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农业问题不能局限在农业内部解决，农村问题不能局限在农村内部解决，农民问题不能局限在农民内部解决。读不懂农民、农业和农村，就读不懂中国。

我认为城镇化应该特指小城镇而非大中小城市，对城镇化的理解不能再次发生偏差。把小城镇作为城乡统筹的真正抓手，是根据我国国情所得出的一个逻辑结论，标志着更加清醒、更加务实的治国理念。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小城镇有着天然的直觉。小城镇事关社会公平正义，事关城乡统筹发展，事关国家可持续增长。这些年来，我对国家开发银行支持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中山市港口镇两岸四地现代农业合作示范区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抽样调查了浙江安吉、河南信阳等典型案例，较为注意有针对性地解决实际问题。

早在2006年，国务院研究室第617号《决策参考》、光明日报第58期《知识界动态清样》，分别向中央报告了我对优先发展小城镇的政策建议。2008年，我系统提出把优先发展小城镇上升为奥运后国家战略，通过增加有效供给统揽全局，扩大国内需求，实现我国经济的内生型可持续增长。2009年1月，新华社记者就小城镇拉动经济增长对我进行专题采访，并通过第189期《国内动态清样》向中央反映。

我注意到，对于我国到底要不要发展小城镇，怎样发展小城镇，始终存在着支持与反对的不同意见，争论至今仍在持续之中，称得上是几经波折。1953年确认“城市太大了不好，要多搞小城镇”；1980年定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1990年修改为“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和小城市”；2002年以后调整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这种不断变化的提法，使我们对小城镇发展的影响、地位、功能和作用等问题一直存有疑虑，认识和重视程度有分歧，导致政策资源和资金资源分散，形成不了有效合力。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国际上通行的“城镇化”概念，在我国被片面地理解为“城市化”，形成了搀杂很多水份的城市化率，加剧了很多城市与资源、环境和生态承载力之间的矛盾。

我认为有必要从概念上防止片面化和简单化，澄清对城镇化的模糊认识。分歧发生在三个方面：城镇化是否应当包括中小城市？是否应当主要指小城镇？如果主要指小城镇，是否应当包括建制乡镇、没有设乡镇建制的集镇？我的判断是，在规模、辐射范围、发育水平方面，建制乡镇与大中小城市、集镇之间有本质区别。从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层面看，小城镇不宜包括中小城市，也不宜包括集镇。

我所以要这样理解，是想表明小城镇的过渡性和发展的动态性。与农村相比，小城镇是大中小城市之尾，处在农村向城市转换的中间状态，是一种以非农人口和非农产业为主体组成的社区。与城市相比，小城镇是农村之首，在地域、人口、经济、文化、环境等方面密切联系着农村，对农村起着组织和领导作用，自然生态景观优于城市。以小城镇作为城乡统筹的真正抓手，能够起到纲举目张的统揽作用。

从统筹城乡关系看，小城镇是连接城乡、工农的纽带，是农村社会公共品的提供基地和服务载体。我在多个场合提到，抓住小城镇这个关节点，实际上就抓住了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现在，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越来越低，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从30%以上降到15%以下，并且继续下降。我认为，农民增收不可能通过传统农业本身解决。比较可行的做法，是在小城镇首先着手，建设农业生产企业化、农民生活现代化和农村生态自然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城镇化发展道路，是由本国特定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大的难点，但也正是希望所在。作为大中小城市与广大农村的结合部，小城镇是农业产业化的载体，是农民生产生活的家园，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