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平台经济迅速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在互联网时代，各“互联网巨头”几乎成为互联网领域的耀眼明星，也将影响力扩散到国际。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平台积累了雄厚的资本，掌握着海量数据和极高的市场集中度，主导着创新进程，但是也存在垄断、不正当竞争、遏制中小发展、侵害消费者、损害公共利益等乱象。2021年2月7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印发了《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下称《指南》），针对互联网平台经济领域垄断的利剑正式举起。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原副校长）、原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于立指出，在经济概念当中，“数字经济”的提法要优于互联网经济、网络经济、平台经济等，而“平台集团”更是反垄断中应当重点关注的概念。

 

因为“平台集团”是数字经济反垄断绕不过的难题，其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深深影响着反垄断的实施。其中，为了破解反垄断难题，于立还特别提出了E-B-C（Entity-Business-Conduct paradiym)范式在平台集团反垄断中的应用。

 

 

而在于立眼里，要讨论互联网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首先要定义的应当是主体，但看似独立分明的互联网平台背后也可能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关联，给反垄断的定义和执行带来困扰。

 

也正是因此，于立提出了“平台集团”的概念，并将此作为讨论反垄断的重要一环。

 

据介绍，与大家熟知的企业集团类似，平台集团必然由多个平台共同组成，但平台集团也不是1+1那么简单的算数相加——集团内部的平台之间有乘法关系、包含关系、交叉关系、互相依赖关系，也可能是竞争关系——互联网巨头多是非常复杂的盘杂交错的糅合。

 

于立认为，如果某个单一互联网平台存在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垄断行为，反垄断执行过程会比较简单.但如果是平台集团就会有诸多麻烦，要进行反垄断执法，按照实体定义，就要对其进行分解，分解到单一实体的范围，这里面就有很多工作要做。
 

显而易见，当前市场提到的“互联网巨头”，几乎都是由多个平台共同组成的平台集团，而这些规模更大、能量更强的平台集团的监管，更是反垄断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那么，在反垄断执法过程中，平台集团的垄断责任要如何压实？于立认为，解析平台集团可以从“加总”或“分解”正反两个视角。就反垄断中“单一实体”原则而言，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进行分析：

 

纵向来看，平台集团与旗下平台之间的关系是母子平台关系还是总分平台关系？又或者是两者结合的“树杈式”关系？其中是否存在独立平台或独立平台群？是否为单独上市平台？

 

横向来看，平台集团内部是否存在交叉补贴？对外跨界扩张时，有没有利用某一市场或某一平台的市场支配势力扩展到另一个市场，协助另一个平台？

 

于立指出，平台集团的基本特征是“一个集团、多个平台、多个市场”，同一个平台集团可以有多个平台实体，甚至多达十个、几十个，它们又分别介入多个业务市场，并且和数字经济有关系。因此，平台集团可以由无数个平台经营者组成，但不同平台经营者之间商业模式和经营行为各异，需要具体分析。

 

“所以，笼统地说哪个平台经营者如何涉嫌垄断，就对整个平台集团进行执法，那都是不准确的。”于立总结道。

 

 

平台集团的复杂性不止于此，因为其规模与边界总是变化且模糊的，这也给反垄断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可以想象，如果说平台集团外部是纯市场关系，同时单个平台内部是纯行政关系，那么集团内部的平台之间，则既有行政协调关系，又有市场交易关系。在正常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平台集团会自动追求最优规模。如果平台集团规模过小难则以实现“一体化经济”，规模过大又难以实现“专业化经济”，只能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不断变化调整。

 

用经济学术语说，只有当集团内部的边际协调成本等于边际交易成本时，平台集团才能实现最优规模和最优边界。这背后的原因是规模经济性、范围经济性和网络经济性。但这样一来，反垄断机构就必然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伴随规模经济的“赢者通吃”与垄断弊端并存的“两难抉择”。

 

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条件下，既要允许平台集团实现最优规模和边界，又要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对平台集团如何审慎执法和司法，也就成了反垄断的世界性难题，于立指出。

