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主办的全球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日本宣布大幅提高本国中期减排目标，这一决策与当年京都会议时日本更改减排承诺相似，可以看作历史的重演，或者说可能重蹈覆辙。

日本的新减排承诺，给核电领域带来不小的压力，在能源结构限制下，日本必须加快在福岛事故后停止待审的反应堆的重启步伐，以满足减排需要，但这一决定不仅改变了此前能源战略的“限核”原则，也在国内舆论和政治博弈上都受到不小的抵制，处于两难困境。

减排目标的大跃进带来的压力也可以转化为发展的动力，尤其是对于新能源、脱碳技术相关行业，可能会带来一轮新的技术革新大潮，引领绿色产业繁荣发展。

中日两国在气候问题与减排方面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和广阔的合作空间，如何利用新减排承诺的契机，移除技术、贸易壁垒，推进中日两国政府和企业在相关领域的技术与商业合作是需要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4月下旬，在美国主办的全球领导人气候峰会上，首相菅义伟宣布了日本新的减排目标为“2050年实现碳中和，为此争取实现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水平较2013年度削减46%”。此前，日本坚持的减排目标源于实施《巴黎协定》所提出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DC），承诺“2030年排放量较2013年减少26%”，两相对比，本次气候峰会上提出的新中期目标是一个明显的“大跃进”。

环境外交的政治任务

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会议（COP3）在日本京都举行。会议东道国的身份是日本积极争取而来的，其主要考虑是在该次会议上一旦各主要缔约方能够宣布明确的减排承诺并通过第一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条约，将极大有利于日本塑造国际事务领导者的形象。

为此，实际减排空间有限的日本在会议初期拿出了一个相对激进的提案：《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间（2008～2012年度），日本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准上平均减少5%。在日本政府内部的讨论中，对于设置减排目标的争议并不小，熟悉国内能源和产业状况的通产省认为应该提出一个相对稳妥和保守的限度，但外务省则坚持，为了在谈判中留住反对设立具体减排目标的美国，并且尽到与欧盟比肩的责任，日本的底线不能低于5%。结果是，基于外交和政治的考虑在决策过程中占了上风。

然而日本设定的这一目标并没有让当时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满意，率领代表团参会的美国副总统戈尔直言：美国承诺的减排目标是7%，京都会议若想成功，日本原定的5%是不可接受的，必须提高。在美国的直接压力下，桥本龙太郎内阁决定将5%目标提高至6%。

此后，争当国际气候行动领导者并顺从美国压力的日本在实践《京都议定书》承诺上吃了大亏。

2002年国会批准议定书时，日本环境省的官员就明确表示，减排6%根本就是无法完成的任务。第一承诺期间的5年里，日本平均排放量达到12.7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不仅没减排，较1990年基准12.61亿吨反而有所增加，尤其是2011年大地震后，由于大规模停用核电、改用火电，2012年的排放量更是达到12.43亿吨，为了兑现承诺，日本不得不向其他国家购买大量的碳信用额，付出超过1万亿日元。

曾大力劝说日本提高承诺目标的美国方面，在会议结束后便将象征性签署的议定书束之高阁，克林顿任期内没有向国会提交审议，小布什上台后更表示根本不会向国会提交《京都议定书》或者其他类似的气候协议。美国出尔反尔，让日本与之联手主导国际气候事务的愿望落空，美国的缺席更给《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带来麻烦，为满足缔约方排放量覆盖全球55%国家的生效条件，国际社会软硬兼施，说服了俄罗斯同意签约，才避免《京都议定书》胎死腹中。

至于欧盟，由于东欧新成员国的加入，大大降低了实现承诺（8%）的难度，实际上，在未计入碳汇（LULUCF）减排及国际信用的情况下，欧盟在第一承诺期总体减排已接近12%，不但超额完成目标，还通过碳交易获得了经济利益。

