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对外贸易：横跨2000年的开放史

文｜王敬雅

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穿越千年的时光，贸易的帆船从长江之畔驶向浩瀚的海洋，丝绸之路的驼铃声响彻欧亚大陆。从汉朝张骞出使西域到唐朝长安成为国际贸易中心，中华大地与外界的联系愈发紧密。丝绸、瓷器、茶叶等中国特有的商品源源不断地流向世界各地，换回了香料、宝石和异域文化。

唐宋时期，海上贸易蓬勃发展，广州、泉州等港口成为全球商贸的繁华节点，阿拉伯、印度乃至东非的商人们纷至沓来，见证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明清之际，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崛起和欧洲探险航海的兴起，中国更是被卷入了全球贸易的浪潮中，瓷器和茶叶成为世界各国贵族追逐的奢侈品。历史的年轮见证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开放、包容与自信，构筑了这一古老文明的辉煌篇章。

“丝绸之路”的时代

汉武帝时期，天高地远的中亚、印度、波斯等地通过丝绸、黄金、香料和马匹的流动，成为汉朝国土之外的重要贸易伙伴。

汉朝的对外贸易活动在中国历史画卷中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拉开了“丝绸之路”的华丽帷幕。汉武帝时期，天高地远的中亚、印度、波斯等地，不再只是地图上的模糊边界，而是通过丝绸、黄金、香料和马匹的流动，成为汉朝国土之外的重要贸易伙伴。尤其是张骞的“西域之行”，为汉朝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他不仅带回了奇珍异宝，更带来了西域广袤世界的丰富见闻，为汉朝与中亚的定期贸易奠定了基础。

在汉朝的贸易活动中，丝绸无疑是最闪亮的主角。这一柔滑细腻的织物征服了遥远的罗马，贵族们将中国称作“丝绸之乡”，而他们无比渴求的丝绸从东亚源源不断地流向西方。与此同时，中国的目光也锁定了地中海的玻璃和珊瑚，跨越山海的贸易将东西方紧密相连。

帕提亚帝国作为中介者，一度阻隔了汉朝与罗马的直接接触，即便如此，公元166年，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的使节仍然不辞艰辛，带着象牙、犀角等异域珍品漂洋过海，踏上了东汉的土地，成就了东西方文化的一次碰撞与交融。

在魏晋大动乱时期结束之后，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贸易繁荣的时期，其对外贸易活动在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在“安史之乱”爆发的前几十年间，唐朝的国际化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唐朝首都长安是当时全球最繁华、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拥有近200万赋税人口，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移民和朝圣者，形成了多元文化交融的中心。

陆路贸易主要通过“丝绸之路”来实现，唐朝与中亚、波斯、阿拉伯等地区的商人往来频繁，各国商人带来各自的商品，也自然而然传播了各自国家的宗教、语言和风俗，例如波斯的香料、撒马尔罕的宝石、印度的织物和佛教文物逐渐进入中国，唐朝对这些外来文化和商品的接纳使其社会更加多样化。同时，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等商品也远销至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吐鲁番、敦煌等丝路要地成为外国商人在中国的聚集点，外来商人在这些城市中进行贸易活动。

唐朝时期的海上贸易也得到快速发展，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广州集聚了来自阿拉伯、波斯、印度、爪哇等地的商人，形成了一个多元文化的商贸中心。唐朝政府还在海上建立了商船局，以严格管理进出口贸易，维护政府对贵重商品的垄断，并通过征收关税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

随着唐朝造船技术的提升，中国船只的航行范围大大扩展，甚至有文物证据显示，唐朝的商品可能远销至非洲东部和美洲。在国际贸易的刺激下，唐朝逐渐吸收了大量的外来元素，如椅子、马球、异国舞蹈和音乐等，这些外来文化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反映了唐朝开放与包容的社会氛围。唐朝的对外贸易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力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奠定了中国在当时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日益发展的海外市场

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的逐渐形成和其海外殖民的发展，中国被卷入新的贸易浪潮当中。

宋朝的海外贸易繁荣昌盛，堪称中国历史上对外交流最活跃的时期之一。自1127年南宋立国后，宋朝经济重心南移，海上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宋朝的造船业、导航技术以及对外贸易政策的进步，使得它成为当时东亚海域的霸主，主导着从东南亚到中东的广泛贸易网络。

