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因到绩效——管理研究的路径解析

原创 作者:金占明 杨鑫 日期:2022-12-29 浏览次数:0
摘 要:本文通过借鉴和类比人类的基因图谱研究,发现由企业中的个体DNA和企业DNA共同组成的企业基因是决定企业一切战略、行为与结果的最根
摘  要:本文通过借鉴和类比人类的基因图谱研究,发现由企业中的个体DNA和企业DNA共同组成的企业基因是决定企业一切战略、行为与结果的最根本原因。进一步地,整个战略管理乃至组织管理领域的研究都遵循一个潜在的模式和研究链条,即企业基因的作用路径:企业基因决定其态度,态度决定结构和行为,行为最终决定结果。无论是直接研究企业基因与绩效的关系还是通过不同的因变量、自变量、中介变量、调节变量进行研究,目前所有的管理研究,都是企业基因图谱中的一条路径。

关键词:个体DNA;企业DNA;企业基因;企业绩效
 
一、引言

 
管理研究纷纭繁杂,包含众多领域和学派,仅以战略管理为例,明茨伯格曾将战略管理划分为设计、计划、定位等十大学派,以体现战略管理是一门独立而又综合的科学。更重要的是,管理学的研究在揭示企业经济因素的同时,已经开始延伸到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生物学、历史学、模糊理论等许多其他学科,形成组织生态理论、演化理论等多种交叉理论,管理学已经成为一个覆盖面极其宽广且仍不断扩展的庞大体系。管理研究的学术论文、案例分析及各种评论更是浩瀚如星海,难以计数。曾有学者试图理清管理科学这一巨树上的枝桠脉络,寻找管理研究的普适性规律与主要路径,但往往铩羽而归,结果难以令人满意。例如分别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八九十年代开始流行的对企业绩效及其驱动因素的两大派研究——“结构(Structure)—行为(Conduct)—绩效(Performance)”范式(简称S-C-P范式),以及“战略(Strategy)—结构(Structure)—绩效(Performance)”范式(简称S-S-P范式)。目前的研究已经发现,不仅不同行业内的企业存在绩效差异,同一行业内的企业,也同样存在绩效差异。仅仅停留在从外部环境和企业内部的资源及战略层面,探究绩效的驱动因素,已经不能满足管理研究与实践的需要。如果企业的战略完全是按照外部环境与内部资源这两大客观要素制定的,那为何又有些企业难以生存或盈利?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企业选择了特定战略?外部的环境以及企业内部的资源这些客观要素与外因是如何作用于企业,又是通过何种方式与路径影响企业的战略制定与执行?除了客观要素之外,又有哪些主观因素影响了企业的战略制定与实施?或者更进一步地说,企业的战略选择仅仅是基于对环境与资源的考量还是有更深层的驱动因素的存在?这些都是现有的研究理论和模型难以回答的问题。

虽然管理科学的基本研究对象是企业,是组织,而组织是由一个个部门和单位构成,但归根结底组织的最基本单元是个人,但其本质上还是关于组织中人的研究,管理研究既是科学,更是艺术,我们很难在管理研究中发现如“元素周期律”一般精准的规律,但是,我们可以再更深的层次上寻找到如同指路明灯一般的研究框架与规律。

那么,管理研究是否就毫无章法可循呢?既然企业是由人构成的有机体,这一有机体是否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人类的一些诸如生老病死的特征呢?实际上,在演化经济学以及组织行为的领域内,已经有学者开始利用生物学和医学的知识,将企业类比成人类或其他生命体,就此展开对于组织生存、适应性、组织免疫以及组织死亡等一系列课题的研究。但是,目前已有的研究将组织视为一个类似于人的生命体,将人力资源、市场营销、会计等职能视为人体的各个器官,将组织结构视为人体的躯体构造,将组织的行为视为人的一言一行。虽然这些研究加深了我们对企业的结构和行为的理解,但仍然没有触及组织研究的深层的根本性因素。如同科学家们孜孜不倦地探索人体的奥秘一样,管理领域的学者们也应该去挖掘、去发现,究竟是什么决定了组织这一生命体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决定了生命体的一切行为,并最终决定生命体的生老病死?