对比之下，有日本学者总结：“京都会议就是欧美针对日本的骗局”。此后日本的环境外交有偃旗息鼓的趋势，不愿再承担下一阶段的减排指标，在通过《巴黎协定》取代《京都议定书》过程中，表现也比较消极，在中美等主要国家完成批准手续、《巴黎协定》正式生效后，日本才完成国内批准程序。对于“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日本更是顶着国际社会广泛批评的压力，选择了2013年这一历史排放峰值（14.8亿吨）的年份作为基准，提出2030年前减排26%的中期目标，这一数字比较保守，但却是排除了外交野心的去政治化方案，经过各个部门2015～2020年的长期试算，证明是一个在财政预算、税收、金融体制和社会负担等各方面实现均衡、稳妥而切实可行的减排目标。

2021年，京都会议的历史重新上演。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马上签署了重返《巴黎协定》的总统令，这让日本政府看到一个可以联手美国，领导国际气候事务的机会，修改承诺、提高减排目标再次提上政府议程。

4月22日，在宣布新减排方案后的记者会上，针对46%减排目标的设置依据，在记者连续追问下，首相菅义伟顾左右而言他，没有正面回答。之后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接受电视采访时，更是给出了“冥冥之中一个声音”这样近乎玩笑的解释。

很明显，这一新目标并未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也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与1997年一样，这又是一个环境外交要完成的政治任务。菅义伟动身访美前，经产省、环境省、外务省等内阁相关部门就此进行了讨论并给出了不同方案，讨论出的方案，用经济产业大臣梶山弘志的话来总结：39%为上限，再提高就要看首相的“政治判断”了。

出于对经济不景气和企业负担的担忧，日本各界对新减排方案的质疑之声不断，然而，从“政治判断”和谈判策略角度看，恐怕日本政府还要继续提高减排的指标。6月份英国将主办七国集团首脑峰会，年底在苏格兰将举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次会议（COP26），有消息透露，英国和美国继续施压，要求日本在这两次会议上将减排目标升至50%。

核电的两难选择

目前日本各产业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发电所占比例最大，为37%，其次是工业（25%）和交通运输（17%）。无论日本新减排目标为46%还是50%或更高，电力部门脱碳是达标的大前提。在发电产业内部，2019年使用煤炭和液化天然气（LNG）等化石能源的火力发电占总发电量的76%，光伏和风力等可再生能源占18%，核电占6%，从构成上看，发电产业也最具减排空间。

在2020年12月日本政府“成长战略会议”中提出的《2050年碳中和与绿色成长战略》（以下略称《绿色成长战略》）中，日本的核能发展原则为“尽可能减少对核能的依赖、尽力挖掘目前核能利用空间”。不过，要实现减排目标的大跃进，这一原则就难以适用了。经产省初步计算，根据新的减排目标，2030年发电产业内化石能源占比应降到四成以下，非化石能源占比六成以上，考虑到光伏发电所需的场地面积已经不足、海上风电发展又受制于技术和自然条件而无法在短期内有所突破，对核能的依赖不但不能减少，反而要作为“能源基本计划”的重点，占比由目前的6%提高至20%左右。

2010年，日本可运行商用核电站有54座，能源可用系数（核电站可用来全功率发电的时间所占百分比）70%左右，年发电量占比29.2%，2011年，受东日本大地震影响，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因事故停机，同类型（沸水堆）其它反应堆也陆续停机检查，2013年末至2015年初，全部核电站停机，接受新规制基准的合规审查。目前，日本可运行商用核电站有33座，总装机容量3.3万兆瓦，列中国之后，排名世界第4位，在建3座（审查中2座），装机容量4140兆瓦。但通过新规制基准审查、实际运行的只有9座，均为不同于福岛事故机型的压水堆，能源可用系数仅为20.6%，2019年发电量638亿千瓦时。
 

