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成人礼到五四青年节：青年的自我约束和解放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青年，每个时代也都有自己的“青年节”。“五四”青年节源于我国1919年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这次运动也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1939年，陕甘宁边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决定将5月4日定为中国青年节。

在很多文化中，青年是一个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和成年有相同的含义。在我们的日常理解中，青年是一个人依法享有平等待遇的开始。在许多国家，成年的年龄通常为18岁。今年的“青年节”已然到来，在此之际，我们聊一聊古代的“成年礼”和现代青年意识的形成，体会我国青年如何从自我约束最终走向自我解放。

古代成人礼仪式是如何进行的

冠礼把一个自由无拘的少年带入礼乐文化场域的同时，也通过礼制体现了宗法社会对其责任成员的引导、规约和期望。

历史文化的现实差异产生了不同的“成人礼”仪式。大汶口文化行拔牙式，欧洲一些民族行割礼式，吴越地区居民行纹身、断发，中原文化则行冠笄式，这些古老的仪式都有标志性的特征，它们往往采取某种方法制造一种或数种符号作为“成人礼”的象征，使部落成员享有规定的权力，如拔牙、割礼、染齿、梳头、冠笄等，都起源于直观的标志意义。

中国传统的成年礼称为“冠礼”，又叫“加冠”，本意就是带上帽子。《仪礼·士冠礼》中记载：“始冠，缁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齐则缁之。”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以“冠”区别身份。至少在夏代末年，冠礼就已经产生。西周时期礼制成熟，奠定了古代传统宗法伦理型社会的基本结构。春秋战国时期《仪礼》成书，礼制实践则早于礼书的编修。作为礼之始的冠礼，其基本的仪式表现和行为模式在两周时期就已在贵族阶层确立与普及。

《周易·系辞》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当中华民族开始迈入文明的门槛时，衣冠服饰就作为礼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了政治化的功用。先秦时期以冠名服，“冠礼”实际上不仅是加冠，也包括易服。

父亲在宗庙中为其子举行冠礼，要先筮日、筮宾，通过占卜确定冠礼的日期和邀请的宾客。之后会派人到宾朋家中说：“某有子某，将加布于其首，愿吾子之教之也”，邀请其出席。嫡长子加冠铺席之处在阼阶之上，即通常主人所在的位置，表明受冠者今后将会代替父亲主持家事、外参国政，决定家族的承继、繁衍与兴衰。正宾揖请将冠者入席，为受冠者加冠后又向其行揖礼，三加后行敬酒礼。

加冠是冠礼的中心环节。正宾洗手后将受冠者头上包发的帛扶正，然后走到西阶下一个台阶，“右手执项，左手执前”从有司手中接过缁布冠，进到冠者席前，先端正自己的仪容，然后向受冠者致祝辞：“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寿考惟祺，介尔景福。”然后为受冠者戴上缁布冠。受冠者起身回到房中，脱去彩衣换上与缁布冠相配的玄端服出房，面朝南向来宾展示。此为初加冠，象征着受冠者将有权治理人事，即拥有人治权；正宾再给受冠者加上皮弁和爵弁，仪式与初加基本相同，但在第二次加冠时，正宾需从西阶下两个台阶，再次向受冠者祝辞曰：“吉月令辰，乃申尔服。敬尔威仪，淑慎尔德。眉寿万年，永受胡福。”此象征着受冠者将介入兵事，拥有兵权；第三次加冠，正宾需从西阶下三个台阶，向受冠者祝辞曰：“以岁之正，以月之令，咸加尔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黄耇无疆，受天之庆。”此象征着受冠者拥有祭祀权，为社会地位的最高层次。

三次加冠，由布冠到爵弁，冠服愈来愈尊贵，隐含着对冠者（意指成年人）德行能与日俱增的祝愿，《冠义》云：“三加弥尊，加有成也。”每次加冠后正宾都会给冠者不同的祝词，教育冠者要抛弃童心，培养成人的志向德行和责任感，保持成人的威仪不懈怠，谨慎修习成人之德。

冠者加冠后拜见母亲、兄弟、国君、乡大夫、乡先生时，众人根据自己与冠者身份、关系的差异都给予了不同的礼遇和尊敬。“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故曰：冠者礼之始也。”

从上述整个典礼的流程可以看出，冠礼一个环节接着一个环节，环环相扣，每个环节都有特定的仪式和行为，庄重有序、繁而不杂。这种精心而独特的设计，蕴含着丰富的礼学思想，在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共同参与下，一步步引领青少年从孩童过渡到成人，实现角色的转变和转换。《礼记·礼运》云：“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冠礼把一个自由无拘的少年带入礼乐文化场域的同时，也通过礼制体现了宗法社会对其责任成员的引导、规约和期望。

古代男子成年要束发戴冠（帽），故称“加冠”；女子成年则要盘发插笄（簪），故称“及笄”。传统中国“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使女子成人多与婚姻、家庭相关。《礼记·内则》言：“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茧，织纴组紃，学女事，以共衣服。观于祭祀，纳酒浆、笾豆、菹醢，礼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女子及笄礼由主妇组织、女宾主持，插笄后行醴（读“l¨?”，意为酒）礼，并取字。笄礼与冠礼仪节相似，二者的功能意义也是一致的。

