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比呀”！回看中国百年参奥之旅
原创 作者：王敬雅 /
发布时间：2024-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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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敬雅
从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希腊雅典举办以来，奥运会已走过一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中国，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也在奥运之路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
今年是巴黎奥运会举办之年，也是巴黎历史上第三次举办夏季奥运会。7月13日，巴黎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正式成立，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5岁。中国与现代奥运会的缘分始于20世纪初，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清朝末年的风雨飘摇之中。然而，即便在这样的艰难时刻，中华民族依然心怀对体育强国梦的追求。1924年巴黎奥运会，中国运动员第一次出现在奥运会运动员名单中，虽然当时中国最终未能参加比赛，但敲开了中国奥运之旅的大门。今天，我们一起回顾这段旅程，它不仅是一部中国体育发展的辉煌史诗，更是中华民族不断追求卓越、不懈奋斗的真实写照。
百年前的中国参奥史
“我能比呀”虽系译音，亦含有重大意义，盖所示吾人均能参加比赛，但凡事皆须要决心毅勇，便能与人竞争。
1908年的中国，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摇摇欲坠，在风雨如磐、大清国内多数人弄不清奥运会为何物的历史背景下，当时颇有影响力的杂志《天津青年》上却刊载了一篇由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干事撰写的文章，向国人提出了三个问题：中国运动员何时才能参加奥运会？中国运动员何时才能获得奥运金牌？中国人什么时候能举办一届奥运会？
1900年7月由上海出版的《中西教会报》上，已有了关于法国巴黎召开第2届奥运会的消息报道。这说明早在1900年，中国人就已经开始了解和宣传奥运会，奥林匹克运动已经在中华大地上产生了影响。
事实上，中国人对古代奥运会的了解要更早一些。1886年农历冬月出版的《西学启蒙十六种》丛书由李鸿章作序、赫德编辑、艾约瑟翻译，其中的第14册《希腊志略》中介绍了古代奥运会的盛况：“十八城同于彼处献祭，历四年有一次大会……会中无一不备，如驰马、角力、斗奇技，逞异能，诸艺业，统希地人可照常乘便入会斗赛。会期既定，预遣差弁遍告通国，召集举国之怀才欲试者，毕聚而现其技艺。”
1923年6月10日，《时报》刊登了一篇名为《敦请中国加入》的新闻，内容为：“第八次万国运动会，将于一千九百二十四年在巴黎举行，中国运动协会名誉书记葛雷（美国人，John Henry Gray）博士已收有该会正式请帖，敦请中国加入，葛雷博士现已函覆该会，中国当予万国运动会各项运动极力之扶助，且如有机会，当派遣代表参与比赛。”同一天，上海《申报》也对此作了报道。
此时正值第6届远东运动会在日本大阪结束不久。在这届远东运动会上，中国代表队除足球一项外，几乎全军覆没，这在国内引发了不少的批评。再加上当时国内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动荡和混乱，在这种大背景下，大规模派遣体育代表团或从内地选派部分运动员去参加1924年的巴黎奥运会几乎不可能。
尽管如此，当时管理基督教青年会的葛雷还是多方周旋，找到了国内外四名网球选手，想要首次代表中国参加奥运比赛。在1924年巴黎奥运会官方报告中，已经明确列出了中国报名参加网球比赛的选手名单，分别是韦荣洛（W.Lock Wei）、邱飞海（H.H.Khoo）、吴仕章（W.U.Sze Cheung）、吴仕光（N.G.Sze Kwang）。最终的结局是他们虽然报了名，但并没有去巴黎参赛。
1928年第9届奥运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中国派在美国春田体育学院的留学生宋如海以副代表的身份出席大会，并搜集奥运资料。1930年宋如海在《世界运动会丛录》一书扉页上，写下如此一段话：“‘我能比呀’（Olympia）系古希腊运动会的名称，世界运动大会（即为现在众所周知的奥运会）仍沿用之。‘我能比呀’虽系译音，亦含有重大意义，盖所示吾人均能参加比赛，但凡事皆须要决心毅勇，便能与人竞争。”“我能比呀”是中国的有识之士对中国强盛和参加奥运会并为国争光的一种期盼和呼吁。
1932年，第10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1924年成立的全国性体育社会团体）最初由于准备仓促、经费不足，宣布不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但当时日本却对外宣称，派刘长春、于希渭代表伪满洲国参加奥运会。消息一出，刘长春立刻登报声明，严词拒绝，张学良将军慷慨解囊捐资8000银元，资助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组成以刘长春为运动员、宋君复为教练员、沈嗣良为领队的代表团，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刘长春参加了男子100米和200米比赛，但均在预赛被淘汰。第一次参加奥运大赛的中国运动员单刀赴会，黯然而归，留下一个辛酸的回忆。
