机器和设备，它在现代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为9%~10%，在高增长的新兴市场所占的比重更高。 

 

资本支出会导致经济波动，这是因为当经济增长时，公司会在一段时间内决定提高生产能力，订购更多的设备。固定设备供应商由此增加产能，也会订购更多的设备。最后，当供应商意识到已经订购了太多的设备时，销售额开始下降，甚至越降越低。

 

这与存货现象类似，但它的发展速度较慢，因为固定设备比存货更复杂，因而其生产所消耗的时间也更长。资本支出周期之所以更长，是因为资本支出在经济中所占比重更大，而且时间拖得越久，这两个方向上的过剩都将变得更糟。资本支出周期平均每9~10年就会出现一次衰退。资本支出周期的严重性体现在2000年～2003年的信息技术危机。

 

房地产市场的周期平均持续时间为18~20年。房地产向好时带动上下游发展，推动经济繁荣，房地产业衰退时，上下游需求回落，经济衰退。

 

在对经济周期的理解中，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在《原则：应对变化世界中的秩序》一书中谈到，同样的事件受大致相同的原因驱动而反复发生，不断演进。通过考察许多相互关联的历史事件，可以看到这种演化的典型模式和因果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推断未来。这些事件在历史上多次发生，它们是各国在诸多方面兴衰周期的组成部分，例如教育程度、生产力水平、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军事实力、货币和其他市场等。

 

 

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黄少卿指出，由于中国正面临“三期”叠加的影响，因此当前的经济周期现象背后的原因比较复杂。

 

1.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在宏观经济学中，增长是一个长周期的问题，技术进步将导致总供给发生变化，它将在长期影响社会的进步，进而推动经济周期的循环。长周期的典型代表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也叫“康波周期”。

 

2.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结构调整可能是供给因素，也可能是需求因素。如果收入水平上升，消费结构调整，就会引导供给结构做出相应调整。但如果供给结构调整受到阻碍而未能及时适应需求结果的变化，就可能会出现经济上的波动。

 

结构调整是一个中周期的因素，企业的积极作为是关键，而政府的职责主要是创造条件，缓解市场摩擦，帮助企业实现调整，而结构转化都需要时间。

 

3.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刺激政策通常是财政货币政策，是针对短期总需求的变化。如果财政货币政策的力度把握不好，很可能会带来短期的总需求波动加剧的局面，导致刺激政策效果消失后，供需矛盾会进一步加大。尤其是如果刺激政策过于借助于扩大投资需求，而投资会在下一期扩大总供给能力。

 

有时几个周期会交织在一起。所以从理论角度要找到周期的规律，但是对应到现实的指导中是比较困难的。当短周期、中周期和长周期的问题集中到了一起，形成“三期”叠加，这将对政策制度和实施带来很大的挑战，自然也对政策决策者提出很高的理论把握和决策艺术的要求。

 

黄少卿特别指出，科技创新对中国未来发展和经济周期的影响。“康波周期”通常与技术革命密切相关，新技术的发展是推动“康波周期”的关键动力。

 

 

黄少卿指出，在技术追赶阶段，中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通过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引进和吸收，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本国资源禀赋进行适应性创新，实现了科技水平的快速提升。然而，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到来，全球颠覆性技术创新方兴未艾，中国经济发展也进入到必须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加快实现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新阶段。

 

首先，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涌现的突破性科学理论和颠覆性技术正推动技术经济范式的变革，为中国实现科技自强自立提供了重大战略机遇。由此带来的技术经济范式变革将从根本上对传统技术和产业进行“创造性破坏”，这即使中国和技术前沿国家在传统领域的技术差距重要性减弱，又使部分企业、产业和技术前沿国家站在新起跑线上开展全新竞争。

 

其次，发达国家利用其基础科学研究的优势积极布局前沿科技领域，并取得众多颠覆性技术创新成果，为中国抢占前沿科技制高点带来巨大挑战。颠覆性技术的产生通常源于基础科学理论的突破，相比于发达国家持续加大投入的局面，中国基础研究能力相对薄弱。国家若不采取切实措施改善基础研究，极有可能面临与发达国家科技的差距在新赛道上仍持续扩大的严峻形势。

