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呼万唤之中，锦州银行交出了一份2018年预亏40亿~50亿元的惨淡盈利警告，但2018年年报仍无踪影。

8月20日，锦州银行发布盈利警告，预期2018年将录得净亏损约40亿-50亿元，2019年上半年将录得净亏损约5亿-10亿元。

在业绩报告屡屡延期、核数师“出走”等一系列风波后，锦州银行迎来央行信用增进、3家战略性投资者入股等“救助”，随之而来的是高管大换血和增资扩股计划。如今，姗姗来迟的年报披露在即却已提前预亏。

“难产”事件之前，锦州银行的财报还算靓丽：2017年度锦州银行录得净利润约人民币90.9亿元，2018年上半年录得净利润约人民币43.4亿元。

在知名经济学家宋清辉看来，在风险集中处置之后，锦州银行的危机可能暂时得到缓解，但若想摆脱困局、迎来根本性转折，首先应强化公司治理，改善其资产负债表及盈利能力，而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为了解此次亏损加大的具体情况、近年来不良贷款率不断上升而2018年拨备覆盖率却不断下降、过度依赖投资类资产以至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不足、股东结构变化及最新进展、未来如强化公司治理、改善其资产负债表及盈利能力等的情况，《商学院》记者向锦州银行方面发去采访函，截至发稿，尚未获得回复。

过度依赖投资类业务后果：年报难产、业绩变脸
 

近日，锦州银行2018年业绩披露迎来重大进展。8月20日，该行在港股发布的盈利警告称，预计2018年度将录得净亏损约人民币40亿元至50亿元，2019年上半年将录得净亏损约人民币5亿元至10亿元。这是近年来锦州银行首次出现业绩亏损。

对比来看，2017年度锦州银行录得净利润约人民币90.9亿元，2018年上半年录得净利润约人民币43.4亿元。

锦州银行称，2018年及2019年上半年的预亏，主要是该行为应对资产质量下行、不良资产未结清余额的增加以及执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采用预期损失模型，增加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以增强风险抵御能力所致。

锦州银行还表示，其正在落实2018年年度业绩及2019年中期业绩，业绩公告预期将于2019年8月底或之前刊发。

而在同日发布一份董事会会议召开日期公告也显示，锦州银行的2018年年报及2019年中报，大概率将于月底发布。公告称，董事会会议将于2019年8月30日举行，审议事项即是2018年全年业绩、2019年中期业绩及其刊发。

事实上，过去的几年，锦州银行业绩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据估算，2013-2017年的五年间，该行营收从39.25亿元增长至187.75亿元，增幅高达3.79倍，净利润规模从2013年的13.55亿元增长至90.9亿元，增幅达5.71倍。而到了2018年半年报时，该行上半年实现的净利润规模仍达43.4亿元，同比增长7.7%。

业绩快速增长的带来的后果是不良率不断上升。

2013年-2017年，锦州银行不良率分别为0.87%、0.99%、1.03%、1.14%、1.04%，而2018年上半年不良贷款率为1.26%，较2017年末上升0.22个百分点。

不过，有意思的是，根据测算，截至2018年6月底，锦州银行逾期贷款经同比增加了3.5亿元，而逾期90天以上贷款，则是同比减少了2.8亿元。而在此期间，锦州银行的贷款规模却从2017年6月的1843亿元增长到2018年6月的2305亿元，同时，拨备覆盖率却从300.33%，下降到242.1%，同比大幅下降58.23个百分点。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不良贷款率呈现上升趋势，但较同期银行不良率却处低位，据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86%，比锦州银行高出0.6个百分点。

此外，据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以来，锦州银行的多家企业客户先后发生债务危机，出现债券违约、借款逾期，部分企业的逾期金额超过百亿元之巨。涉及公司包括：新三板公司ST雷蒙德、由债券违约引发危机的*ST凯迪、大量违规担保及债务逾期的*ST赫美、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宝塔石化”）。