北京时间2000年6月26日,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类基因图谱的绘制工作宣告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HGP)”“曼哈顿原子弹计划”和“阿波罗登月计划”并称为人类自然科学史上最伟大的三项计划。基因图谱的绘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人类自身,解读生命的奥秘,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甚至可以延长人类的寿命。基因是决定人类一切特征——包括身体、生理与心理的最根本因素,特定的基因组合决定了每个个体的特征、行为,并最终影响个体行为的结果。因此,在找到人类所有基因之后,我们有望从根本上了解人类一切特征、对不良或有缺陷的基因予以改变,或通过药物改变自身的基因来治疗各种与遗传相关的疾病。

如果企业是类似于人类的生命体,那么,企业组织是否也存在基因和“基因图谱”?企业的基因是否如人类的基因一样,可以决定企业的特征与行为?如果可以,我们是否也可以通过寻找企业的基因,并进一步研究企业基因的排列组合,将企业的基因与其特征行为一一对应?如果不行,企业的基因可以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企业的特征与行为,又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结果?回答这些问题,对于解释组织行为与管理领域的诸多难题,以及寻找未来研究的方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将从这些问题出发,寻找影响企业一切结构与行为的基因并试图明确企业基因的作用机制,理清整个管理研究的脉络。
 
二、企业的基因
脱氧核糖核酸分子即DNA分子在细胞核内的染色体上,由两条相互盘绕的链组成,每一条链都是由单一成分首尾相接纵向排列而成,这种单一成分被称为碱基。碱基有4种,分别简写为A、T、G、C,它们的不同排列组合形成的相互缠绕的DNA构成了基因。简言之,基因由DNA构成,DNA的序列决定了遗传特征,即通常所说的“遗传密码”,而所谓的基因图谱就是A、T、G、C四种碱基的31亿种排列组合。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目的就是把人类23对染色体上的碱基排列顺序一一测试出来,编撰成一本大字典——基因图谱。但目前看来,读懂这本大字典比编撰这本大字典,需要更长的时间。所谓读懂,一是要清楚哪些A、T、G、C的排列组合表示一个基因(有些排列不表示任何基因);二是要明确这个基因决定了人类的哪些机体特征与行为。

生物的基因存在于细胞之中,由DNA构成。那么,组织的基因又在何处呢?要绘制组织的基因图谱,首要的任务就是寻找构成组织基因的DNA;其次,还需要明确基因和DNA的判别标准,因为,同人类的碱基排列一样,并不是所有的要素都可以构成企业的DNA和基因。对人类而言,基因的判别标准是人人生而有之、较难改变(目前来讲)并可以决定后续的机体特征和行为。类似的,对组织而言,我们认为企业基因的判别标准就是企业或组织与生俱来的、可以决定企业的功能结构和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的最基本的要素。根据这一标准并结合先前管理领域众多学者的研究,我们从组织的细胞、其最基本组成单元——人入手,寻找符合这一判别标准的企业DNA和基因。

在以往的管理研究中,对CEO和高层管理人员及高层管理团队(Top Management Team, TMT)的研究占个体研究的大多数。高级经理与职业经理人方面的研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度成为战略研究领域的前沿与核心,如哈佛学派的Learned、Andrews等,强调在塑造公司方面高级经理的个人作用。而更早的理论工作如Barnard、Selznick等建立了高级经理在组织中作用的分析模型。迄今为止,已有的研究主要从两个角度解释高层管理者对公司战略的影响,分别是积极代理理论(positive agency theory)和高阶演化理论(upper-echelons theory)(Jensen and Zajac, 2004)。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从经济学中衍生出来的代理理论,揭示了个体对企业的支配作用。投资者或者股东运用一系列的措施,诸如签订合约、组建董事会、支付高额薪酬等,尽可能地约束职业经理人的自利和寻租行为,保证自己的投资收益。关于代理理论的实证研究则主要是检验这些措施的有效性(Cannella and Monroe, 1997)。

之后, Hambrick和Mason提出高阶演化理论(Hambrick and Mason, 1984),认为组织的产出和绩效是高层管理者价值观和认知体系的反应而不是董事会控制或环境影响的结果。初期的实证研究主要是从高层管理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如年龄、性别、教育背景、工作经验等入手,证明高层管理者个人特性对其领导能力以及公司绩效的影响。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开始意识到,简单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或职业背景并不足以描述高级管理人员的特征,领导能力很可能源于管理者的个性与价值观(Finkelstein, 1992)。另外,个体的认知结构也与组织战略密切相关,如合资企业活动、产品与服务幅度的拓宽、创新与增长也密切相关。因此,对高阶演化理论更完善的检验必须考虑到个性或者领导特征。
随着个人特征与组织绩效的研究的不断深入,由个人组成的团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也开始影响学者们的重视。Child最早提出占统治地位的高管联合体对战略行为的影响是组织的中心问题(Child, 1972)。研究所关注的组织中的团体主要包括高管团队TMT、董事会以及员工的任务小组,主要是针对团队与小组的结构、规模,成员之间的异质性(种族、文化程度、背景等)以及团队内部的关系(信任)和和与外部的联系(社会网络)等等。