一条自我约束的界限

为冠者命字，不仅是表示对父亲所取之名的敬重，更是赋予冠者一个成年人、社会人的标志。

古代的成人礼并不仅仅是一日的礼仪，而是复杂的社会规训工程中的一个环节。《礼记·内则》记载了周代贵族子弟举行冠礼前所应接受的教育：“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衣不帛襦袴；礼帅初，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学不教，内而不出。”

上述这段话指的是，古人八岁开始学进退应对之礼节，循序渐进地接受日常生活中一些基本行为规范的训练；二十岁成为士君子阶层的一员，学习治理国家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践行修齐治平、内圣外王之道。冠礼，标志着一个幼童已经完成了既有规则对他的训练，可以以成人的身份踏入社会了。

冠礼之后，成年人会得到一个“字”。《仪礼·士冠礼》中说：“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冠礼的命“字”，是为了表示对父亲所取之名的敬重。东汉末年经学家郑玄注曰：“名者，质，所受于父母。冠成人益文，故敬之也。”“名”可以用来自称以表示谦恭，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人际交往中，只有尊者对卑者或者长辈对晚辈可以直呼其名，晚辈对长辈以及平辈之间则以字相称，以示尊敬。

关于“字”与“名”的关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钱玄认为：“从形式说，字比名多了几个字，如‘丘’是名，‘仲尼甫’是字；从内容说，增加一些尊敬的涵义。伯、仲、叔、季不单纯表示序数，而且有尊敬意义。‘丘’是自称和家里人称呼的名，外面人不便直呼其名，所以换了个意义相同的字‘尼’。‘甫’或‘父’，这是男子的尊称。所以字是从名派生的，供外人称呼的，含有郑重、尊敬之义。”

为冠者命字，不仅是表示对父亲所取之名的敬重，更是赋予冠者一个成年人、社会人的标志。《礼记·冠义》中说：“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儿童没有“字”，有了“字”就意味着已“成年”。“字”是属于个人专有的社会符号，从此有别于其他社会成员。所命之字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符号，而是需要冠者在以后的人生实践中不断用礼义去诠释这个新身份，用道德去丰满它，使之成为一个社会予以敬重的符号。

加冠不仅是成年的标志，还是贵族身份等级的标志。先秦时期，并不是人人都可戴冠。《释名》说：“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可见平民不加冠，只有士以上的贵族才可戴冠。公元前480年，一向勇武有力、性格伉直的孔门弟子子路（仲由）卷入了卫国的动乱，结果被人砍杀，连冠缨都砍断了。子路临死前平静地说：“君子死而冠不免。”于是从容地戴好帽子，系好冠缨，体面地死去。贵族像珍视生命一样珍视冠冕，实际上是珍重身份。

从约束走向解放

“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爱国运动，更是一场对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挑战，是中国知识分子追求民主与自由的自觉表达。

冠礼始于三代（夏商周），兴于两汉，但是经过魏晋乱世几百年的冲击，隋唐时期冠礼文化明显衰弱，“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曾经提到“冠礼，数百年来人不复行”。到了宋代，主张恢复冠礼。司马光在《书仪》中专门制定了冠礼仪式，根据当时人们的生活习俗，将礼仪加以简化，对“三加之礼”作了变通：一加巾，再加帽，三加帙头。男子12岁至20岁，在父母没有“期以上之丧”的情况下，都可以行冠礼。

清军入关以来，冠礼陷入了又一次长时间的沉沦。因为清初的“剃发易服”政策，致使汉人的衣冠发式俱毁，摧毁了冠礼的文化土壤。清朝政府允许幼儿保留汉族发式、穿童子服，待到成年还可以行冠礼，只是行礼之日便是剃发之时，冠礼仅残存了象征意义。

中国青年真正摆脱掉“成年即为被规训思想的开始”是近百年才发生的事情。“五四运动”是中国青年从“自我约束”走向“自我解放”的重要转折点。这场发生在一个多世纪前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对思想解放的作用深远而持久。“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学生和知识分子高举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他们抨击旧式的儒家思想和封建礼教，提倡西方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念。

“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爱国运动，更是一场对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挑战，是中国知识分子追求民主与自由的自觉表达。这种新思想的兴起，深刻挑战了传统封建道德观念下自己为自己套上等级“枷锁”的冠礼，从此彻底告别了成年礼的舞台。新的世界在呼唤新的青年。以当时的代表人物胡适为例，他积极倡导民主、科学、自由的思想，并呼吁中国青年追求自我解放。他喊出的“百年中国，第一次自由”的口号激励了许多年轻人，引领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和文化变革。他在《论自由》中写道：“自由是一种个人权利，即每个人有自由地发表其意见之权利。”此时的青年人，真正意识到了自由主义精神，“它希望人类思想、人类文学、人类艺术在其发展的同时，不致受到任何界限之束缚，人类的精神因此可自由地得以发展。”

于是，在自由精神的感召下，鲁迅以笔为刀，砍向了中国人千年的精神枷锁；宋庆龄毅然离家，追随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无数青年人凭着一腔热血，走出象牙塔、走出家庭，怀着对自由的期待，摘下头上束缚着自己的冠冕，投身时代的洪流。中国青年从带上“冠”“笄”到摘下它们，用了两千年的时间。

“五四精神”不仅激励着当时的中国青年，也激励着后来人不断前行，追求民主、自由、平等与和平的共同理想。那么，对于今天的青年人来说，什么是“成年”呢？我想，应该就是从自我的思想束缚走向思想解放的那一天吧。

从古代成人礼到五四青年节：青年的自我约束和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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