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科技始于颠覆文化 ——专访硅谷人工智能研究院创始人皮埃罗·斯加鲁菲
原创 作者：胡嘉琦 /
发布时间：2023-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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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的科技行业被广泛认为是最具颠覆性的，在硅谷，很多企业通过颠覆性创新改变了行业的发展轨迹。许多科技公司在硅谷蓬勃发展，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划时代的成就，它们也提供了许多高薪的工作机会。因此，硅谷成为美国年入百万美元较多的地区之一。
从当下爆火的人工智能软件ChatGPT到市值2.81万亿美元的苹果公司，再到谷歌、英特尔、eBay、Facebook，这些科技公司均位于硅谷。
据Joint Venture Silicon Valley发布的《2022年硅谷指数》（2022 Silicon Valley Index）显示，硅谷的人均年收入从2018年的11.3万美元上涨到17万美元，远高于美国的人均年收入（约7.1万美元）。
高薪之下，硅谷的失业率也很低。根据《2023硅谷指数》数据，2022年硅谷失业率降至历史最低点1.8%。
硅谷何以成为硅谷？硅谷的底色是什么？为什么众多颠覆行业的企业都出自硅谷？
近日，《商学院》记者专访了硅谷人工智能研究院创始人、《硅谷百年史：互联网时代》作者皮埃罗·斯加鲁菲（Piero Scaruffi），作为1983年就从意大利搬到硅谷工作、长期从事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斯加鲁菲在专访中分享了一个隐藏在“更深层次”的硅谷。
硅谷的颠覆文化
在硅谷流行着一则笑话：你换工作都无需换停车位。
“硅谷的文化就是变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安纳李·萨克森尼安（AnnaLee Saxenian)在《区域优势·硅谷与128号公路的文化与竞争》中提出，硅谷有一种文化：流动是可以接受的，快速变化是常态，写在简历上不会被认为对自己有不利影响……因此你就拥有了快速决定、快速流动、快速变化的文化。这就是作为一个初创企业所处的环境。
变化是时刻发生的，在硅谷，科技人士经常用“颠覆”来形容变化。在《硅谷百年史：互联网时代》一书中，斯加鲁菲和长期从事投资业务的阿伦·拉奥（Arun Rao）提出，颠覆已经成为硅谷的一种商业模式。颠覆性业务早期的特点是：较小的目标市场、较简单的产品和服务、处于较低的市场层次、毛利率较低。
斯加鲁菲认为，哈佛商学院的克莱顿·克里斯滕森（Clayton Christensen)的“破坏性创新”理论与颠覆性的商业模式不谋而合。“破坏性创新”理论认为，观察到新类型的客户创造新市场的创新行为一部分是利用新科技，一部分是靠开发新的商业模型，还有的是靠对旧技术的革新。通常，新的产品或服务首先会在市场底层的简单应用方面占领市场份额，然后不停地向市场上层扩张，并取代那些老牌的竞争者。克里斯滕森提出，“破坏性创新”与“持续性创新”的不同在于，持续创新只是对现有产品稍作改进。比如，个人电脑的产生具有颠覆性，因为它为计算机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大众市场，在此之前，昂贵的大型计算机只会卖给大型公司和用来搞研究的大学。
对于一个老牌的公司来说，“创新者的窘境”在于，是把同样的事情做得好一点（持续性改进）来维持现有的市场，还是接受新的科技和商业模式（通常会摧毁盈利的旧市场）来抓住新市场。
来自硅谷的多家知名公司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比如，IBM曾经在应对“创新者的窘境”时采用的办法就是成立一个新的业务部门来生产个人电脑。
Netflix公司在成为流媒体服务提供商之前，其业务模式是通过邮局寄送DVD给用户。用户可以在网站上选择自己喜欢的电影或电视剧，然后Netflix会将DVD邮寄给用户，用户在观看完后再将DVD通过邮局寄回。这种业务模式在过去相当受欢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带宽的增加，Netflix开始逐步淘汰旧的商业模式（通过邮局寄送DVD），转型为在线流媒体服务，用户可以通过互联网直接观看内容，而不再需要寄送DVD。
颠覆性创新从市场底层开始，在早期，较低的毛利率使得行业领先者对其轻视，然而，随着产品的迭代升级，颠覆性创新者“先破后立”地重建了整个产业体系。比如，人们用Skpye和Google Chat颠覆了长途电话，iTunes和亚马逊取代了唱片商店、谷歌成为了新的学术图书馆，更多的消费者选择在eBay和Etsy而不是精品商店购物，优步颠覆了出租车行业，Twitter颠覆了新闻通讯社。
在硅谷，亚马逊正在使用无人机重新定义购物方式；谷歌正在将驾车出行重新定义为无人驾驶车辆；苹果手机正在重新定义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ChatGPT正在重新定义人工智能的边界。
当然，颠覆也意味着淘汰。“硅谷真正的、非虚拟的社会特点就是，各个层面上的变化无常。人们来去匆匆，公司生生死死。”在《硅谷百年史：互联网时代》一书中，斯加鲁菲提出了这个观点。
斯加鲁菲向《商学院》记者举例，一名在硅谷从事传统行业的父亲，因为不能适应产业的变化而失去了工作，然而，重新学习并进入另一个新的行业是困难的，这让失去工作的父亲感到心灰意冷。但他的儿子却非常自豪，虽然年仅22岁，他所从事的新兴行业获得了超过父亲10倍的收入。
硅谷的发明也进一步推动了免费经济的到来，这也彻底改变了行业从业人员的职业轨迹，加剧了对传统行业从业人员的淘汰，从事传统行业的人员不得不面临知识更新，从而适应新的就业需求。