初期的研究主要是从高层管理者(或团队)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如年龄、性别、教育背景、工作经验等入手,证明高层管理者个人特性对其领导能力以及公司绩效的影响。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开始意识到,简单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或职业背景并不足以描述高级管理人员的特征,领导能力很可能源于管理者的个性与价值观。另外,个体的认知结构也与组织战略密切相关,如合资企业活动、产品与服务幅度的拓宽、创新与增长也密切相关。因此,对高阶演化理论更完善的检验必须考虑到个性或者领导特征。随着个人特征与组织绩效的研究的不断深入,由个人组成的团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也开始引起学者们的重视。目前关于个体特征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层次进行:董事会及其他股东、CEO、高层管理人员及团队(TMT)、员工。对于不同的个体对象,各个研究从不同的角度、选取不同的特征变量对其进行描述。组织中的各种成员,包括董事会与其他股东、CEO以及高管团队(TMT)、其它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他们的个人特质,即通常研究中所称的人口统计学特征(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诸如性别、年龄、教育背景等特性,连同性格、认识能力等心理特质(psychogenic characteristics),共同构成了组织中的个体DNA,如表1所示。
表1  个体DNA的构成
个体DNA
特征变量
内容
股东及董事会成员
权利特性
仅监管或参与经营
兼职
是否同时是多个公司的股东
专业背景
是否具有专业知识与技能
CEO&TMT
 
管理层
性别
男/女
年龄
实际年龄
教育背景
受到的正规教育的年限
知识与技能
具有某方面的专业知识
社会经济地位与声望
财产数量
所有权及薪酬
持股比例及工资奖金
来源
内部提升/外部空降
任期
职位任期
公司任期
 
在具体职位上的工作年限
在公司的工作年限
职业经历
外向型(Output experience)
产出型(Throughput experience)
选工作时间最久的领域
曾从事营销、产品研发等工作
曾从事财务、工程、制造等
个性
性格特征
价值观
价值观的类型(政治性、社会性、宗教性、经济性)
认知模式
个人的心理认知模式
领导风格
魅力型、权威型、服务型
员工
种族
国家、民族
文化倾向
个人/集体
社会地位
普通员工、技术专家或非正式组织的领导
性格、情商
外向/内向
情绪
满意度
对于企业这一组织来说,企业的DNA不仅存在与其基本的构成单元——人上,企业还有一些自身与生俱来的要素,例如所有制类型、股权结构等。之前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些企业特征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企业的战略决策,作用于企业后续的一切活动,并最终影响企业的绩效,因此,我们将这些符合基因定义的企业特征称作企业DNA,是构成企业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表2所示)。当然,由于是对企业DNA的初次探讨,难免有所遗漏,但是相信这一框架能够指导我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2  企业DNA的构成
企业DNA
内容
董事会构成
结构/比例等
行业
主营行业/行业环境/行业周期
成立年限
成立时间/上市时间
规模
资产、人员等
所有制形式
国企/国有控股/民营/合资等
股权结构
分散/集中(低度、中度、高度)
资本结构
资产构成
社会资本及海外关系
政府关系、社会关系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组织中个体的特征,即个体DNA和组织自身的一些要素特征——企业DNA共同构成了企业的基因,即:个体DNA+企业DNA=企业基因。与人体不同,企业的基因不是由DNA的排列顺序决定,而是由个体DNA和企业DNA的不同内容构成了不同的基因。
 
图1  企业基因的构成

 
三、企业基因的作用路径
如前所述,人类的基因会决定人体生理与心理的一切构造与特征,这些构造与特征又会使不同的个体具有不同的行为习惯和性格特征。基因不仅决定人类的健康状态,先天的基因缺陷或者后天的行为导致的基因变异还会使人类患上各式各样的疾病,最终走上死亡的道路(图2)。而所有关于人体的生命科学,包括基因研究、关于生理与心理的医学研究以及病理学等,其最终目的都是保持人类机体的健康,避免或延迟死亡。
 
图2 人类基因的传导路径

而对于企业来说,任何与企业管理有关的研究与实践,不论其是否直接作用与企业的产出和结果,不论其关注于广阔的宏观环境或是具体的微观层面,所有管理研究都必须或多或少的具有对企业实践的指导意义,改善或提高企业的生产运营或财务绩效,不能对企业绩效的改进产生任何作用的研究,不能称为有意义的、真正的管理研究。绩效优则企业兴,绩效劣则企业亡,企业绩效的优劣直接决定着企业的生存或死亡。

要回答组织行为与战略管理领域长期争论的关于企业绩效的问题,即为什么一些企业的绩效比另一些企业的绩效要好,仅仅找到决定企业特征与行为的基因还远远不够,企业的基因又是如何决定企业的后续特征与行为,其作用路径是否与人类基因的作用路径相似?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以往的管理研究,往往是从一个横截面上出发,研究组织的某一项功能,如人力资源或营销,或者研究组织的某一项活动,如收购兼并等对企业绩效的作用。这就好比医学中的五官科、骨科、心血管科等,各自为政,从单一的角度上去提高企业的绩效,即生存率,而基因工程则是从更宏观的角度、在更深的层次上研究这个问题。

