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中德“数字互信”为什么重要？

当下，数字经济已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也将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未来合作的关键领域。中国市场为全球企业在数字化领域提供了巨大发展空间，德国企业在核心软件和工业装备、器件上具有优势地位，中国是德国企业不可或缺的市场，因此中德两国合作的持续、扩大和深化必须推进数字互信。

为此，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数字治理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浙江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基地、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健全互联网领导和管理体制研究》课题组、中经传媒智库、乌镇数字文明研究院、互联网实验室联合举办《中德“数字互信”》专家研讨会，共同就中德两国当下的数字互嵌状况和特点、中德两国经济合作上面临哪些挑战、如何推进中德两国的数字互信等议题展开讨论，进行思想的碰撞。

中德数字互嵌呈现什么特点？

研讨会上，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秘书长、互联网实验室高级分析师钟祥铭做了题为《大国数字互信系列——中德“数字互信”挑战和对策》（以下简称“报告”）的课题汇报。这是大国数字互信系列的第一份报告，其中提到数字互信是全球数字合作得以达成的基本保障和关键基石。

据《人民日报》报道，2022年7月，欧盟委员会公布了《2022年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德国在联通性方面位列欧盟第四位。另据2021年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疫情冲击下的复苏新曙光》，其中提到2020年德国、英国、美国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占GDP比重超过60%。钟祥铭作的报告中指出，博世、西门子等大型德国跨国企业已发展成为全球数字化、智能化的重要技术提供方，但德国整体数字化程度不及预期，主要体现在数字基础设施的不足。伴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数字创新已成为中德两国合作的新亮点。

该报告指出，中国对德国的信任度极高，德企在中国的数字核心领域占重要位置。比如德国软件厂商SAP在中国超大型企业（年营收规模超过1000亿元）的高端ERP（企业资源规划系统）市场中占据超过70%的份额，这些中国超大型企业涵盖中石油、中石化、国家电网、中国商飞等央企、国企，涉及能源、交运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ERP系统承载着企业核心的财务、物料、组织、流程等信息，是信息安全要求极高的核心机密信息，而这些行业企业的日常经营已经与ERP深度绑定，企业的核心经营数据几乎全部存储于SAP的ERP系统中。

再如，工业软件（PLM/MOM/CAD/CAE）承载着制造业制造和研发过程的核心业务和核心数据。CAD（计算机辅助设计）与CAE（计算机辅助分析）已被大量用于现代工业设计，支撑着一个国家的工业数字化命脉，其软件系统承载了大量制造业企业的产品设计参数、设计图纸、知识产权等，直接决定这些企业的产品差异化与竞争力，也左右着我国技术自主创新、信息安全和知识产权安全。德国企业西门子在中国CAD与CAE软件产品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市场份额均为第二（16%左右）。在PLM（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系统）软件系统领域，西门子在中国市场份额占比第一（超过20%）。西门子的PLM产品在汽车制造、IT通信、半导体电子、工程机械等关键制造业产业被广泛使用，同时占据国防军工、航空航天等涉及核心安全的行业。

此外，中国市场也是不少德国企业营收的重要来源。例如德国半导体公司英飞凌2022年在大中华区（含港澳台）实现的营收占其总营收的37%，超过在美国（13%）、德国（11%）、日本（10%）的营收之和；德系车在中国市场占有率为25%左右，2021年大众、奔驰和宝马在华销量均占公司整体销量的30%~40%。

上述报告还提到，中国开放、便利、友好、包容的营商环境为在华德企提供了稳定的、值得信赖的投资选择。在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中国营商环境不断优化。世界银行《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的全球排名从2013年的第96位上升至第31位。

但当下，中德的数字互嵌存在着显著的不对称关系。在华德企业务涉及中国诸多层面，深入国民经济关键领域，但中国企业在德国数字层面的技术和产品并不普遍，除了华为5G、联想PC和移动终端等少数领域，介入并不多。

上述报告指出，中国市场已成为众多德国企业营收的主要贡献者，如果中德两国不合作，波及的绝不仅仅是一家企业，一定会外溢和蔓延到各个领域，使德国失去中国市场，失去其竞争力的重要来源。数字合作是经济合作的延伸，更大程度的融合和紧密的互联才能抵御数字互疑。中德各企业和各层面都是数字互信的关键利益方，中德两国合作必须数字互信。

中德两国经济合作面临哪些挑战？

中德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贸易高度互补，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据德国联邦统计局2023年2月16日公布的数据，2022年德国和中国双边贸易额为2979亿欧元，其中德国从中国进口额为1911亿欧元，德国对中国出口额为1068亿欧元，中国连续第七年成为德国最重要贸易伙伴，德国也是中国在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

钟祥铭所作报告指出：“在中美竞争格局之下，欧洲原有的大国平衡战略不再能实现自身战略利益最大化，比如德国一些政治力量围绕中德合作不断煽风点火，试图阻止中国企业在德正常经营与发展。在政策层面，德国政府以中国投资影响国家安全为由修订了《外国投资监管条例》，将纳入监管审查范围的股权比例从25%降至10%。”