 

就此，于立研究并提出了E-B-C范式，作为对平台（互联网平台或数字平台），尤其是对平台集团反垄断执法、司法的一种“三步走”分析思路和方法。

 

根据E-B-C范式，第一步，要先落脚于企业实体，对于平台或者平台集团，都要先分析其组织形式、组织关系，确定单一企业实体或者整个集团何者适用于《反垄断法》及《指南》。先按照单一实体将平台集团进行分解，然后进行责任承担。在单一实体承担责任的同时，还要分析研究其内部结构（如VIE架构等），进而落实责任人。

 

第二步，则要看业务类型，判断该业务类型是否与平台性质相对应。可能有的业务类型不是数字经济，还要进行相关市场理念的更新、界定。其中，特别要提到的就是进行分类施策原则，按基础设施平台、广告主导平台和一般应用平台，区别对待，分类适用。对基础设施平台应多予以支持鼓励，对一般应用应多包容审慎，只有广告主导平台才是反垄断执法重点领域。

 

第三步，考量经营行为是否需要豁免，这就涉及调查举证责任，垄断行为判定等，尤其是在EDA软件、算法垄断、数据垄断等新兴涉嫌垄断行为的判定，也有赖于反垄断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而在处罚方面，集团的行为和单个经营者的行为和计算口径是大不相同的，所以判断垄断行为，还要研究处罚结构，而不是单一罚款或单一赔偿等等。不少涉嫌垄断违法行为身后都附加了赦免条款（正当理由），这不仅给垄断行为的判定留下了一片模糊地带，也给企业可能涉嫌垄断的竞争行为带来了斡旋的空间。

 

 

平台集团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复杂难题，E-B-C范式也只是提供一个平台集团反垄断的分析思路和方法。放眼市场监管，中国互联网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还存在不少法理概念需要澄清，执法程序、判定标准需要科学理性，执法与司法互补机制也有待完善。

 

于立认为，目前社会对《反垄断法》还存在一些误解。一方面，这些反垄断工作涉及到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不是简单的一个指南、一个条规、一项案例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另一方面，民众希望通过反垄断法解决行政垄断，这是不现实的，那是需要通过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才能解决的，当下的可行途径是通过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一些企业比如实体书店，希望通过反垄断法要求其他竞争对手电商不降价，这种说法本身就涉嫌违法；还有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反垄断法保增长，那是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作用。竞争政策见效慢、作用长，不适用解决经济过冷过热的问题。”于立表示。

 

但与此同时，数字平台的竞争政策和反垄断必须分类施策，由行业导向型向市场导向型分类，由行业监管向重市场监管，行政执法与法院司法必须衔接互补。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指南》的出台确实为预防和制止平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给予了有力的法律支持，但也要注意和避免企业以反垄断诉求之名达到过反竞争之实。

 

需知，从中国《反垄断法》出台，乃至世界各国的反垄断实践当中，都存在着许多“反垄断悖论”的争议，例如“竞争者举报悖论”——同行越举报，说明越竞争；“共用品悖论”——共用品无垄断，有垄断的就不是共用品；“自然垄断悖论”——自然垄断无需限制市场准入，需要限制准入的不可能是自然垄断；“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转化悖论”——产业政策有效的前提是选择竞争性较强的行业并实施普惠，而做到了这两点就变成了竞争政策……

 

毕竟，反垄断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市场公平竞争，促进经济规范、有序、创新、健康地发展。那么，什么样的行为才算垄断，什么样的行为才会抑制竞争，什么情况下同样的行为又可能在抑制竞争和促进竞争之间徘徊转化……都值得细细推敲、字字斟酌。反垄断工作专业性很强，不应炒作成大众话题。

 

“总之，《反垄断法》实施不是‘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反垄断也不是筐，有些不是反垄断问题，不能往里装，必须小心行政执法最后引起的行政诉讼。”还应该探讨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的专业化、专职化，另外在司法系统设立反垄断法院的可行性。于立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