新的减排目标要求2030年实现核能发电量占比20%，发电量需要达到2100亿千瓦时左右，这意味着现有核电站可用系数提升至75～80%以上，为此首要任务是在确保符合新规制基准的前提下，加快停机反应堆的审查和重启步伐，并且解决超期服役（40年以上）反应堆的延期使用问题。

重启核电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成本。按经产省的计算，目前待审的13个核电站27座反应堆重启所需的追加安全对策费用平均为每座1204亿日元，应对事故导致的退役、赔偿、除污等对应准备金9.1万亿日元。受福岛核事故影响，近几年来核电站新建核废料“临时存储”场所普遍受到了所在地政府和居民的抵制和反对，核废料处理成本也逐年增加。此外，日本现有反应堆平均服役年限超过了29年，按40+20的工作年限标准，重启10年后多数核电站要面临退役问题，无论是“废炉”退役还是更换设备以延期服役，都需要不小的费用。这些额外费用让重启核电在成本上失去优势。

新规制基准审查仍未能消除安全隐患，重启工作备受质疑。2020年1月，获准重启的四国电力伊方核电站3号堆在例行检修期间，不到20天时间连续出现燃料组件落下报警（误报）、设备故障导致输电中断等事故，尤为严重的是在吊起反应堆顶部时，错误操作导致一根调整热输出的控制棒同时拔起，尽管有工作人员及时发现并通报，复位控制棒仍用了7个小时，而在吊起作业过程中，监视控制棒与驱动轴之间切离状态的重量感知器并未发生作用。2020年3月，东京电力柏崎刈羽核电站曝出保安机制漏洞：部分监控设备损坏，无法检测侵入行为，之后在详细安全检查过程中又发现有工作人员违规使用同事ID卡进入中央控制室的情况，更严重的是这并非个例，2015年就发生过类似事件。

柏崎刈羽核电站正在进行新规制基准审查，伊方3号堆已经在2016年通过审查重启发电。这两个核电站的例子说明新规制基准及审查未能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尤其是人员的安全意识、体制与管理方面仍存在漏洞。

究其原因，与长期以来日本在原子能领域相关的教育、研究的衰落不无关系。文部科学省统计，1984年日本有13所大学设置原子能相关专业和研究方向21种，其中本科10个（学科）及博、硕士研究生11个（专攻），入学总人数超过500人。到了2015年，本科教育只剩下东海大学的原子力工学专业、东京都市大学的原子力安全工学专业和福井工业大学的原子力技术应用工学专业，研究生阶段也减少到9所大学（研究方向），入学人数不足300。2013年大学相关专业教师345人，相较10年前减少了近100人。

1999年东海核事故调查发现，有员工连临界事故的概念都不清楚，2020年柏崎刈羽核电站违规用卡时系统曾有入侵报警，但工作人员并未在意。专业人才的欠缺带来的软件问题，相较于安全设备、设施的硬件安全隐患，对核电站重启运营带来的威胁要来得更大。

能源结构特征决定了日本脱离核电是不现实的。但是从长期看，日本最佳的选择并非是重启，而是新建。那些因选址和设计缺陷而安全隐患众多的一代、二代反应堆，与其带病运行，不如全部退役，择址新建经济性、安全性和可靠性更高的新一代反应堆。

在新型反应堆的研发上日本其实并不落后。早在1998年，日本原子能研究所（JAERI）在茨城的四代高温气冷试验堆（HTTR）就实现了临界，相比前几代反应堆，该试验堆具有四大特点：一是安全，反应堆使用氦而不是水作为冷却剂，不会产生氢气而有爆炸风险；紧急状态下无须应急冷却就能自然停止反应并实现自然散热，不会发生堆芯融毁。二是经济，除自身的高温高效率外，高温气冷堆具有模块化特点，设备数量相对较少，运营维护费用也更低，根据日本原子能机构估算，高温气冷堆发电单价相对三代轻水堆降低20%以上。三是产生的乏燃料数量仅为以往的四分之一。四是模块化的设计也有利于核心区的隔离，从而符合防恐等安保需求。