而快速增长的“风光”也在今年3月底戛然而止。原定于3月29日公布的2018年业绩报告由于“需要额外时间提供核数师所需资料”而延迟刊发。

事实上，这一切早有端倪。2018年，锦州银行资产增速突然陷入近乎停滞，2018年6月末资产总额7483.92亿元，仅比上年末微增3.45%。

不良贷“双升”及屡次卷入债务危机与其业务模式有关。而这根源不在传统信贷业务，而源于投资类业务。

据历年财报显示，投资类业务是锦州银行的一大特色，该业务的狂飙突进为锦州银行近年来的业绩暴增贡献巨大，但这部分业务可能存在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不足的情况。

截至2018年6月末，锦州银行贷款净额2406.1亿元，占比32.2%，投资类资产（即“投资证券及其他金融资产净额”）4198.6亿元，占比56.1%。实际上，该行投资类资产规模始终超过贷款规模。此前的2014年至2017年间，锦州银行投资类资产占比分别为45.4%、57.8%、64.6%、58.8%；同期，贷款占比分别为34.5%、26.9%、22.6%、28.9%。

锦州银行的收入高度依赖投资收益。2018年上半年，投资类资产利息收入134.8亿元，贷款利息收入为76.0亿元，分别占利息收入的61.2%、34.5%。而2017年，锦州银行投资证券及其他金融资产产生利息收入为271亿元，占利息总收入比重为68%；而贷款产生的利息收入为111亿元，占利息总收入比重约为28%。

其中，投资类资产大部分为“非标”业务，同业、理财等较少。

事实上，在锦州银行投资类业务中，应收款项类投资占大头，而应收款项类投资中的绝大部分为受益权转让计划。该行2018年开始切换到IFRS9会计准则，截至2018年6月末的4198.6亿元投资类资产中，受益权转让计划占比79.7%、债权投资占比15.0%、理财产品投资占比6.0%，分别比上年末增加-1.8、3.1、0.7个百分点。

据联合资信的《2018年锦州银行有限公司跟踪信用评级报告》及多位业内人士均指出，受益权转让业务实际上就是“非标”业务，既包括非标转标，也包括非标资产出表。操作模式主要是通过信托受益权转让，本质为类信贷业务。

另一方面，锦州银行的表外业务大幅增加，主要为承兑汇票和开出信用证。

截至2018年6月末，锦州银行表外规模1690.2亿元，较上年末增加24.2%；其中，承兑汇票规模1436.1亿元，较上年末增加36.2%；开出信用证166.8亿元，较上年末下降20.8%；贷款承诺44.0亿元，较上年末增加13.8%。

表外业务中，承兑汇票保证金存款294.9亿元，保证金覆盖比例20.5%，较2017年末的19.3%有所上升。

联合资信评级报告就指出，锦州银行表外业务规模较大且存在未决诉讼案件及纠纷，需关注未来表外业务风险状况以及未决诉讼的进展情况。

锦州银行真正的不良贷款可能隐藏在大量的同业、投资资产中。截至2018年6月底，锦州银行投资证券及其他金融资产净额约4198亿元，占比56.1%，应收融资租赁款约76.6亿元，其他资产155.5亿元。而该行投资证券及其他金融资产中，包括债权投资631亿元，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约3299亿元，理财产品投资约268亿元，受益权转让计划3346亿元，扣除减值准备后为3299亿元。

一个具体的细节就是，锦州银行此前曾通过同业、非标等渠道，向客户提供大额融资。据悉，2015年4月，锦州银行通过理财产品，以债务融资工具的形式，向港股公司汉能薄膜发电提供巨额融资。而2015年10月，锦州银行在招股说明书中承认，该行共计向汉能薄膜发电提供94.61亿元的资金，其中风险敞口27.7亿元。而截至2014年底，该行总资产、贷款、资本总额分别只有2506亿元、888亿元、191亿元。向汉能薄膜发电提供的资金，如果在表内进行，明显违反贷款集中监管规定。《商学院》记者就此问题向锦州银行求证，截止发稿，对方未回复。

