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转型涉及到我们怎么平衡低碳绿色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社会可增收的转型负担，这里面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中金公司研究部和中金研究院在过去几年在绿色转型和相关的技术进步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我组织了两本书一个是《碳中和经济学》里提出一个概念叫做绿色溢价，就是新能源或者清洁能源的使用成本和传统的化石能源的使用成本之差。绿色转型就要求我们把绿色能源或者新能源的价格降到低于化石能源的使用价格。

降低绿色溢价有两个方式：一是通过技术进步降低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成本，还有一个是提高化石能源的使用成本，碳税、碳交易市场形成的碳价格。俄乌冲突带来的能源危机使我们认识到我们仅仅或者主要到提高化石能源使用成本，我们经济会面临很大程度，对整个社会可承受的转型模式带来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们主要还是靠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来降低清洁能源的使用成本，这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了这几年明显的进步。

过去我们很难想象的，今天光伏、风电发电成本已经低于化石能源发电成本了，，我们要做的是怎么加快电气化，增加电力供应的稳定和可持续性。所以我们看到曙光，看到绿色转型是可以2050发达国家实现碳中和，2060中国实现碳中和，确实有些挑战，而且有些挑战和技术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对技术的进步可能有重大影响的，包括地缘政治、保护主义。所以我们在去年的一本书里叫《大国产业链》里专门研究新形势下全球产业链所面临的挑战，这里面和绿色转型、可再生能源技术进步都是有很大关系的。全球产业链促进了绿色转型，2022年10月份发表在《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研究有一个结果，就是如果没有光伏全球产业链，而是每个国家自己生产光伏，假设保持装机容量和现实装机容量不变，光伏组件的价格下降更慢。（图 见PPT）没有全球产业链每千瓦价格明显下降得慢，绝对水平比全球产业链比现在要高。而且尤其是德国和美国这两个的差距是越来越大。
    
背后主要的贡献其实就是中国，我们中国的价格虽然下降也是慢一点，没有全球产业链，但是我们中间差距是比较好的。中国在新能源全球化的定位不仅是我们自己收益，全球第一。
    
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新能源是制造业，制造业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规模经济，规模越大单位成本越低，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我们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规模经济，在农业社会你很难实现规模经济，土地就是那么多。在能源领域体现也很明显，传统的化石能源是上天给你的自然禀赋，你有石油就有石油，你没有就没有，我们中国有煤炭，我们石油、天然气比较少，这是自然禀赋，你很难改变的，而制造业它是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来改变的，制造业它有规模经济效应，这里面我们看光伏的造价，风电的造价，随着装机容量的增加快速地下降。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在个过程中间我们既为全球的绿色转型作出贡献，其实也是增加了经济的竞争力和安全性。我们都讲农业安全，如果最终都是靠可再生能源，那我们的能源安全和现在比可能会大幅度提升。
   
但是我们也面临挑战，（图 见PPT）制造业不同的行业、销售的占比，就是我们销售占全球销售的占比，就是我们消费占比。还有生产占比，我们的产能、生产量占全球生产量。在45度线以下的就是消费大于生产，我们需要进口的，比如机器人、半导体、医疗器械、药品，因为消费超出了我们的产能/生产。比如光度、锂电池、光伏设备、锂电设备等等这些制造能力是高于我们自己消费的，我是出口的，我们为全球作贡献。
    
在过去全球化时代，这是大家都受益的，但是现在面临挑战，因为美西方国家认为在光伏、锂电池、风电领域对我们中国依赖太大了，它担心它的安全，所以它要所谓的去中心化，供给来源要多元化，所以要搞制造业产能的回岸、友岸。
    
即使是能源技术，像光伏风电现在比较成熟了，但是在储能、电池、电网稳定性、氢能等等需要新的创新，而我们在创新领域总体还是落后的，这方面我们面临“卡脖子”。45度线以下是面临“卡脖子”的问题，因为我们需要进口，他不给我们进口我们就麻烦了，所以我们新能源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但是也面临挑战。
    
这个挑战重要的体现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的竞争在增加，过去主要是贸易保护主义，担心制造业的就业和产业，现在涉及到地缘政治，涉及到国家安全，那就是不计成本了。美国现在对中国相关新能源产品增收进口关税，还有一些对进口产品的原材料产地是非关税限制。美国最近《通胀削减法案》提供现金、税收、补贴优惠，覆盖光伏终端成本的30%-50%，这就吸引了产业项目向美国转移。欧洲也是，它审查进口产品的原材料产地，欧盟的新电池法规针对锂电池碳足迹、可持续发展这些要求，甚至印度现在也是，还有好多例子，（图 见PPT）这里列了几个主要地方。在新的发展阶段在所谓的逆全球化的时代，其实绿色转型需要全球的合作和产业链，恰恰现在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对这个带来挑战了，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出路在什么地方呢？其实还是规模经济。制造业产能放在什么地方，形成什么样的国际贸易的模式？一个是生产成本，一个是运输成本，运输成本很高的时候，生产就要靠近消费，如果技术进步快，生产的成本差距足以弥补运输成本，那生产和消费就可能分开来，比如说很多东西在中国生产，即使运回到欧洲、美国，考虑到运输成本，在中国生产仍然是成本比较低，那就容易把产能从经济逻辑来讲放在中国。
    
我们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心，出口中心，过去大家理解是因为中国劳动力便宜，但是中国现在劳动力不是那么便宜了，我们的劳动力成本超过了好多新兴市场国家。而且我们发现国际贸易不是一般直观的理解，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便宜，发达国家有资本，所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天然地有一个比较优势，我们产生国际贸易。我们发现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往往超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说明劳动力成本可能不是主要因素。什么是主要因素？规模经济和多样化的消费需求，规模经济降低成本，理论上讲如果全球只生产一个产品，规模做得最大那成本最低，但是那不现实，因为消费需求是多元化的，我们平衡消费需求多元化和规模经济，就要求细化的分工，也就是发达国家之间进行贸易，各自做各自擅长的事情，它也带来经济的可行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往往超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解释了为什么虽然中国劳动力成本明显上升，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重要性反而是上升的，所以面临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这样新的竞争环境，我们应该发挥中国的规模经济效应，我们有全球最多的人口，我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超过2亿，规模经济是中国经济增长未来新的亮点。可以说规模经济一直都存在，为什么现在强调规模经济重要性？第一逆全球，这意味着小国通过参与全球分工享受规模经济，空间小，台湾的半导体美国要求产能部分搬到美国。瑞士信贷最近出事情，就是逆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重要性情况下，瑞士这个小国过去模式服务全球高净值端客户，支持两个全球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这个空间效了。这个时候反而大国的规模优势凸现出来了。
    
第二，数字经济时代，规模的优势更加突出，数字经济边际成本比过去低了，规模可以做的更大，所以这就是我们整个经济增长，包括绿色转型未来发展在面临挑战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出路在什么地方。
    
促进技术进步，降低可再生能源的成本，要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效应，这里面有内部规模经济，就是一个企业本身做大，纵向的一体化，不仅是中游，上下游之间的纵向的联合，还有外部的规模经济，就是不是单个企业规模做大降低成本，而是整个行业做大，上下游的集聚效应，上下游的联系，大家共同的规模增加，降低成本，这里面在新能源领域，包括示范需求侧的规模红利，比如说消费侧补贴，推动绿电、绿政的交易，还有增加整个绿色转型相关的公共品供给能力，加大配电网投资建设，推动充电、换电设施的建设和合理布局，推动储能提升电网条件。
    
绿色金融推动绿色转型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我们金融行业怎么样来促进规模经济在绿色能源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未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