2003年，茨城试验堆出口温度达到950°C，为世界首次，2010年又创造了连续50天高温运转的纪录，在这样的运行条件下，高温气冷堆除了发电，又具备热分解水制造氢气的能力，2019年，试验堆成功完成每小时20升、连续150小时制氢试验。

既能提供清洁电力，又能制造清洁能源，意识到高温气冷堆优势的日本政府，在《绿色成长战略》中，将其与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和核聚变并列，作为未来核能电力技术发展的三大方向之一。

但是高温气冷堆在日本的实证化和商业化却踟蹰不前。主要原因在于福岛核事故带来的教训以及此后核电站连续的安全“不祥事”所造成的影响，日本反对核电的声音越来越大，除了民间团体的不断抗议或提起诉讼外，2018年，4个在野党与一些无党派议员共同提出“无核电基本法案”，该提案虽然在执政党自民党的阻挠下一直未能在国会审议，但政界对“废核”的认同越来越广泛，就连不少自民党议员也是这一提案的支持者。这样的环境下，无论对于电力公司还是地方自治体来说，新建核电站的困难、成本与风险，都要高于重启原有的反应堆。高温气冷堆在技术成熟后，只能选择“出海”，与波兰、英国等国家合作，进行下一步的实用堆研究。

减排目标的大跃进，有必要提升核电占比，而在缺乏国内信任的形势下，新一代核电技术无论多么先进和安全，都很难落地实现商用，电力公司和政客们从成本与风险出发，将希望寄于改造和重启现有反应堆，但重启后频繁的事故与事故征兆又不断销蚀民众对核电的信心。优秀的技术由于反对而不能应用，退而求其次的方案又会招致更多的反对声音，解决这种困境需要改革的决心和敢于承担责任的勇气，但这正是日本政府欠缺的特质。

绿色产业的光明前景

挑战带来机遇，为了实现减排中长期目标，《绿色成长战略》针对14个产业部门，从预算、税收、金融、制度改革和标准化、国际合作等方面提出了一整套扶持方案，以推动技术创新与应用。如今，随着减排目标的跃进性提升，日本政府势必进一步加大政策激励的力度，加上未来市场对相关技术和产品需求，加上日本领先的科技研发能力，可能会带来一轮新的技术革新大潮，引领绿色产业繁荣发展。

《绿色成长战略》的政策激励包括：预算方面，在未来10年间建立总值2万亿日元的绿色创新基金，以此吸引15万亿日元以上的民间企业研究开发与设备投资，推动新型蓄电池、海上风力、新型太阳能电池、氢能、碳回收等领域的创新与技术应用。税收方面，用10%减税或50%退税的措施，鼓励企业在引进脱碳设备和研发脱碳技术方面的投资。金融方面，为脱碳技术研发企业相关贷款提供利息补贴，规模在3年间1万亿日元贷款水平，并且以日本政策投资银行（DBJ）为平台，针对海上风电等高风险行业建立投资促进基金，同时，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的责任投资上，与民间金融机构紧密合作，打造金融资本市场的优良环境以促进相关行业的投资机会。体制改革与标准化方面，是根据创新与发展的需要，对现存的国内碳交易、碳税等机制进行规则整备、制度更新和内容扩充。国际上，则协助企业扩大海外市场，提高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并积极与各国展开技术合作，参与国际标准和规则的制定。

日本政府的绿色战略总动员，瞄准能源、运输与制造、家庭与办公三大部门中最“期待成长”的14个行业领域，为此制订了3个时期的技术攻关重点和发展目标，见下图。
 

简单地说，《绿色成长战略》关注的是减排重点行业领域的“新材料”与“新能源”，以及制造这些新材料与新能源的“新技术”。涉及这三个“新”方面，日本的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的生产与研发能力，都属于世界前列。