斯加鲁菲举例，2006年，YouTube仅有60名员工，但他们却管理着1亿条视频。YouTube的员工并不制造视频，全球有数百万人在为它提供视频。如果好莱坞的一家电影厂决定要生产1亿条视频，它就必须雇佣数十万人来进行表演、导演、制作、编辑和上传等工作。
2004年，克雷格目录只有10名员工，却管理着每月张贴100万条以上广告的工作。如果是一家报纸要处理如此数量的广告，则需要雇佣数百名编辑人员。2005年，Flickr只有9名员工，管理着数百万张照片库存。这些照片是在全世界拍摄的，由数百万名用户进行加工、上传、记录甚至编排。而一家杂志如果要创建这样一个图片库则需要雇佣数千名摄影师、导游、编辑人员。同样的，2005年，Skype只有200名员工，但他们却为5000多万名注册用户提供服务。
为什么发生在硅谷？
斯加鲁菲认为，硅谷与其他地区最明显的不同是硅谷精神，尽管世界上许多城市都想复制硅谷的成功，但是它们与硅谷的精神是不同的，硅谷精神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来自技术，它还来自艺术家、音乐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科学家，这些因素共同创造了硅谷精神。
硅谷是伯乐。《硅谷百年史：互联网时代》一书中提出，硅谷发明的东西很少。计算机并非硅谷所发明，硅谷没有发明晶体管、集成电路、个人电脑、互联网、万维网、浏览器、搜索引擎、社交网络和智能电话。生物科技和绿色科技的发明也并非来自硅谷。硅谷所起的作用是将这些技术“迅速传播”。硅谷有着独特的、近乎魔鬼般的嗅觉，能迅速理解一项发明对于社会可能产生的颠覆性前景，然后使之商业化，并扩大规模，从中盈利。
硅谷的创业公司将美国东海岸和欧洲的大型研发中心引入旧金山湾区。实际上，硅谷最大的研究中心从来就不是真正的“研究”中心，而是“研发”中心。它们更偏重于“开发”而不是“研究”。比如，IBM最初是一家东海岸的公司，在其圣何赛的实验室发明了数据存储技术；施乐也是东海岸的公司，在其帕洛阿图研究中心完善了人机界面；美国政府机构（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PRA）发明了互联网，它选择斯坦福研究所作为其节点之一；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发明了万维网，而第一个美国的万维网服务器设在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智能手机来自芬兰。
欧洲曾是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但硅谷的故事为何没有发生在欧洲？斯加鲁菲举例，他曾在一家欧洲的跨国公司工作过10年，每当工程团队的一个成员有新产品的想法时，经理就会问一个很微妙的问题：“有其他人已经干过这个吗？”如果他们回答：“是”，经理就会说：“我们太迟了”。如果他们回答“否”，经理就会说，“那就没必要了。”这也导致了工程师们缺乏创新的土壤。在硅谷恰恰相反，敢于冒险是硅谷的底色。
在《硅谷百年史：互联网时代》一书中，硅谷同世界绝大多数地方特别是欧洲的另一个重要的不同是大学教授的思维方式。欧洲大学是静止和封建的官僚体制，一名教授就好像一个男爵，他向助手们赐以恩惠，同时他又是系领导的终身奴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硅谷的高校鼓励其教员创办他们自己的公司。
硅谷原以农业为主，特别盛产大樱桃，到20世纪70年代，硅谷还是遍地果园和农田。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变化为全球的“科技圣地”，硅谷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37年惠普公司的创建。弗雷德里克·特曼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就来到斯坦福大学，成为斯坦福的一名电子工程学教授，他鼓励自己的学生威廉·休利特（William Hewlett）和戴维·帕卡德（David Packard）将休利特在撰写硕士论文时设计的音频振荡器推向市场，并借给休利特和帕卡德538美元用于生产这种机器，而后，两位斯坦福大学毕业生开创的电子仪器业务成为硅谷的地标。
作为硅谷最知名的高校，斯坦福大学历经近百年，目前，它还保持着鼓励内部员工创业的文化。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美国斯坦福大学结构生物学系教授迈克尔·莱维特在接受《商学院》记者采访时提出，斯坦福大学创造了硅谷，这是因为斯坦福大学对学术和商业都持非常开发的态度，它们的教员不必因为创业而离开公司，它鼓励教员创办公司，教员可以每周花“工作日1天+周末2天”的时间进行创业，这样教员可以把一半的时间花在公司上。比如，苹果、谷歌、思科等很多公司的创始人都来自斯坦福大学。在创业后，这些成功的公司还会向斯坦福大学捐款，如今，斯坦福大学每年可以获得70亿元人民币的捐款。
创造硅谷奇迹不仅来自于宽松的环境。红杉资本创始人唐·瓦仑丁在一次采访中提出，“在硅谷，你不必因为失败而背负污名。”
斯加鲁菲表示，硅谷需要的是有真正想法的人。在硅谷，如果你说：“这个想法很棒，但是已经有人做过了”，没人会理睬你。但是如果你说：“这是个新的想法”，尽管很难实现，但是人们会听你的。
斯加鲁菲还表示，尽管在硅谷创业的人，90%都失败了，但是硅谷需要失败的人。硅谷的大多数公司都十分看重“试错法”，它们要在创意之初就开始推进，而不必等到其完善之后。其目的是快速掌握什么是可行的，什么会失败，并不断进行迭代。而在这个过程中学到的一点一滴的经验都会帮助它们节省时间和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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