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在不同的年代，其内涵和外延都在发生着变化。今天我们要探索的一是研究“价值”的内涵是否扩展，二是从谁的角度来看“价值”。因为一个企业定义的价值，对另一群人而言可能是负价值。外卖解决了人们就餐的便利性，但废弃的塑料包装袋却是对社会环境的极大破坏。

　　所以，今天我们在定义“价值”时，不能从单一维度，而是要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来综合权衡。正如创新理论之父熊彼特所认为的，创新的本质不是发明，而是资源的重新组合，让它具备经济性。不同资源也产生了不同利益立场。

　　多因素促发对价值问题的再思考

　　今天的企业是放在全球化的环境中来考量，那么衡量组织的价值时就需要从不同维度来考量。

　　维度一，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浪潮。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并非由几家大公司带来的，而是由诸多出口导向型的中小企业构成的。全球化带动了中国大量中小企业的快速崛起，但由此产生的对当地生产和劳动力的替代也引起了反全球化，区域性的民粹主义，这些力量成为价值再分配的主导势力。

　　维度二，数字化。企业数字化是对效率的追逐。工业化时代效率的提升以十倍、数十倍来计，而数字化时代对效率的提升可能是数十倍乃至上百倍。

　　在不同领域，数字化的影响力会有所不同。随着大数据的引入，金融业，特别是保险、会计和审计行业，未来面对人与机器之间的配比关系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大数据技术的推动者还是企业本身。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应用背后的社会伦理是怎样的，机器作为智人参与到工作中来时如何与人协作，恰恰是企业和软件工程师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

　　维度三，人需要正视自然的关系。人与人，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共创共赢共生的问题已经多有叙述。当下，人与自然的共创、共生和共赢的问题需要受到高度关注。

　　在过去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间，企业总在以自然挑战者的姿态出现。几十年后经大量科学证明，如果人和自然生态之间没有和谐共处，站在敌对和居高临下的角度，很有可能人类会成为自己的牺牲品。

　　一个例子是农业领域人和昆虫的大战。从农药的发明开始，昆虫和人类在抗毒性和毒性上不断进行“军备竞赛”，农药毒性越大，昆虫在自然演化中，抗毒能力也更强大，最后导致农作物吸收了大量农药中的毒性，反噬人类。另一个例子是为了提升农作物的生产效率，人类撇开农作物的自然生长路径，开始投入转基因作物的研究，人与自然的对抗关系越发紧张，走上了不归路。

　　人与抗生素也是这样的关系。细菌在人类还没出现前就诞生了，看似强大的人类往往倒在细菌下，于是抗生素的诞生就是用来杀死细菌。但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战争，等到人类从地球上消失时，细菌依然会存在。卡尔·齐默写的《演化的故事》详细地描述了40亿年来生命的旅程，需要人们从更长的时间线和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

　　所以当我们说到企业价值，一旦我们的视角是站在与自然，与其他企业竞争的视角，出发点就会出现问题。

　　中国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首先是新经济领域新形式的垄断。中国企业在资本的推进下，正处于垄断型企业的生成阶段。这种状态比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的垄断速度还要快。

　　互联网和新经济领域已经不再有地方保护主义势力的阻挡，资本冲破壁垒，新经济产业集聚的速度急速上升，让像滴滴、ofo这样的企业在短时期内形成垄断，这是传统的制造业无法达到的规模效应。但在这些由资本驱动的领域很容易出现寡头垄断，其后果是消费者综合福利下降，价格提升，在滴滴吞并其他的竞争对手后，这些迹象已经能够明显地被观察到。

　　其次，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根基在于企业的价值观。当中国企业走向全球化的舞台时，需要关注的是企业和当地社会关系的平衡，如果不注意，那么“中国企业来了”就会引来恐慌，被当地政府贴上警示的标贴。

　　百度与谷歌对于广告的态度反映出这两家公司日后能走多远。企业可以提供给大众的利益与企业文化相叠加，才能构成企业的真正价值，并在一定节点以财务方式爆发出来。这方面的反例有大众的“排放门事件”以及星巴克的种族歧视事件。

　　第三，数字化不是替代人的价值选取。今日头条在分发流量时，按照机器的判断和算法来推荐文章，人为地屏蔽了更宽泛的选择。看似新闻量大了，但是人被数字给孤立了，失去了信息的选择权，如何在数字化时代我们依然能拥有自己的选择和价值判断，这是我们需要去深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