之后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中，中国派出140余人的代表团参加近30个项目的比赛，除撑竿跳高选手符保卢进入复赛外，其他人都在初赛中遭淘汰；1948年伦敦奥运会中，中国派出33名运动员参赛，但均在初赛被淘汰。新加坡当地报刊曾在柏林奥运会后发表了一幅题为“东亚病夫”的漫画讽刺中国人：在奥运五环旗下，一群头蓄长辫、身着长袍马褂、形容枯瘦的中国人，用担架扛着一个大鸭蛋。
新中国回到奥运赛场
过去洋人骂我们是“东亚病夫”，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顶帽子要摘掉。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体委主任贺龙元帅曾对参与新中国体育建设工作的同志说过这样一段话：“过去洋人骂我们是‘东亚病夫’，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顶帽子要摘掉。谁来摘呢？搞体育工作的人来摘嘛！这个任务很艰巨，也很光荣。体育是人民的一项事业，我们不去干，还算共产党员吗！”1952年6月10日，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二届代表大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进一步指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事业的任务。
但是冷战的“战火”还是“燃烧”到了奥林匹克运动会之上。由于受到当时国际奥委会及国际社会中一小部分反华势力的阻挠，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上出现了“一中一台”和“两个中国”问题。为此，中国奥委会向国际奥委会发出抗议，希望国际奥委会不要制造“两个中国”的混乱局面。经过多次交涉，终于在1954年5月国际奥委会第50次全会上，以23票对21票通过决议，承认了大陆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代表中国奥委会。
按照国际奥委会的章程，一个国家或地区只能承认一个奥委会。因此，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奥委会”应自然废除。但是，在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的操纵下，未经全会讨论，悄悄地把台湾奥委会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列入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家奥委会名单里。在中国奥委会努力无果的情况下，时任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写信给国际奥委会，宣布在布伦戴奇搞“两个中国”阴谋的情况下，辞去国际奥委会委员职务。同时，中国奥委会于1958年8月19日宣布断绝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中国宣布退出国际奥委会后，国际奥委会在1959年慕尼黑全会上撤销了台湾的“中国奥委会”身份，但又引起了另外一波政治争议。在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之下，新中国无奈始终无缘奥运。
随着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4年中国开始参加亚运会，1979年中国提出“一国两制”构想，国际国内形势为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创造了有利条件。国际社会也逐渐意识到，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缺席奥运会，是奥林匹克运动的一大损失。
1979年，国际奥委会通过《名古屋决议》，恢复中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的权利，同时规定，会址设在台北的奥委会冠名是“CHINESE TAIPEI”。1989年两岸奥委会负责人在香港签署协议，明确规定若赛事在中国大陆举行，翻译为“中华台北”；在此范围之外，可以翻译为“中国台北”。中国大陆和台湾运动员一起参加奥运会比赛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打开局面，创造荣耀
许海峰的一声枪响，打破了中国在奥运会上金牌“零”的纪录。
1984年，第23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回溯52年前，旧中国首次参加的奥运会也是在这里，当时的参赛运动员仅有刘长春一人，最终铩羽而归。52年后，同样在洛杉矶，中国代表团以353人的庞大阵容参加了奥运会，其中，中国台北奥委会派出67名运动员参赛。这是新中国首次参加夏季奥运会，也是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首次在夏奥会赛场上相逢。
