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信息的自由流通，学习工具的丰富，个体变得强大而有为。同时，当财富、声望和社会地位变得高度可量化，由此衍生出的成功焦虑、职场焦虑正在制造“内卷”，也让很多年轻人对“躺平”心态向往之而不得。
 

除这些符号化的自嘲外，更为普遍的职场焦虑正在扼杀年轻人的创造力和热情。数字化流程中的分工，也让一些职场年轻人陷入“工具人”陷阱。

 

成功焦虑感与技术发展有哪些关系？在物质激励、愿景激励之外，管理者应该如何增强员工的职场幸福感？影响领导力进化的因素有哪些？面对更多的职场选择，年轻人应该如何寻找方向？这些问题都在“呼唤”积极心理学的“解题思路”。

 

就科技变革和社会发展关系、个体与组织关系，以及个人成长等问题，《商学院》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心理学系主任、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执行主席彭凯平。

 

 

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以及各类应用终端的发展，使得人类社会和人类行为越来越具有“工具特性”，这些“工具特性”加重了数字化时代的人类焦虑。

 

第一，同步性。在信息联通下，受大数据工具支配，人们的行为容易产生同步。这种一致性并不符合生物和社会多样性原则。正如部队过桥步伐一致，很容易产生共振。在互联网舆论环境下，也容易发生“偏激共振和各种“反转”的出现。

 

第二，感染性。在社交媒体中，人们的情绪越来越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和感染。由于负面情绪具有自我加工优势，所产生的影响要大于积极情绪。

 

第三，匿名性。与真实社会人们更需要自我约束和节律不同，在虚拟的网络中，戴着面具的“用户”容易产生极端言论，进行互相攻击、排斥。

 

第四，排他性。由于大数据算法造成的“信息茧房”，我们往往选择相信的世界，并非是真实的世界。这种普遍存在的焦虑、恐惧、愤怒情绪，也与自我选择有关。

 

第五，廉价性。互联网兴起时推行的免费商业模式，让人们习惯了“不劳而获”。现在丰富的应用工具和内容产品，让人们用很低的成本就可以获得及时满足。这些体验也在影响人们对待感情、生命、合作价值的态度，让这些宝贵的东西变得廉价。

 

从整体来看，数字化技术让社会变得越来越分化、越来越个体化、越来越“工具化”。这些迹象比较危险，人们的心理健康在下降，社会竞争在“内卷”，“躺平”的欲望越来越迫切。

 

虽然技术对社会心理产生很多负面影响，但是对技术的积极作用，彭凯平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人类最基本的普世需求健康、和谐、人民幸福，不分国界。是否可以依据幸福标准、行为标准，甚至道德标准，开发一些技术改变人类的焦虑问题，值得探索。

 

彭凯平称这些技术为“幸福科技”，并且在清华大学创建了“幸福科技实验室”，也叫3H实验室。希望利用技术让人们更加健康（Health）、幸福（Happiness）、和谐（Harmony）。

 

比如在健康方面，是不是可以开发一些助眠设备、助眠游戏？因为幸福不光是一种感受，还有生理指标，多巴胺、内啡肽、血清素、催产素与愉悦、平静的情绪有很大关系。这就为“幸福科技”研发提供了可测量的指标。

 

“幸福科技”并非只是停留在实验室，还可以通过商业化方式造福更多人，正如迪士尼既是生产幸福快乐的组织，也是一个赚钱的商业模式。追求幸福并不一定在商业上就“吃亏了”。

 

 

 

当下，职场的年轻人对“加班是福报”展现出矛盾心理，既想平衡工作和生活，减少加班时长，但是又很难放弃薪水。回归生活后因为缺乏社交和其他兴趣而无所适从。同时，我们对物质财富的渴望又非常真实而普遍，甚至被认为是“人间清醒”。

 

在彭凯平看来，很多年轻人的职场幸福感很低，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这与企业管理者不懂心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有关。大家都知道“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但在与员工沟通时，却没有真正地运用。人的基本需求满足后，就会有成长需求，比如技能的提升、地位的改变。工作不光是为了钱，朋友、战友似的团队关系也很重要。
 

第二，如果在管理过程中不去挖掘、满足这些需求，员工感受不到温暖，且缺乏沟通交流机制，甚至同事之间变成对手，工作变成“工具”，员工就会自我凋萎，变成只看钱的“工具人”。

 

管理者要把员工的终身发展作为重要的人力管理目标。首先，一般情况下，工作年限越长，员工经验越丰富，产生的剩余价值越多，管理人员容易忽视这些人的成长潜能。

 

其次，基本的法律保障没有落地。最低工资、法定休假这些都是从劳动者身心发展角度去做的硬性规定。人不是为了钱而工作和生活，人是为了生活去工作赚钱。

 

最后，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很多人的思维停留在农业时代，认为多劳多得就是不停地卖苦力、卖劳动时间，如果做事情不吃苦就是投机取巧。其实，人们在愉悦、幸福的环境下进行的智力劳动产出，价值要更大。自我价值不简单是靠体力劳动去赚辛苦钱，而是要找到自己的快乐财富。如果做一件事特别开心愉悦、孜孜不倦、如痴如醉，它所产生的回报和价值会更高。

 

彭凯平认为，我们要从观念和思想上认知到赚钱的方式多种多样，应该寻找更有创造性、更有价值的赚钱方法。

企业管理者也应该意识到这一点，重视工作中的快乐指数。比如通过一些量化指标、微笑次数、躯体语言等，优化员工的工作环境和氛围，让快乐成为考核指标。

 

