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十四五”规划建议应声而来。在改革开放开启四十余年后，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不过依然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等问题。

如何经一步推动改革，完善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商学院》记者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刘纪鹏。

刘纪鹏指出，在建党100周年、“后疫情”时代、中美博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等时间节点聚合下，“十四五”规划的方向和推进非常重要。在“十四五”期间，能否承上启下，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需要坚持中国发展模式，而不是照搬照抄西方模式。

他认为，中国经济模式有其重要特征，第一、坚持党的领导；第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三、有为政府引导、指导、服务市场；第四、建立以国有资本为主，包容其他多种形式资本的现代公司制。

“‘十四五’期间，能否在这四个方面继续坚持贯彻，甚至被其他国家所借鉴，意味着‘中国道路’的成功和成就。”刘纪鹏说道。

资本市场和国企改革进入关键期

宏观运行环境和微观运行载体，二者合一，才能形成完善的市场体系。刘纪鹏认为，有两个方面的改革非常关键。

首先，宏观方面，“十四五”期间，能否建成健康、规范、强大的资本市场，值得关注。

他分析到，中国的改革从生活消费资料开始，到生产资料市场、知识产权市场、劳动力市场，逐渐演变到资本市场。作为资源优化配置最重要的市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目前还有很多缺陷，人们并不满意。

他指出，“十四五”规划建议对资本市场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发展方向，“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完善金融体制改革，逐步从目前以银行为代表的间接融资模式，向以资本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方向转型，这一方向非常重要。

其次，从微观方面看， “十四五”规划与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重合，国资国企改革有望迎来新一轮提速升级。

刘纪鹏认为，在“十四五”期间从国企改革迈向国资改革，加大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力度，建立以国有资本为主，包容其他资本的现代公司制度，这一点非常关键。

关于国企改革，首先要根据功能做好分类，他建议，对于公益类国有企业由财政部管，鼓励非国有企业参与经营；对于主业处于充分竞争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由国资委履行监督职能，实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做优做大做强。而从国资的角度看，对于主业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可以保持国有资本控股地位，支持非国有资本参股等。

“中国模式的关键特征，并不在于公益领域里边做强国企，而是在于竞争领域里边做强国企。”刘纪鹏继续分析，“这个思路非常好，‘十四五’期间要逐步清晰。”

一个是资本市场建设，一个是国企国资改革，“‘十四五’期间这两个方面做好了，中国模式也就走出来了。” 

“双循环”战略恰逢其时

刘纪鹏分析，从现实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都是“双循环”，未来开放的大门也不会关上。

从概念上看，“双循环”战略是在世界经济衰退，疫情蔓延，以及中美博弈的背景下提出，为保持经济增长，“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随着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中国市场确实到了一个消费升级的阶段。比如，保健需求催生了体育健身产业，医药卫生和教育等曾经的非盈利性事业也在向高层次、充分竞争方向发展。中国强大的内需市场，不但拉动本国经济，也推动了世界经济繁荣。

在他看来，当需求端逐步向高端物质文化产品升级时，产业链也需要从中低端向高级化、高端化、高附加值领域转变。“双循环”战略的提出，考虑到了中国内外的现实环境，恰逢其时。

产业链和价值链双链并举
 

想解决科技领域的“卡脖子”问题，必须在“十四五”期间加大对高科技发展的力度和投入。

刘纪鹏指出，世界各国的科技发展水平不同，模式也各有不同。在中国，产业链要向高端发展，政府主导的高科技，高校主导的高科技，以及公司高科技，三者要相互协调，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虽然，政府主导，集中力量办大事被认为是中国模式的优越性，但是在某些产业高科技领域，有其自身规律。其中，科教基础和市场环境是推动科技发展以及产业化应用的重要力量。

基于此，一些重大攻关项目可以由政府主导集中管理，一些基础科学要依靠高校，一些有产业前景的技术，则需要公司力量，推动“产学研”三位一体。

“制度决定技术。”刘纪鹏指出，高科技的发展要想取得持续性突破，一定要有好的制度相伴。公司在科技投入方面具有激励和约束的体制，对风险把控能力高，资金使用更有效率。

同时，一个国家的高科技水平不完全仅仅是在5G等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更重要的是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的整体水平提升。
 

他举例，发展制造业，提升产业链只是打造“陆军体系”，而正如石油、煤炭、黄金等定价权都是在资本市场，定价权就是“制空权”，所以，资本市场的价值链作用不容忽视。

中国要解决高科技领域的“卡脖子”问题，还是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这个市场能汇集无数敢于投资新产业、新金融公司等具有创新性的企业，在资源集中优化配置下，利润共享，风险分担。

同时，资本不仅是一种经营手段，还是一种管理模式。在现代公司制度下，资本的收益不完全是利润。所以，国有企业也有望通过资本和制度的改革，完善约束和激励机制，推进技术突破。

所以，在他看来，中国发展高科技，需要产业链和价值链双链并举，既发展高科技也强大资本市场。

金融监管与创新需要动态平衡

金融科技创新和监管制度需要在动态中寻求平衡。

刘纪鹏指出，对于一些金融创新现象，要坚持建设法治市场经济的精神，进行充分论证，进而完善监管体系。 

正如蚂蚁集团IPO暂停事件，如果是因为蚂蚁集团过于庞大，处于垄断地位，甚至波及到国家安全等问题，应该由有关部门，比如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改委等对其进行调查论证。一旦得出这种结论，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可以要求对其进行监管、改进甚至拆分。

但是如果一个平台的“垄断”，打破了传统金融行业旧体制束缚，催生新的金融生态，则需要另当别论。在“十四五”规划中要解决间接融资占比过大的问题，“在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推动金融科技创新的方向下，我们的眼光要放长远。”刘纪鹏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