新材料包括新型工程塑料、新型纤维材料、树脂材料或者混合型材料，它们或是由于物理性能优秀（轻、薄、高强度、高韧性）而用于电动车、飞机、船舶本体或部件制造的材料而达到减轻重量、提高性能的目的，或是由于电气性能优秀而用于尖端半导体的基体材料，或是由于来源于非化石成份而成为化石原料的替代品。

新材料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由日本最早开发出来的纤维素纳米纤维（CNF)，这是一种将木等植物纤维在原料纸浆中通过催化剂分解成纳米级别的纤维材料，其比重只有钢的5分之1,但强度是钢的5倍，加之低热膨胀性、高透光性、可降解性甚至可食用性等特点，CNF可以广泛应用于机动车内饰和零部件制造、建筑、化妆品和卫生用品乃至食品等多个领域。由于CNF来源于木、竹或其他植物纤维，与来源于石油的碳纤维相比，在减排方面更具优势。

CNF的主要生产商集中在造纸领域，比如拥有世界最大CNF生产线（年产500吨CNF）的日本制纸和产品种类最多的大王制纸。大王制纸的CNF产品ELLEX-M在应用于乒乓球拍后，性能相较于传统的碳纤维材料提高了40%，较此前力学性能最高的PBO纤维提高15%。2018年开始，日本Samurai Speed车队开始与大王制纸合作讨论CNF用于提高赛车性能，2020年，该车队参加美国派克峰国际爬山赛的电动车车身整体及中控面板均采用ELLEX-M材料。日本制纸则在2021年宣布进行CNF制造高性能蓄电池的实用研发，这是世界上首款以木浆为原材料的蓄电池，其能量密度为500瓦时/公斤，约为锂离子电池的2.5倍，它不依赖稀有金属，也不需要电解液，从成本、减排和废弃处理角度都大大优越于传统的锂电池。

还有一种新材料叫液晶高分子聚合物（LCP），美国和日本公司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投产LCP产品，近年，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和人们对气候问题的关心，LCP材料的优异介电性能、物理性能、力学性能和耐热性能得以在更尖端的技术层面得以发挥，在汽车工业、航空航天、5G通信中，LCP是制造高端电子元件、精密元件的绝佳材料。世界LCP的主要产能集中于日本，排名第一的大赛璐（Daicel）占世界四成份额，排名第二的也是日本公司住友化学。

在《绿色成长战略》中，新能源主要指的是发展氢气、氨气等作为机动车和发电的替代燃料，探索清洁、可再生能源在日本产业与日常生活环境的应用。

日本是新能源领域的世界先行者，目前燃料电池等相关技术的专利数量排名世界第一，并远远高于位列其后的韩、美、德等国。2020年，丰田的氢燃料电池车MIRAI推出了第二代车型，装载5.6公斤液氢行驶距离约850公里，较一代车燃费性能提高10%，更关键的是，二代车型使用的燃料电池能量密度达到5.4千瓦/升，重量24升/24公斤，较第一代电池3.5千瓦/升、33升/41公斤的水平有了大幅提升，同时成本降低50%以上。

2021年初，丰田与日本石油公司引能仕（ENEOS）合作，在日本静冈县的试验型都市Woven City进行氢能源应用的开发，包括加氢站和电解制氢工厂的建设、氢燃料发电厂、物流车辆全燃料电池化和都市中其他与氢供给有关的尖端技术研究。三菱重工与德国合作的氢替代燃料发电项目计划在2025年之前完成大型燃气轮机30%混烧发电的商用化以及全氢燃料发电的试验运行。2020年9月，三菱重工与日立制作所签订转让协议，日立转让其在三菱电力中35%的股份，从而三菱电力成为三菱重工的全资子公司。在火电脱碳方面，三菱电力的优势是拥有从设计开发到氢气制造、运输再到大、中、小型燃气轮机试验设备一整套的设备和管理体制，三菱重工此举目的，就是在能源脱碳领域加快发展步伐，在能源转换时代占据一席之地。

