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中企出海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行动指南(东盟专辑)政策动力

原创 作者:中经传媒智库 日期:2023-12-21 浏览次数:0
序   言

新兴黄金市场:东盟

 

2023 年 10 月 18 日,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发布了《“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北京倡议》《“一带一路”蓝色合作倡议》等重要倡议,对下一阶段共建“一带一路” 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企业出海东盟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参考。

 

东盟国家的产业结构并不平衡。新加坡经济最发达,服务业占比高;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服务业占比也超过本国 GDP 的一半。此外,东盟国家的产业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新加坡高技术行业发展较好;马来西亚和文莱、泰国在能源化工行业均有良好发展;越南、印度尼西亚和老挝主要发展低端制造行业;柬埔寨、菲律宾、缅甸等国家仍属于资源国,工业化程度较低。从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看,中国与东盟相关成员国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大于竞争性,投资潜力很大。

 

数十年时间,中国对东盟国家的贸易商品结构从以资源型产品为主,转向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为主,显示出双方贸易互补性不断增强,贸易商品结构持续优化,其主要原因是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持续加速。2023 年以来,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和 RCEP 协定全面生效,加上发达国家制造业外迁东南亚等因素,使东南亚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增加,推动了东盟工程机械产品的需求,使东南亚成为工程机械、钢铁等工业制成品的新兴黄金市场。

 

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辐射效应

 

共建“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抓手,改善了共建国家的综合发展环境,推动了区域合作,放大了发展辐射效应。西部陆海新通道正是共建“一带一路”辐射效应明显的金色纽带,主通道分别从重庆、成都,分东、中、西三个方向接至北部湾入海口。

 

2019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提出,到 2035 年,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建成,通道运输能力更强、枢纽布局更合理、多式联运更便捷,物流服务和通关效率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物流成本大幅下降,整体发展质量显著提升,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一条连接中国西部和东盟地区的经济走廊,旨在畅通中国西部地区与东盟之间的物流网络、提升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为产业链布局提供便利。建立中国西部内陆地区和东盟国家之间新的供应链合作基础,使中国西部经济重振既有的雄厚工业基础和技术能力,同时与东盟国家拥有的成本优势形成互补,促进企业贸易合作。

 

重庆、广西和云南均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重庆地处共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上;广西是面向东盟国家开放合作前沿窗口和共建“一带一路”有机衔接重要门户;云南地处中国与东南亚及南亚的结合部 , 连接中国、东南亚和南亚三大经济圈 , 具有沟通太平洋、印度洋的特殊地缘区位优势。

 

此外,重庆、广西和云南也具有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独特资源优势,它们可以借助东南亚国家的市场资源和技术优势 , 推动本地区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例如,重庆市依托汽车、电子制造等优势产业,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为重点,大力发展货物贸易,实现了“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的良性循环发展。

 

数字贸易与绿色经济机遇叠加

 

东盟庞大的市场规模、巨大的消费潜力、地理接近性以及政府的大力支持都为中国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和发展空间。目前,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和电子商务企业出海东南亚的动力十足。

 

近些年,对于气候问题的担忧促使东盟国家关注发展的可持续性,各国或将加快布局能源的绿色化转型。东盟国家在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方面也发布了相关政策和措施,这些措施也会影响中资企业出海。

 

整体来看,2018 年以来,东盟陆续制定了《绿色债券标准》《可持续资本市场路线图》及《东盟可持续银行原则》《东盟社会债券标准》《东盟可持续债券标准》《可持续资本市场路线图》等政策,持续助力东盟绿色金融市场的标准统一化。

 

2023 年 3 月 27 日,东盟发布《东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第二版,煤电项目的提前退出也被归类为“绿色”或转型项目,其中重点行业的评估方法、指标和技术筛选标准计划将在 2024 年和 2025 年陆续完成。新加坡、泰国、印尼、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也制定了较完善的绿色金融政策和战略规划。因此,中资企业在出海东盟各国时,需要仔细了解东盟国家和区域的相关政策和措施,注重以科技创新合作增加区域发展新动能,促进地区可持续发展。

 

关于新能源合作领域,在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东盟国家发布《东盟能源合作行动计划(APAEC)》(2021-2025),计划到 2025 年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供应总量的 23%,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总装机容量的 35%。东盟成员国提高可再生能源占比决心明确,大多数国家也采取了激励措施。

 

但是东盟正处在快速发展的阶段,这意味着更高的能源需求,东盟自身的能源结构严重依赖以煤炭为主的化石燃料。全球清洁能源转型的背景下,煤电的加速退出将加剧东盟地区的电力系统与能源安全风险。大量依附于煤炭产业链上的就业将面临冲击,其对社会稳定带来的影响将值得关注。