普拉多射击场上，许海峰的一声枪响，打破了中国在奥运会上金牌“零”的纪录。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亲自为许海峰颁奖，并郑重宣布：“中国运动员获得本届奥运会第一枚金牌，这是中国体育史上最伟大的一天，我为能亲自把这块金牌授予中国运动员而感到荣幸。”
第23届奥运会上，升起的第一面冠军旗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奏响的第一支国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国金牌“零”的突破，不仅洗刷了“东亚病夫”的屈辱，更激励中国人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奋勇前进。在这届奥运会上，中国队共收获15枚金牌，位列金牌榜第4位，向世界展示了一个东方大国的强者风范。从此，中国体育健儿在奥运会上屡建新功，开启了体育大国的夺冠之路。
除了积极参加奥运赛事，中国也开始重视奥运会的申办工作。中国第一次申办奥运会，可以追溯到1945年。八年抗战，胜利在望，旧中国体育逐渐复苏。1945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重庆举行理监联席大会，被誉为“中国奥运之父”的王正廷提出，争取1952年第15届奥运会在中国举行，但由于国内政局不稳，战事纷繁，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1990年7月，邓小平同志在参观为迎接亚运会而建设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时，向当时北京市和国家体委负责人说：“你们办奥运会的决心下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建设了这样的体育设施，如果不办奥运会就等于浪费了一半。”同年，由于亚运会的顺利举行，国内对于体育赛事的兴趣空前高涨，中国开始筹备奥运会的申办工作。
1993年9月23日，在摩纳哥蒙特卡洛举行的投票中，北京的申奥尽管未能成功，但与悉尼仅有两票之差，该结果震惊了世界，也坚定了中国继续申奥的信心。国内群众纷纷写信给国家体委，呼吁继续申办2004年奥运会。1994年初，国家体委召开党组会，专题讨论是否申办2004年奥运会。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应当继续申办。然而，经过中央的认真研究和反复权衡，认为我国申办2004年奥运会的时机尚未成熟，最终未批准相关报告。
1998年11月，中央经过深思熟虑正式批准了国家体育总局提出的由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报告。此时，申奥时机已然成熟。1999年4月，中国奥委会和北京市共同向国际奥委会递交了在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申请书，这一份承载着亿万中国人民希望和梦想的申请书，正式开启了中国申奥的新篇章。
2001年7月，国际奥委会在莫斯科举行第112次全会。这次全会的两大主要议题分别是选择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和选举国际奥委会的新主席。北京、伊斯坦布尔、大阪、巴黎、多伦多五个申奥候选城市均派出庞大的代表团投入这场“决战”。这一年的7月13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以流利的英语，激情洋溢地阐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和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并代表中国政府表达了全力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的坚定决心。最终，国际奥委会主席庄重宣布，北京成功获得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消息传来，整个中国沸腾了，人们上街欢呼，亿万中国人民的梦想在这一刻终于实现。这不仅是对北京这座古老而现代的城市的肯定，更是对中国人民改革开放之后国力提升的最高赞誉。这一天注定载入史册。
清末民初，西方国家讽刺中国人身衰体弱、种族衰败，思想沉疴难起、封闭落后。面对羸弱的中国，梁启超在《中国之武士道》中大声疾呼：“为强国而尚武，呼吁锻炼强民之体魄”。严复同样主张：“身体逸则弱，劳则强，劳心劳力之事，均非体气强健者不为功。”
从刘长春孤身赴奥到北京奥运的成功申办，中国走过了一条充满挑战与荣耀的道路。这条道路，不仅记录了中国体育的腾飞，更昭示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精神。中国走过的奥运之路也是一个国家从积弱到强盛的历史变迁之路，中国不仅在体育竞技中不断超越自我，更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了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国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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