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的必由之路，是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疫情后的发展动力在哪里？我的看法是，过于依赖投资拉动的办法难以持续，仅仅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只能救一时之急，绝非治本之策；外部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长期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工业模式正在成为强弩之末。

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村是弱势地区，农民是弱势群体，这一点已被大家完全认同。小城镇是县域经济的增长点，是连接城乡、工农的基地。要解决农业问题，就要大力发展非农产业；要解决农村问题，就要促进小城镇发展；要解决农民问题，就要保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优先发展小城镇事关城乡统筹能否真正落实，事关我国经济能否具备内生的动力和基础。

我认为，乡村振兴要办的事情很多，但要分轻重缓急，既要讲量力而行又要讲尽力而为。小城镇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物质载体，是乡村振兴的示范点，是亿万农民安居乐业的家园，直接体现着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状况、农村面貌、农民生活乃至农村文明的总体水平。对于乡村振兴要以小城镇为重要抓手，并配套与之相关的整个宏观经济政策，到现在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中央早在1998年就提出“小城镇、大战略”，并在此后的历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以及有关农村工作的文件中，也反复提出要搞好小城镇建设。我抽样调查的浙江安吉、河南信阳等典型案例表明，以小城镇为单位集中整合政策措施，打捆使用惠农资金，不仅符合客观实际，形成乡村振兴的合力，而且具有纲举目张的战略意义。可以粗略地梳理出四个方面的推动作用：

一是有助于探索打破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逐步建立城乡统筹的公共财政、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城乡规划、基础设施等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二是有助于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逐步消除对农民进城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下新型的城乡关系；

三是有助于为农民创造条件立乡成才，特别是有利于在外务工、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回乡创业；

四是有助于加强基层政权建设，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管理好基层环卫、治安、精神文明等事务。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城市腿长、农村腿短”的现象十分严重。在大中小城市的建设水平并不比发达国家差，甚至还超过一些发达国家时，小城镇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51:1扩大到 3.23: 1，年均扩大0.16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农民生产性投入、很少获得社会福利补贴等因素，城乡差距实际达到5:1或 6:1以上。

以小城镇为重要抓手的乡村振兴，我有一个初步的预期目标，到2025年，70%的行政村和乡镇有上下水设施，污水处理达到国家三级排放标准；80%的行政村和乡镇面源污染、工业污染治理程度达到国家标准，解决饮水不安全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90%的行政村和乡镇道路达到国标规定的通达、硬化水平，实现太阳光电能源、风能、沼气等多种形式的生活能源基本自给。在具体实施步骤上，我建议2024年重点抓1%的小城镇（约400个乡镇）进行试点，适时推广试点典型经验和做法，2025年全面启动。

我希望小城镇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小城镇在发展方向上是不是应当发生这样三个变化：一是工作方法的重大变化，从传统的农业角度讲小城镇发展，推进到从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角度讲小城镇发展；二是国家支持方式的重大变化，除了保证已有的惠农、利农、助农的各项政策不会改变以外，国家财政支出的增量部分更加相对集中地关注小城镇发展；三是各级政府重视程度的重大变化，从以往的地方推动向中央推动转变，小城镇发展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