 

最后，中国技术追赶模式到一定阶段必然会进入到收益递减阶段，不但学习的难度会加大，导致技术学习吸收成效下降，而且会引起技术领先国的警觉，从而采取控制技术溢出的措施。这些方面都要求中国亟待转变到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发展模式上。

 

以往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增加劳动力和设备等物质资本，技术进步则主要依靠后发优势的发挥，未来中国要维持经济增长保持在较高水平，一方面需要创造可以继续利用后发优势的国内国际有利环境；另一方面则势必要像发达国家那样，依靠改进人力资本和强化原始创新来实现技术进步。

 

 

技术因素。黄少卿指出，中国目前正处于技术追赶阶段，创新能力还比较薄弱，因而需要构建功能性产业政策体系，正视颠覆性创新时代技术创新的路线和前景不确定的特性。不能单纯由政府来选择产业和技术，一旦选错技术路线，便会导致潜在的巨大损失。在这方面，上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在高清晰电视领域选择模拟技术和1990年代美国政府遴选关键技术项目上都有不成功的案例，甚至失败的深刻教训。

其中，政府尤其要重视中小企业的作用，只有发展足够多的中小企业，鼓励多样化技术开发路线的市场化竞争，才可能在全球竞争中占据先机。

 

改革因素。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从1990年前后的停滞局面，猛增至百分之四十以上。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又迎来了一波改革周期。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中国要废除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制度，这也给中国带来了新一轮的投资热潮。未来，需要改革的地方还非常多，包括户籍制度改革、要素市场改革，尤其是金融体制改革以及国有企业改革。

 

改革将创造更加完善的市场体制，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减少市场摩擦，降低资源误配程度，从而提升资本的回报率。当资本回报率提升时，民营企业的活力才能得到迸发，才愿意进行物质资本和技术开发的投资，中国经济才更有可能走出当前的低迷局面。

 

人口因素。人口结构会对总需求和总供给都产生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会改变以往劳动力无限供给之下的投资模式。投资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资本回报率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劳动力供给持续增长的情形下，单位资本能够雇佣到更多劳动力，单位资本的产出会增加，资本回报率会提升，从而鼓励企业投资，这正是人口红利的“秘密”所在。

 

从绝对量来讲，中国已经来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退休人员大体平衡的阶段，事实上退出已略多于进入。劳动力对总供给的促进作用已经难以为继，人口红利消失已不可避免。

 

随着中国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从东亚其他国家经验来看，总储蓄率下降将难以避免，因此，资本积累的作用也会减弱。如果劳动力和资本两个力量不能够持续发挥作用，那么，效率因素就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未来唯一可以倚重的马车。

 

新基建因素。黄少卿认为，当前总量意义上中国基础设施的短缺程度大大下降，甚至可能已经出现基础设施资本边际产出低于私人性生产设施资本边际产出的情形，换言之，可能存在总量上基础设施相对过剩现象。因此，下一步的基础设施投资关键是进行结构上的优化。

 

从结构上看，随着经济发展到新阶段，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新要求，有的基础设施还有短缺，比如环境类基础设施；近年来受到重视的新型基础设施，包括工业互联网、5G、基础数据库等等。因此，当前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需要解决的主要是结构性短缺和结构优化问题。

 

黄少卿建议，国家从事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应该与私人性生产投资齐头并进，否则容易导致基础设施资本和企业生产性资本之间的误配现象。因为过度的基础设施投资不但带来基础设施资本回报率的下降，而且会提高企业的融资成本，极大地挤出企业部门的投资。当前，新型基础设施投资不但面临着技术路线方向不明、投资风险巨大的问题，而且未必有很大的紧迫性。考虑到当前地方财政的紧张局面，各级政府更应该把钱用在舒缓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贫困家庭生活困难、改进教育和科学投入等更紧迫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