宋代的船只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远洋船舶，近百米长的舢板能容纳千余人和大量货物。宋朝的造船技术部分借鉴了阿拉伯人的设计，同时融合了中国独有的工艺，使商船航程远、速度快、载货量大。考古发现的商船“南海一号”是一艘保存完好的南宋时期沉船，距今已有800多年，船上装载了大量精美的瓷器、铜器、漆器等货物，展示了宋代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

宋朝的对外贸易不仅依赖先进的技术，还得益于积极的贸易政策。宋朝政府十分重视海外商贸，把国际贸易视为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宋朝甚至会为来华的外国商人提供丰盛的宴席，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开放态度。宋朝还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港口管理体系，比如设立市舶司来监督进出口事务，严格征收关税并确保贸易有序进行。外国船只在中国港口也能获得保护，避免被地方官员骚扰和敲诈，种种举措吸引了更多的外国商人前来做生意。

值得一提的是，宋朝政府对奢侈品贸易实行严格管控，一些珍贵的商品如象牙、犀牛角等由政府垄断，个人无法私下买卖。为了防止武器流出，中国禁止铁等战略物资出口。但非法贸易依然盛行，海盗和走私在东南亚和南中国海的海域里屡见不鲜，很多走私商人为了高额利润，甘愿冒险进行非法交易。

宋朝的海外贸易不仅包含商品的交换，更有文化与技术的交融。宋朝的学者们积极吸收来自阿拉伯和印度的航海知识，扩展了中国的航海地图，并记录了许多新发现的岛屿和洋流信息。这些文献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的航海经验，也促进了海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进入16世纪，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的逐渐形成和海外殖民的发展，中国被卷入新的贸易浪潮当中。15世纪至17世纪，欧洲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活动展现了极为复杂而独特的特征。这一时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列强纷纷进入东方，试图通过贸易获取珍贵的中国商品，尤以瓷器为主。以瓷器为核心的国家贸易，不仅横跨亚洲大陆，还远涉美洲与欧洲，形成了一个繁荣的全球贸易网络。

1557年，葡萄牙人得到在中国澳门的居住权，因为初期贸易并未得到官方许可，所以葡萄牙人通过与中国商人的私下交易，持续扩大中国瓷器的出口。澳门成为连接中国与东南亚以及欧洲的贸易中转站，葡萄牙人将中国瓷器运至日本，换取白银，再回到澳门将贸易扩展至欧洲。这一事件表明，中国已经被卷入全球贸易体系当中。

西班牙人紧随其后也加入了这一竞争。1571年，西班牙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建立了贸易站点，并开辟了著名的“马尼拉大帆船”航线。通过这条航线，西班牙商人不仅从中国获取瓷器，还将其带往美洲，这为全球贸易增添了新的市场维度，但其未能直接与中国建立官方贸易联系。

荷兰人通过1602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试图在中国贸易中占据一席之地。他们虽无法像葡萄牙那样在中国沿海拥有稳定的据点，但凭借巴达维亚（今称雅加达）和台湾的热兰遮城，他们稳固了与中国商人的联系，并通过走私和间接贸易持续获取中国商品。荷兰人一步步将葡萄牙人挤出亚洲的主要市场，逐渐成为17世纪中后期东南亚地区贸易活动的主导力量。

融入世界潮流的尝试与历史经验

外销瓷在器型上做了符合西方人习惯的改变，鱼碗、带浅碟的腌菜瓷具、甜品杯、细颈瓶、洁具、茶托、茶叶罐、双耳盖碗、托盘等西洋餐具应运而生。

康熙二十三年（1758年），随着台湾收复，清政府调整了海禁政策：“差巡海大人弛各处海禁，通市贸易。”海上贸易迅速恢复，呈现出兴盛景象，“江海风清，梯航云集，从未有如斯之盛者也”。海禁解除之后，清政府于上海、宁波、厦门和广州四地设立海关，鼓励中外通商往来，后又成立公行以保障贸易和税收。虽然后来因西南、东南时局影响，海关反复关停，但清代皇帝明确其重要性。雍正皇帝就曾谕粤海关：“国家之设关，所以通商而非禁商，所便民而非病民也。”