 

未来,中国企业可依托自身在绿色经济发展上的成熟技术和成功经验,在海上风能、水电、电力互联互通和绿色交通等方面与东盟国家开展项目。

 

展望未来,中国—东盟传统基建合作潜力巨大,新兴数字合作方兴未艾,合力引领绿色经济机遇叠加。但中国与东盟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经贸合作正在受到内外各种因素的挑战,双方应在深化现有经贸合作的基础上,密切产业合作,共同应对世界经济不稳定性。

 

中企出海东盟的政策机遇与产业机遇

文|翟崑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目前,东盟是世界上第五大经济体、亚洲第三大经济体。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贸往来始于 30 年前。据外交部 2021 年 12 月发布的《中国—东盟合作事实与数据:1991—2021》一文,1991 年中国和东盟正式开启对话进程,这一年双方贸易额为 79.6 亿美元, 2020 年达 6846 亿美元,扩大了 85 倍。2009 年以来,中国连续 12 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2020 年,东盟跃升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形成中国同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良好格局。

 

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1 年和 2022 年,东盟继续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欧盟和美国位列第二、第三。2022 年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达 6.52 万亿元,占中国外贸总值的比重为 15.5%,较上年提高 1 个百分点。出口方面,以 2020 年到 2022 年为例,中国对东盟贸易出口值按人民币计价同比增长分别为 7%、17.7% 和 21.7%,按美元计价则分别为 6.7%、26.1%、17.7%。

 

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与东盟贸易往来如此紧密?中国企业又该如何抓住在东盟地区的发展机遇?

 

中国与东盟优势互补

 

中国与东盟经贸往来密切的原因有三点。第一,中国和东盟国家高层交往密切,这是最重要的政治保障。2021 年中国和东盟由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和东盟的 10 个成员国也已经分别建立了双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3 年以来,菲律宾总统、新加坡总理、马来西亚总理、印尼总统等“接力”访华,再次强调加强经济合作。

 

第二,中国和东盟优势互补。从价值链角度看,中国在价值链中的位置逐渐由中端向高端跃升,而东盟仍处于价值链低端,两者形成垂直型产业链条关系,所以东盟是当前中国产能转移的主要承接地。

 

第三,中国和东盟各国均属于亚洲文明,营商理念相近。尤其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和东盟的“民心”日益相通,且东盟国家有大量的华人华侨,这些因素都将持续促进中国与东盟在经贸合作层次和深度上的不断提升。

 

出口地区方面,以 2020 到 2022 年为观察样本,按人民币计价,越南是中国在东盟成员国中的第一大出口国;马来西亚在 2021 和 2022 年位居第二,2020 年位居第三;新加坡在 2020 年位居第二,2022 年位居第三;泰国在 2021 年位居第三。

 

具体来说,越南是东盟地区发展最迅速的国家之一,人口结构年轻,人工成本极具竞争力,被寄予“下一个世界工厂”的厚望;马来西亚地理位置优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营商环境优越;新加坡是全球性金融中心之一,政治社会稳定、政府重视吸引外资;泰国制造业基础扎实,劳动力素质较高,基础设施较为完善,数字与软件产业、高附加值天然橡胶产品、电动汽车、汽车及零配件等均是投资热点领域。

 

从出口产品看,2002 年开始,中国对东盟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急速上升,相比初级产品(未加工或略作加工的产品,如农林牧渔矿产品),工业制成品占据绝对优势,其中,各类机械运输设备又是工业制成品的重中之重,这充分反映了中国的优势和东盟的需求。

 

从对外直接投资来看,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21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3—2021 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流量总体从72.67 亿美元增长至 197.32 亿美元,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流量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比重从 2013 年的 6.7% 提高到 2021 年的 11%。从地区看,东盟成员国里,2013—2021 年中国对新加坡的直接投资流量每年均为最高,2017—2021 年间中国直接投资流量连续呈正增长的目的国只有越南。

 

可以看到,按经济学逻辑来讲,中国在东盟地区投资谋求的是风险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一方面,虽然短时间内中国作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的优势不会发生根本改变,但随着本国人口红利的消退和生产成本的提升,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空间将被进一步压缩,而东盟国家持续推动外向型经济扩张,凭借其人力、资源和政策优势不断扩大引资规模,这是一种相互吸引的体现;另一方面,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迭代速度加快,工业自动化发展不断推动产能扩张,“走出去”的需求明显增强。

 

政策机遇

 

2023 年 2 月,中国驻东盟大使侯艳琪在署名文章《中国与东盟:合作打造增长中心》里谈到,抢抓发展机遇、释放合作潜力、实现快速复苏、推动长远发展是当前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普遍愿望。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以下简称“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不断推进和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正式生效为中国企业投资东盟地区提供了政策机遇。