在打造领导力方面，积极心理学已经有所作为，比如密歇根大学商学院教授提出的正心领导力概念。主要是强调领导者重视心理能量的挖掘和发现。彭凯平称之为积极领导力，包括积极的团队建设、积极的心态、情绪调整等。 

 

 

近来，拼多多创始人黄铮、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纷纷在公司经历高速发展阶段后辞任董事长、CEO之职，选择追寻自己的理想，或做科研，或研究远景战略、社会责任等。

 

彭凯平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或与积极领导力中的两个要素有关。

 

传统领导力强调技能，比如视野、决断力、控制力，还有影响力、感召力等，但是，从积极领导力角度看，还需要看到意义感和“福流”的重要性。

 

首先，人是追求意义的生物。曾经创造一个企业、创造一个商业奇迹对于这些企业创始人是特别有意义的事，当公司已经成熟，他们需要寻找更具意义感的事业。

 

其次，“福流”（Flow）的缺失也会影响领导者。Flow也被翻译为“心流”是心理学中用来形容人专注于某项行为时的心理状态，沉静而陶醉、物我两忘。

 

在创业阶段，为之奋斗的“福流”会让领导者陶醉而不知疲倦，但是当公司变得越来越大，组织社会关系的复杂，甚至社会舆论攻击、政策态度变化等，这种快乐的“福流”消失，那为什么还要陷入其中？

 

创始人的退出多少都会影响企业和员工，但现代企业的发展都不会只靠一个人，当他们选择退出时，应该是组织准备好了，具备一定的抗波动、抗逆力。

 

面对选择，既能“安其所”又要“遂其生”

 

在《高效的方法》一书中，针对个人心理问题，提出只有在工作中找到自己擅长的、感兴趣的专业领域，才能提高自我的工作积极性，并从中获得更多幸福感。

 

是热爱自己所做的，还是寻找自己的热爱，成为横亘在职场人面前的“坎”。
 

时代赋予了年轻人更多选择职业、发展方向的机会。在实际生活中，一些人却又增加了选择焦虑，患得患失。
 

其实，积极心理学中认为，人的选择并不是越多越好，选择越多反倒增加焦虑。

 

现实社会中，我们以为自己有很多选择，但是静下来思考，其实选择往往就是两个，坚持还是放弃？A还是B？前进还是静止？

 

人们感到迷茫的原因往往是因为找不到自己的爱好、特长和天赋。不过，当你面临选择时，其实那个答案已经有了。因为在潜意识中我们更明确自己不喜欢的是什么。

 

比如，自己知道不喜欢现有的工作，那就应该脱离“舒适圈”，把困惑抛弃，勇敢向前，即使未来是未知，但再差也不会比现在差。在面对选择时，也应该遵从马斯洛的建议，向前进而不是等着后退找安逸。

 

这并不是建议人们为了寻找所谓的“喜欢”和“热爱”而不停地跳槽。因为，人还需要尽量适应工作，因为多坚持一会，可能你就会发现这就是你的喜爱和擅长。所有的爱好都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创造的。

 

正如近代著名的社会学家、教育家潘光旦提出的“位育”论，重新解释了适者生存。“位”即安其所，“育”即“遂其生”。人就是要不断去适应环境，不断成长。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引自《中庸》）。人们在面对挑战时，往往忽视了成长，是一种“未育”。其实，中庸之道并不是指不偏不倚，而是要在接受适应中寻求发展。所以，中国人的智慧从来不是机械、呆板的，而是如水一样，顺应万物。

 

 

在清华大学社科学院2021届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彭凯平谈到了社会科学的三大常识——智慧、善良和合作的重要性。这些常识可以帮助我们化解“内卷”，挑战“躺平”，超越平庸。

 

我们不能忘记“智慧是一种力量”，“最大的智慧不是你有多聪明，而是你有多善良”，“合作比自私更有效，分享比独占更幸福”。

 

不过，在现实的职场竞争、生活压力下，人们往往会忽略到这些常识的价值和意义，这其中有很多原因。

 

首先是教育方面。现在的教育体系和内容非常强调工具理性、竞争博弈，学生大量的时间学习的是西方十九世纪的哲学史，受斗争体系、竞争体系、社会达尔文体系影响很大。但是，人文社会科学里新的文明知识基本没有，比如心理学、政治学，虽然经济学比较热，但是西方工具理性对经济学影响很大，心理学已经开始挑战理性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假设。

 

其次是社会原因。社会上确实存在很多人利用人性弱点获利很多的情况，他们又没有受到惩罚和道德谴责。这种人获得“成功”后，还在传播自己的厚黑学、成功学。如果没有判断，会导致很多人认为这就是现实。社会甚至存在一种倾向，认为谈积极正面就是虚伪，抱怨、批判反而才是讲真话。这是非常可悲的。

 

再则是心理偏差。人们对负面心理更敏感，因为从进化角度看，负面信息与生存问题关系密切，而积极信息与发展问题更相关。关注负面，容易活下来；关注积极，才能活得更好。

 

中国现阶段普遍出现的焦虑、内卷、竞争压力大等社会心理问题，也与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在社会转型阶段，负面的竞争意识比较强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要与时俱进，改变观念，这意味着要先改变心态，才能追求富裕，追求自由。这是最容易开启的，不以物质追求为目标，走出舒适区，在不确定性中获得快乐。

 

人的认知不是符号、口号，所有概念被领纳后，都会形成神经元的网络连接，形成反应激荡，促进身心合一、知行合一。所以，先认同智慧、善良和社会合作的价值，就会敦促我们的行动，相辅相成，获得超越财富回报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