明代的“瓷器制造中心”景德镇更为繁荣。18世纪来华的殷弘绪神父（Pere d’Entrecolles）在信中描述了这一繁荣景象：“三千座瓷窑一年不停地烧着，夜晚时，这个地方就好像着火了一样通红透亮。这个城镇没有围墙，可以任意延伸和扩展，并且简化了将原材料从船上运到工厂的过程。据说这里有一万八千户生产瓷器的家庭，整个人口有一百万。”

外销瓷在器型上做了符合西方人习惯的改变，鱼碗、带浅碟的腌菜瓷具、甜品杯、细颈瓶、洁具、茶托、茶叶罐、双耳盖碗、托盘等西洋餐具应运而生。17世纪初，只有荷兰人会送来一个或两个木制的模型，之后几乎所有跟中国进行贸易的国家都会送来各种各样的模型，如啤酒杯、瓷渣、烧杯、高底座带柄花瓶、水壶等。17世纪中期以后，欧洲饮茶风尚兴起，茶具需求剧增，为此，中国瓷匠制造出符合欧洲消费习惯的带柄茶杯。

除了器型变化，中国瓷器在纹饰上也做了大量尝试性的改造。一些中国传统绘画题材在欧洲得到认可，如怀抱童子观音形象。运往欧洲的中国观音像会带有西方特点，例如头发长到拖地，站在装饰华丽的底座而非莲花座上。更多的改进迎合了西方的审美旨趣，中国瓷器制作家从欧洲的银器、锡器和印刷品上获得灵感，创造了神话、圣经、海洋、打猎和运动场景、政治和共济会徽章等题材的图案。以速度和体积小巧而闻名的“塞伦友谊”（the Friendship of Salem）号商船激发了中国瓷器画工对“河南街”（Street of Honan）的创作，这也是西方透视画法首次对中国瓷绘风格产生重大影响。

为了适应外销需求，有时景德镇只出品烧成的白瓷，之后将之运到广州，广州瓷匠在外国人的监督下绘制图案，并在当地隔焰窑中烧制瓷器，最终形成著名的广彩瓷。康熙时期还出现了珐琅瓷，因用色鲜艳，制法独特，尤其适合绘制西洋场景，也是外销瓷中相当畅销的品类。珐琅瓷的彩料从欧洲进口，在中国加以烧制，再返销欧洲，其创作体现了中国工艺的匠心。

除了外销瓷器，很多中国艺术品在海外也相当盛行，如美籍荷兰商人兼荷兰1794年使节团副团长离华返国时带走1800多幅画。据说，到18世纪晚期，如果外国商人不在限定区域内的主要购物街（New China Street）购买喜欢的瓷器、漆器、扇子以及水彩画，他们的“广州之行”是不完整的。广州外销画除了卖给来华的外国人，更远销海外。

清前期中国与海外的贸易量未有明确数量，但来往信件和商馆文件可以反映出瓷器运输的大概情况。仅就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而言，每年运输几万件瓷器是很正常的。从1731年阿姆斯特丹下达的一张订货单可以看到，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要求购买的各种中国瓷器约50000～60000盾(荷兰王国的货币单位，1盾等于 100美分)。

清代前期只有顺治十二年（1655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实行较严海禁，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至雍正五年（1727年）实行部分地区海禁，总计不过39年，其余157年基本开放海外贸易。即使禁海期间，也没有完全断绝与外国的贸易往来，但清朝政府对中国商民出海贸易有严格的管理措施，如要求出海商民登记、取具保结、领取船引（票、照）和腰牌，注明船只丈尺、客商姓名、在船之人年貌、籍贯和出海情由、所载货物、往某处贸易、往返日期等，要求已出洋的商船商民按期返回，对未能及时回国者施加惩罚或限制归国。这些严格的贸易限制很难适应世界浪潮的发展，中国逐渐被拖入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当中，成为被殖民、被迫害的对象。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开放的中国才能走在世界的前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古代中国的对外贸易：横跨2000年的开放史

返回上一篇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