实际上，联合资信出具的信用评级报告也对锦州银行的投资类业务做了预警。报告称，整体看，锦州银行应收款项类投资规模较大，且债券投资中用于质押的部分占比较高，相关风险值得关注。

该评级报告还指出，锦州银行营业收入对投资业务的依赖度较高，随着投资业务监管的加强，资产结构面临调整的同时也使其盈利水平的维持带来一定压力；由于审计机构将保险机构的协议存款计入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科目，市场融入资金占比较高，资金成本易受到资金市场波动的影响，且随着同业业务监管力度的加强，后期相关业务的发展将受到一定限制，同时非标类投资规模较大，债券投资中已质押部分占比较高，对其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管理产生压力。

锦州银行的业务模式与其发展轨迹有很大程度的联系。

资料显示，锦州银行成立于1997年1月，由锦州市15家城市信用社和锦州市城市信用合作社联社整体改制而成，2008年4月更名为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12月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而其股权比较分散，自2015年末以来，锦州银行始终没有持股5%以上的股东。截至2018年6月末，第一大股东为荣成华泰汽车有限公司（下称“荣成华泰”），持股比例4.68%，其他前五大股东依次为中企发展投资（北京）有限公司（持股3.92%）、银川宝塔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下称“宝塔精化”，持股3.69%）、锦程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3.15%）、青州泰和矿业有限公司（持股2.65%），均为分布在多省的产业民营资本。

据悉，尽管前十大内资股东持股均在5%以下，却似乎并不妨碍股东从该行获得大量贷款。锦州银行的大量贷款流向了关联方，而融资方则为该行主要股东，宝塔精化、荣成华泰的母公司为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华泰汽车”）等企业均与锦州银行存在间接关联关系。同时，锦州银行还存在一个更为奇怪的现象，即通过该行下属机构质押该行自身的股份。

而这一切都在2018年下半年至2019年上半年集中爆发。

6月底，锦州银行发布公告表示，预计将于2019年8月底前刊发2018年度业绩。伴随着业绩报告的难产，锦州银行股票也长期处于停牌状态。

事实上，市场对于锦州银行业绩滑坡的情况早有预判。知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在接受商学院记者采访时表示，之前市场传言锦州银行也要被托管，后来确认引进战略投资，再到现在发布亏损信息，说明锦州银行很清楚自身的状况，实际进行了重组。至于计提巨额损失，一方面反映了该行经营存在问题，另一方面也是为后续工作留下空间。

工行、信达、长城入股缓急，迎来根本性转折仍待考
 

安永的辞任是今年上半年锦州银行一系列风波的开端。在更换核数师之后，锦州银行便传出了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消息，随后便进行了高层“大换血”。作为上市银行，锦州银行此次风险暴露令人惊讶，而中小银行的流动性也已成为监管关注的重点。如今，战略投资者已引进到位，新领导班子也走马上任，在风险加速出清背景下，锦州银行未来的发展又能否走上正轨？

7月25日，锦州银行在其官网发布情况说明称：“该行董事会及部分大股东正在与多家有意愿的、有实力的机构接触，洽谈引进战略投资者事宜”。

随后，自7月28日以来，锦州银行就先后引入了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工银投资”）、信达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信达投资”）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长城资管”）等战略投资者。随后，其管理层迎来大换血，郭文峰、康军、杨卫华、余军担任锦州银行行长、副行长、副行长、首席财务官。其中，郭文峰、康军、杨卫华、余军此前分别担任工商银行辽宁分行副行长、工商银行辽宁沈阳分行副行长、信达资产辽宁分公司副总经理、工商银行安徽马鞍山分行副行长。

同时在8月2日还抛出增资扩股计划。锦州银行公告称，为了支持本行业务持续发展，满足相关资本需求，董事会同意本行管理层研究、制定资本补充计划，研究向符合商业银行股东资格要求的优质投资者增发本行H股或内资股等。

