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媒工具匮乏的古代，是没有“娱乐圈”的，戏演得再好，也出不去村儿。为数不多被历史记下来的名伶，基本都要跟达官显贵扯上关系。像唱歌的李延年、跳胡旋舞的安禄山……近代随着报纸、电影、唱片产业的渐次发展，演艺明星也逐渐浮出水面，百十年来，也算是沉沉浮浮最为频繁的行业之一了。

 

明星的坠落历来都有，本是市井的饭后谈资，然而最近吴亦凡入狱、郑爽被罚、赵薇作品下架……让我们不禁重新审视演艺明星这一群体——如此大规模地违反法律，触怒民众，不会是个别人的品质问题，而是这一群体的某些属性发生了变化。

 

 

这些站在聚光灯下、家喻户晓的明星们，显然处在人生的得意之中。他们的收入、名气是资本和市场的运作，并非个人能够左右，能成为演艺圈“顶流”，跟中彩票一样，可遇不可求。既然运气到了，我们就不得不提起《朱子家训》中那句名言：“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

 

留余地确实是个挺难的事情。李白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说的是喝酒——趁着身体好，熬夜喝大酒，那是他自己的事情。但当你妨碍到别人的时候，话就要两说了。如果得意到目中无人，那“翻车”大概是早晚的事情。

 

中国古代人喜欢大自然，觉得当中蕴藏着做人的道理，所以丰卦的《彖传》中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乎人乎！”先秦时期，人们按照这个道理，做了一种叫“欹器”的礼器。这种器皿底部是尖的，靠双耳挂在支架上，里面可以盛水。空着的时候是歪的，只有水到了一定高度，才会中正，再加水则会倾倒。古人以此告诫自己“持满之道，抑而损之”。

 

 

所谓的“持盈保泰”，其实是说群体的自我认知，在膨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失控，能保持“可控”的状态，是需要主体做出很多正确的判断，并且割舍很多既得利益的。

 

皇帝大概是历史上最容易膨胀而失控的一个群体。南朝梁的建立者萧衍，也就是梁武帝，年轻时才高志广，讨东昏、征北魏，可谓立下不世之功。坐上皇帝的宝座后，想的也是勤于政务、躬行节俭，比起陡然走红的明星要自律得多，但是皇帝当久了，很多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他的六弟萧宏身高八尺，但打起仗来贪生怕死，人送外号“萧娘”。饶是如此，还日常挥霍无度，家中富可敌国。当被人告发时，萧衍面对六弟琳琅满目的府库，笑呵呵地说：“阿六的日子，过得很舒服啊！”就是这种对又贪婪又无能的亲信的骄纵，导致后来叛军入城围困建康时，没有一支队伍来勤王，让梁武帝萧衍落得个困死台城的下场。

 

萧衍显然对权力产生了一些误解：他以为权力越大的人，越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做一些出格的事情。但你的权力和影响力越大，你在越轨的时候就会偏离得越远，这个力量，也将把你推向更失控的膨胀。

 

 

失控的膨胀总会有终结的一天，再嚣张的个体，一旦越过底线，就难免如气球般瞬间炸裂。

 

在帝制时代，大臣的底线是皇帝，只要没过线，大臣可以有各种欢脱的操作。比如清代皇帝用人准则之一，是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守旧的清官，换言之，如果办事能力过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官员不那么清廉。比如康熙时期的权臣噶礼，在任山西巡抚期间，他确实能干，但也中饱私囊、拉帮结党，虽遭人弹劾，但因能干又会讨皇帝欢心，所以康熙一直充耳不闻。但康熙皇帝的底线，就是他的继承人问题。当噶礼在太子党中站队之时，皇帝一举将其革职抄家，让他带着搜刮来的巨资去修避暑山庄，最后还是杀而后快。

 

在演艺圈，这个理还讲得通。当你的能力大到一定程度时，我们可以容忍你一些毛病，但是这句话有两个要点：第一是能力足够强；第二是有底线。长得好看、演技高超，如果有些丢三落四、心直口快、高冷内向的都不算什么。但心直口快不等于无知无畏，高冷内向也不能傲慢无礼，更何况违反国家法律、触犯人民利益、伤害民族感情，任何人都没有踩过这些底线的特权。

 

最近看着这些明星的新闻，我觉得应该告诉他们，闲下来的时候，最好还是多读读书，多懂一些民族大义，多了解一些做人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