再如，上述报告指出，2023年3月，德国主管部门给德国网络运营商发信，要求对所有已安装在网络中的关键部件进行检查。3月9日，德国多家媒体报道称，德国计划禁止使用华为的5G设备及部件，而事实上，德国从未检查出华为设备有安全风险。德国还考虑限制对华出口用于制造半导体的化学品，倘若这项措施得以实施，将限制默克（Merck KGaA）、化工巨头巴斯夫（BASF SE）等德国公司向中国出售部分半导体化学品。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对欧盟与中国“脱钩”的后果进行了推演，一旦欧盟选择与中国“脱钩”，即使欧盟建立起新的供应体系，从长远来看德国的经济产出也会减少1%。如果按照2021年德国GDP来计算，德国每年将损失360亿欧元。德国伊弗经济研究所（Ifo）公布的数据显示，若德国产业链从中国回流至德国本土，德国GDP将损失10%；若中欧爆发贸易战，中国采取反制措施，德国承受的经济损失将是英国脱欧的六倍。

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吕本富表示：“在整个国际经济结构从工业经济升级到数字经济的过程中，在绿色发展、低碳减排等传统经济板块升级过程中，中德都有着共同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的工作要一步一步做，从哪儿开始？我认为，数字互信就从‘问题清单’开始，找准当前两国企业都比较关注的问题，通过机制持续推进，持续沟通。唯有此，中德乃至中欧的数字互信应该是有希望的。毕竟中国和欧盟、中国和德国之间没有‘老大和老二’问题的结构性矛盾。如果中德能够在数字互信方面完成一些机制对接，中德两国之间就不会在产业上脱钩断链，整个欧盟的脱钩断链就不会出现大问题。只有中国和欧洲的互嵌关系稳定了，美国的脱钩断链问题可能也就到此为止了。”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指出，德国作为一个欧盟非常重要的国家，它和中国的关系会非常显著地影响到中欧关系。中德、中欧之间关于产业标准认证、互认方面有非常强烈的需求。从法律角度来说，中国的网络立法中越来越强调诚信原则，这与德国的善意原则很相近，所以中德在数字互信上有一定的信任基础。数字互信的基础还在于中德产业和企业的交流融合。双方应该通过有效、持续的对话交流，逐步减少分歧点，以更快实现互信。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乌镇数字文明研究院院长、互联网实验室和博客中国创始人方兴东表示，数字互信未来会是整个国际秩序的制度，如果中德能够成为全球数字互信的最佳实践，可以为整个不确定的世界提供很好的样本。希望从中德入手，围绕中欧、中美甚至包括其他国家，从基础理论、量化推演到技术和制度建构、全球推广互鉴层层深入。

如何推进中德数字互信？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最近，全球知名半导体公司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中国挑起的“芯片斗争”可能会给美国科技行业造成“巨大损失”。他表示，没有另一个中国，只有一个中国。

在数字时代，中国市场仍然是全球独一无二的市场。对于高科技企业而言，如果无法获得中国市场，就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得全球化规模，并需要用更多时间在其他市场获取持续研发所需的大额投入，因此，没有抓住中国市场的科技公司只能成为某个区域性的领先者，而无法成为全球性的领导者。

目前，中欧在数字规则和法规方面存在紧密合作空间。欧盟在跨境数据流动和数据保护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数字规则和法规的合作将通过连接双方的资源和市场，惠及中德数字企业。

北京大学教授、博导，ISACA（国际信息系统审计协会）中国专家委员会主席陈钟表示，当社会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之后，数字信任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尤其是ChatGPT出来之后，伦理道德完全不能再靠人的耳朵、眼睛管理，使得数字互信成为全球科技革命发展过程中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如何在中德“数字互信”里找到不失利益的调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当下已有德国企业与中国企业建立合作助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2022年，大众汽车集团宣布旗下软件公司CARIAD与中国公司地平线（专注于自动驾驶和人工智能）成立合资企业，加快面向中国市场的高级驾驶辅助系统和自动驾驶系统开发进程，大众汽车集团计划为此次合作投资约24亿欧元。

新能源汽车在数字化和脱碳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近年来已成为中欧的首要议程。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是德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及相关产业链扩张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市场。

中国通信业知名观察家、智能互联网研究专家项立刚表示，中德两国之间存在着很多的合作机会，比如在智能汽车发展中，具有燃油车品牌优势的德国汽车品牌现在在操作系统、智能驾驶、软件研发这些领域反而处在比较弱势的地位，很多德国车企开始在中国投资建设研发中心，寻求和中国企业的合作，所以未来中德双方可以实现共同研发、共同开发、共同认证，相互推进，形成一个独特的市场发展推动力量。推动数字互信，还需要考虑德国人的民族特性。

中经传媒智库代表、《中经参考》主编杨品文认为：“从德国企业的特点来看，作为外向型经济体，因为德国本土腹地狭小，开拓外部市场是德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石，中国市场是德国企业很难放弃的，这是中德双方建立互信的现实出发点。从思维方式差异的角度来看，与我们偏好宏大叙事不同，一事一议、具体问题探讨更符合德国人的行事方式，因此在数字经济规则的重构过程中，基于小的市场框架里面谈数字互信更具操作性。”

推进中德互信，互联网发展资深专家、国家信息化测评中心原常务副主任胡建生指出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去做，第一，从互信基础上推动中德数字互信成为样板，要把问题研究透，解决根本性的问题；第二，开展系统的、长期的、深入的对话，比如能否建立数字互信的组织、专门的会议论坛持续深入的推进；第三，分类推进数字互信，不要把数据安全和经贸扯到一起，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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