在引入战略投资人后，锦州银行的股权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由于此前锦州银行股权比较分散，且没有一家股东持股比例高于5%。经过这次战略重组后，工商银行、中国信达或将成为锦州银行第一大、第二大股东。截至7月28日，锦州银行向工银投资及信达投资转让的本行内资股分别占本行已发行总普通股股份的10.82%和6.49%，均超过5%的持股比例。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三家巨头投资属于财务性股权投资，尚需满足协议约定的相关条件（包括取得相关监管批准）方可交割。锦州银行除三家机构受让股份外，还可能通过增资扩股等行动，充实股本。

针对股东结构、工银投资、信达投资和长城资管转让持有的部分该行内资股的进展状况、新的股东筛选进展等情况，商学院记者向锦州银行方面发去采访函，截至发稿，尚未获得回复。

据悉，有接近监管的人士表示，工行、信达等重组方的介入，将以严格的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操作，并在操作上分“两步走”，“先引入高信用的股东；下一步才是改善治理、提质增效，未来如果还有资本缺口，再增资扩股”。

截至2018年6月末，锦州银行资产总额为7483.92亿元，净利润43.4亿元、同比增长7.7%，发放贷款和垫款净额2406.09亿元、较2017年末增长15.1%，存款余额为3516.27亿元、较2017年末增长2.7%。从负债结构来看，锦州银行非常依赖同业负债。

5月24日，央行宣布对包商银行进行接管，随后中小银行风险问题引起市场广泛关注，同业存单遇冷。招银国际分析师孙明等指出，在包商银行被接管后，银行间市场的风险偏好及资金拆出意愿大幅降低，大型及小型银行间同业存单发行利率出现明显分层，给区域性银行获取负债带来较大压力。

在金融委办公室召开会议研究维护同业业务稳定工作后，6月11日锦州银行发行的同业存单成为首个获得央行信用增进的案例。随后，央行陆续通过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提供增信，其负债端压力有所缓解。

不过，虽然获得央行信用增进，但其年报依旧难产、股票继续停牌的困境仍未摆脱，而后引入新的战略投资者，对于锦州银行来说，是一个化解风险的重要机会。

从6月的及时缓解流动性之困，到此次锦州银行的战略入股和重组，监管层对城商行的流动性问题和信用问题非常重视，这也是继包商银行事件之后2019年以来推进金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又一重要标志性事件。

事实上，各界对锦州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模式表示认可。据招银国际分析师孙明等指出，此次对锦州银行的救助更具市场化特征。国有大行及资产管理公司成为其主要股东，将有助于锦州银行改善公司治理及风控能力。锦州银行的股权结构相对分散，透过股权投资也更容易获取公司的控制权。

而锦州银行的核心问题是流动性风险和内部人控制。长期依靠同业负债激进扩张，股东关联贷款额度大，内部管理混乱，导致审计师无法出具审计意见，年报反复推迟引发市场不信任，进而出现流动性风险。

宋清辉对记者表示，短期来看，锦州银行需要尽快公布2018年财报，获得同业授信，尽快恢复该行在金融市场上的融资能力；长期而言，锦州银行则需要在战略重组方的帮助下，强化公司治理，改善其资产负债表及盈利能力。

据他分析，在集中处置之后，锦州银行的危机可能暂时得到缓解，但若想迎来根本性转折，仍需要更加努力。银行的发展和当地的经济环境高度相关，因而新的领导班子和新股东包括整个锦州银行都将面临长期严峻的挑战。在他看来，对于区域性中小银行来说，目前的流动性问题都有经年积累下来的问题导致的。同类银行若想后续稳定发展，必须首先妥善处置前期的风险资产。

从此次战略重组的方案来看，亦是在兼顾短期和长期目标。由于锦州银行为H股上市公司，若增发新股或是收购外资股份，其周期将被大幅拉长，故而选择收购内资存量股份；而引入工行、信达作为战略投资者，一方面可以在短期内提升锦州银行的信用水平，另一方面又可以将工行的管理经验逐步注入其中，改善公司治理。

对此，《商学院》杂志也将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