新技术一方面指的是制造上述新材料、新能源的生产技术，以及利用这些新材料、新能源的应用技术；另一方面，日本将碳回收作为单独一个产业分野，将炭回收技术视为2050年远景发展目标的重要一环。

日本着力研究的碳回收技术有两种，一种是碳捕集与封存（CCS)或利用与封存（CCUS），2020年末已经完成30万吨的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试验，其长期效果正在评估之中。第二种是空气直接捕获（DAC），2021年5月，日本政府宣布将设立2万亿日元的基金，对DAC相关技术开发提供支援。

CCS是收集工厂中产生的二氧化碳，运输至储存地点并封存起来，使其隔绝空气。2012年前后，日本经产省联合新能源及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NEDO）、日本CCS调查株式会社（JCCS），在北海道苫小牧首次组织试验项目，将出光（Idemitsu）炼油所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收集至邻近的CCS实证实验中心加以分离、回收、压缩至专用设备，之后将压缩的二氧化碳通过压入井注入深度1000米～3000米不等的地层中。在经历2018年胆振地震后，进行的监控观测及海洋环境调查结果显示，压入地层封存的方式非常安全，未发现有来源于地层的二氧化碳泄漏。下一步的推进目标是在2030年前实现CCS的商用化，包括：在苫小牧CCS试验项目的基础上，探索CCUS，达到碳捕集的资源化；进行二氧化碳船运试验；探讨相关法律的制订与事业环境的整备；推进国际合作。

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二氧化碳搜集、利用与封存（CCUS）项目是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Petra Nova煤电来源二氧化碳回收工厂，项目由美国NRG能源（NRG Energy）和日本JX石油开发共同投资，三菱重工提供技术，将附近煤电站排出废气中的二氧化碳利用液胺吸收的方式进行回收，效率9成以上，再通过加热提纯，将纯度99.9%的二氧化碳压入130公里外老化油田的油井地下，提高原油采收率，实现CCUS。该项目投入使用后，年间二氧化碳回收量达到160万吨 ，但由于回收成本较高（每吨5000～6000日元左右）、原油价格下跌等原因，项目运行1年后便宣布停止运行。替代方案的研究项目是NEDO与川崎重工在关西电力舞鹤发电站的“固体吸收法”CCUS，用胺涂层陶瓷微粒代替胺液作为吸收材质，理论上回收成本可降低至每吨2000日元以下，这一项目预计2022年开始试运行。

DAC是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直接捕获，通过将其冷却制成干冰的“深冷法”，或者通过化学物质吸附、分离后，加热或减压回收的“化学吸附法”，再或通过离子交换膜分离二氧化碳的“膜分离法”等方法将二氧化碳分离与回收，此后采用CCS、CCUS类似的封存或再利用方式。DAC项目的目标是2030年前实用化，2050年前普及。尽管该项目目前尚处于前期阶段，用项目负责人山田宏之的话说，“将要进行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困难的项目”，但此前日本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已经针对相关技术展开攻关并取得了进展，比如九州大学的34纳米高分子膜分离二氧化碳技术等。

此外，直接依靠光触媒分解空气中二氧化碳的技术研发也取得了进展。5月13日名古屋工业大学发布的消息称，他们开发的光触媒技术能有效利用可见光来分解二氧化碳，其方法是将碘酸银（AgIO3）与碘化银（AgI）相结合，附着于单壁碳纳米管材料作为光触媒，在模拟光照条件下，二氧化碳分解还原的效率达到0.18μmol/(g·h) ，并在72小时内性能无明显下降。

日本政府在气候峰会宣布新的减排目标后，与节能、脱碳相关技术研发有关的话题迅速升温，一些行业利好消息也纷至沓来，比如经产省2021年度预算增加了针对中小企业能源利用优化的支援内容，召开的机动车行业听证会讨论了减免电动车高速通行费、停车费的优惠提议，5月20日召开的七国集团（G7）气候和环境部长级会议确定了2021年末中止煤电建设的政府投资。在减排目标的压力下，技术创新可能会带领绿色产业进入一个光明而繁荣的未来。

