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6年，我通过国务院研究室第617号《决策参考》、光明日报第58期《知识界动态清样》向中央建议，应当允许有稳定职业和收入的农民工及其子女转为城镇户口，并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体系。

在我看来，没有人口城镇化就不可能有农业现代化、市场化与规模化，也就不可能实现乡村振兴的突破。由于农户经营的分散性和农业生产的弱质性，与农民有关的服务内容必须依托小城镇才能完成。例如提供市场信息、销售农业生产资料、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农机具修理、农产品收购储运和加工等，都需要以小城镇为空间载体。

农业比重大，农村人口多，是基本国情。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型城镇化之路》中谈到，扩大国内需求，最大潜力在小城镇，小城镇人口安居乐业，农村经济社会大局才能稳固；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基础支撑在小城镇，小城镇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进城农民才能在二、三产业发展中提高工资性收入；保障和改善民生，重点难点在小城镇，小城镇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健全，调结构、促消费才有持久动力。

从目前各地的城镇化情况看，原动力基本上来源于工业发展的用地压力，以很便宜的价格买断农民的宅基地与承包地，达到“占补平衡”。 现在大家都意识到了，这种土地城镇化虽然拉动了经济增长数据，但大量农民进城却不能落户、农民工建设城市却不能享受城市福利，被严格的户籍制度隔离在城市之外。

按照国际惯例,户籍管理一般只具有民事登记和统计人口信息的功能,而我国的户籍制度却与就业、医疗、保险和教育等利益紧密挂钩,诸多的附加利益和户籍管理一起,形成了城乡人口等级分明的二元结构。在这种制度框架内，城市发展完全建立在农村作贡献、作牺牲的前提下，造成城乡经济发展、社会公共品供给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失衡。

从严格意义上说，作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部分，农民工实际上是属于城市边缘群体，他们是没有获得城市户口的农民，他们不被承认为工人，他们缺乏基本的劳动福利保障。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我多次呼吁，允许有稳定职业和收入的农民工及其子女首先实现人口城镇化，通俗说法就是农民变市民。包括农村人口转化为小城镇人口、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小城镇人口占农村人口比重逐渐提高这样一个动态过程。

我认为，人口城镇化有利于扩大国内需求，有利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积弊，有利于可持续增长与乡村振兴的双赢。要从根本上解决好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必须跳出“三农”抓“三农”。在推动人口城镇化过程中，是不是要解决好三个具体问题：

一是能不能进得去，这就需要赋予来自农业、农村的转移者小城镇居民的户口身份。

二是能不能进得起，这就需要对农民住房、宅基地和农村集体土地等财产权益进行规范确认，让进城农民能够以物化的形式带走。

三是能不能留得住，这就需要为进入小城镇的农民提供平等的居住和就业机会，让他们享受平等的失业保障制度、低保制度、教育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等公共保障制度，做好由土地保障向就业保障和社会保障的衔接,最终全面完成人口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