 

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中国对外商谈的第一个自贸区,也是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2010 年,中国—东盟自贸区 1.0 版建成,零关税覆盖双方 90% 以上的税目产品,实现了货物贸易市场、服务贸易市场和投资市场三大领域的开放,也让中国和东盟的经济越来越融合。2019 年,中国—东盟自贸区推出 2.0 升级版,双方进一步开放市场。 2022 年 11 月,中国与东盟共同宣布,正式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谈判。双方同意,谈判将涵盖货物贸易、投资、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等领域,打造更加包容、现代、全面和互利的中国—东盟自贸区。2023 年 2 月 7 日,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谈判启动首轮磋商。

 

2022 年 1 月 1 日,RCEP 正式生效,进一步拓展中国与东盟成员国的投资空间。

 

RCEP 投资规则涵盖投资保护、投资自由化、投资促进和投资便利化四个方面,是对东盟“10+1”自由贸易协定投资规则的整合和升级。RCEP 投资章节在考虑到投资者和东道国利益平衡的前提下,着力实现高水平的投资保护与投资自由化,以原产地累积原则为代表的便利化规则减少了跨国企业在投资选址时的增加值门槛顾虑,对 RCEP 区域内投资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比如,RCEP 禁止业绩要求条款明确指出,缔约方不得对外国投资者提出出口实绩、当地含量、购买国货、外汇平衡、限制国内销售、强制技术转让、特定地区销售和规定特许费金额或比例等要求,减少所在国政府对境外经贸合作区的限制,使境外经贸合作区内企业的经营更加自由,能有效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

 

侯艳琪在署名文章中还提到,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将进一步减免关税、规范海关和检验检疫等措施,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启动该谈判彰显了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表明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下,中国和东盟共同选择了开放自由而非封闭排他,选择了互利合作而非以邻为壑,选择了深化融合而非脱钩断链。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必将与 RCEP 及其他区域内经贸合作机制互为补充,推动当地区域成为开放、包容的“增长中心”。

 

产业机遇

 

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谈判特别提到将涵盖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领域,这主要是基于当前中国和东盟的合作需求和发展方向。

 

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领域将成为中国企业投资东盟的“新蓝海”。中国企业在这两大领域拥有先进技术和完善产业链,培育了一批“全能冠军”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字经济方面,东盟各国需要持续升级数字基础设施和推动数字化转型,而中国企业较早布局东盟地区,具有先发优势,未来国内企业也可在此基础上探索新的数字经济合作模式。绿色转型方面,电动汽车正日益成为东盟经济新风口和新能源车企的重要目标。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东盟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新能源汽车发展配套措施和战略规划,为中国企业开拓当地市场创造政策条件。

 

随着中国与东盟之间经贸合作不断加深,互联互通持续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快速提升,政府政策有力支撑以及数字化跨境支付快速发展,跨境电商正成为中国出口东盟地区的重要方式。数据显示,2022 年上半年,中国对东盟的跨境电商出口增长 98.5%。新冠疫情刺激下,跨境电商新业态对全球流通和消费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是数字时代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业态,中国和东盟也都将数字经济视为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不过,目前该业态在东盟地区的发展尚存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东盟各国数字鸿沟依然严重,数字基础设施仍有待完善;二是东盟很多国家的跨境电商政策有待明确和细化,数字贸易规则没有统一,给企业合规造成一定压力。

 

总体来说,东盟地区各成员国出台了一系列吸引投资的优惠政策,整体投资环境尚可,但也要看到部分东盟国家政局不稳的现实,以及工作效率、工作模式差异对企业盈亏的影响。根据相关研究,合规问题仍是中国企业“出海”东盟要面临的最大问题,这既与东盟各国各地区监管政策及法规复杂多样且部分新兴领域的监管规则并不完善有直接关系,也与中国企业自身调研不足、准备不充分有一定关系。

 

未来,中资企业在东盟地区的投资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形势,在东盟地区布局生产投资时应将地缘政治和地缘安全作为优先考虑因素。此外,企业应充分认识到,“出海” 东盟的竞争压力将越来越大,既要面对来自日本等国在高端价值链行业领域的竞争,也要面临东盟各国本土企业在中低端领域的同质化竞争。

 

当然,变化中孕育着机遇,政府层面应积极引导和“护航”中国企业“出海”东盟;企业层面应充分发挥自身灵活性和敏锐的商业嗅觉,未来要更加关注风险规避和对冲,努力破除海外投资方面的思维惯性,不断做强做大自身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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