减排合作与商机

气候峰会刚刚结束，便传出美国通用加入日本海洋风电计划的消息，其投入建设的抗台风型海洋风机计划在2022～2024年间运转发电。又有消息称，英国洋流发电企业将与九州电力合作，在长崎县五岛市进行洋流发电的验证性项目。在减排目标设置上，美国和英国都给了日本不小的压力，两国频繁敦促日本的目的恐怕不单纯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人类理想，还有商业利益上的考虑，着眼未来庞大的低碳清洁技术产品和市场。

如何利用日本新减排承诺契机，推进中日两国政府和企业在相关领域的技术与商业合作也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作为当前世界第一排放大国，中国同样面临着减排方面的国际压力，从减排手段上看，相对于英、法等其他发达国家，日本与中国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

中日两国目前煤电装机容量占总装机容量比重都比较大，分别为五成和三成左右，在能源结构成功转型前，发展CCS或CCUS技术，达到节能减排目标对于两国都具有特殊意义。过去中日两国政府和企业间在气候变化对策上有着长年丰富的合作经验，日本对中国的政府开发援助有3分之1经费用在了环保领域，日本政府和企业也积极参与中国多个燃煤发电供热和炼钢等项目的减排改造。在CCS或CCUS技术推进电力部门的脱碳化方面，两国虽然都着力于国际合作，但两国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力量则稍显不足，层次也不够深入。

在纤维素纳米纤维等新材料研发、氢能利用和动力电池技术等领域，中日之间的合作空间与潜力也都很大。日本有雄厚的研发基础和技术实力，中国则有后发优势，不但科研人才数量世界第一，在研发经费投入上也已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在科研设备与实验装置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个别领域毫不逊色于欧美和日本。上文提到的纤维素纳米纤维，日本有量产、制造和催化技术的优势，中国在科研上并不落后，成果排名世界第一。

氢能也是两国新能源战略的重要关注点。在国务院2020年12月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中提到：“应加速发展绿氢制取、储运和应用等氢能产业链技术装备，促进氢能燃料电池技术链、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链发展”。日本早在2017年便将氢能利用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是全球首个制定出“氢社会”（水素社会）发展目标的国家。在氢和燃料电池领域，日本的专利数量排名世界第一，技术研发和应用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2021年促进氢能利用的财政预算中，经产省、环境省和国土交通省的补贴、支援费用接近800亿日元。

中日两国在氢能开发利用上的互补性非常强。日本受条件限制，本国氢气制造主要依赖化石能源和工业副产品，供应上无法实现自给自足，与世界氢产量第一的中国合作构建和完善氢能源供应链是日本政府实现“氢社会”战略的重要步骤之一。2020年11月，NEDO委托双日和Hrein两家公司，就“中国山东省使用LOHC技术建立氢供应链”的项目展开前期调研，旨在解决氢运输与存储的技术课题，以建立中国国内的氢能供应链，并将供应链延长至日本。依托两国在资源和技术上的优势互补，中日氢能源合作，前景非常广阔。

动力电池领域中日两国的合作渊源更深、更长久。日本的丰田、TDK、松下，中国的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公司不仅以合资的形式拓展两国在动力电池领域的研发、制造、贸易合作，而且合作的层次拓展到交叉技术许可的深度。除机动车外，未来在合作方向上，还有可能结合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利用，向家用储能等领域发展。

中日两国在减排上的合作有着不可估量的潜力与空间，与此同时制约合作的障碍也不少，比如技术出口限制、知识产权问题和国内法律规制等，都需要两国政府进一步探讨、磋商，在减排相关领域移除合作的技术和贸易壁垒，挖掘合作的潜力、拓展合作空间。无论从两国利益出发，还是从全球和全人类的利益考虑，中日之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都至关重要且前景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