在此,我们仿照人类基因的作用路径,构建企业基因的作用路径。心理学研究中的认知模型告诉我们,人类个体的先天生理构造与后天的认知特征,会决定个体的思想与行为。类似的,我们认为,组织中的个体DNA,会决定个人的动机、意图,即态度;进一步地,态度决定行为。与心理学、社会学的研究不同的是,在管理领域中,人是组织中的人,是组织的有机单元,所以,个人的态度所导致的行为不仅是个人的行为,还将通过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渠道传递到组织中,个人的态度,尤其是企业的所有者、高层管理人员和主要的利益相关者的意向,与企业DNA相结合,将会集中体现为组织的态度与认知——即组织目标和战略方案,并进一步贯穿于企业战略制定、实施、控制与评价的始终。

组织与人体基因的传导路径的另一差别之处在于,企业的身体——组织结构,并不是与其态度同时产生的,而是应企业的战略而生或随着不同的战略需求加以改变,形成相应的组织结构和职能部门,继而通过这些结构将企业的战略逐层传递并予以执行,产生企业的各种经营行为,最终导致不同的结果即绩效。
 
图3 企业基因的传导路径

在对企业基因的作用链条展开,并仔细地进行分解和剖析之后(如图4所示),就会发现,所有的管理研究命题都可以在此找到依据。企业最终的产出应该是从企业基因开始的整个作用路径上所有因素的逐级累积以及交互作用的共同结果。因此,企业管理研究可以从最左端的企业基因向右和向下延伸,研究多个层次、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研究多种因素对企业最终结果的影响。当然,也可以选取研究链条中某一环节上的一个具体问题,进行深入仔细的研究。例如,我们可以直接从企业基因开始,研究个体DNA和企业DNA对企业最终绩效的作用(路径1);但是,由于企业基因需要通过企业的价值观与战略、组织结构等若干中间环节来发挥作用,为了寻找企业基因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我们有时需要研究作用路径上某个环节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2、3、4),这时,研究往往需要从微观处入手,检验环节下各个组成单元各自及它们之间的协同作用对最终绩效的影响(如路径12);也可以选取两个或多个中间环节(相邻或不相邻)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如路径6、7、8、9、10);进一步的,任意两个变量还可以在它们之间的通路上选取合适的中间变量,进行辅助研究,反之,也可以将一个研究命题分解成多个子命题进行研究(如路径9=路径8+10);更微观地,我们还可以研究每个环节的下属组成变量之间的关系(如路径13、14),通过以上分析,管理研究可以从企业基因这一绩效的最根本决定因素开始,
 

图4  从基因到绩效—管理研究的路径解析(部分)

向下向右延伸,继而寻找到成百上千的管理学研究命题,不夸张地说,将图4中每个环节所包括的因素和研究变量进一步具体化、微观化,那么,目前所有的管理研究问题都可在这张结构图中有迹可循。

企业的绩效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的,除了外界的环境与企业内部的资源之外,还受到企业内部的个人的特性、态度及其对企业行为,包括战略制定、战略执行与战略控制过程的影响。企业最终的产出应该是这些因素的逐级累积以及交互作用的共同结果。因此,可以在图4的框架内,通过不同的因变量、自变量、中介变量、调节变量找到多条研究的路径。所有的管理研究都可以在基因作用路径中找到依据,同时,从这一链条出发,我们可以寻找到充足的话题,不仅可以重新定义并且解释过往研究中的一些核心概念与理念,对已有的问题进行拓展和深入研究,重新加固研究的基石,也可以依据这一研究链条,发现新的有意义的研究领域、研究问题和路径。只要研究的问题和选取的变量属于链条上的某个环节,那么任何一方面新的、有意义的、富有成果的结论都将或多或少地推动整体绩效研究的发展。

但是,就如同人体基因工程研究一样,寻找致病的基因,通过改变或修复有缺陷的基因,是治疗疾病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当这一方法无法实现或是成本过高时,我们才考虑通过手术、服药等其他方式进行治疗。与此类似,如果在管理研究中,我们能够通过直接研究企业的基因,通过改善不良的基因来提高企业的绩效,是最直接和有效的途径,因此,连接作用路径两端的研究(路径1)才是最有意义的研究,越长的研究链条越有意义,由此获得的成果可以称为管理研究中突破性的进展;如前所述,虽然在企业基因的作用路径可以衍生出难以计数的研究变量和研究命题,但是,跨越的环节越少,研究链条越短,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就越小,这就好比专注与研究人体的毛细血管之间的联系,对治疗疾病或延长寿命的作用可能就微乎其微,但是,这些pieces of research可以积水成江、成海,推动管理研究的巨大车轮不断前进。

由于企业最终的绩效产出是从企业基因开始的所有环节以及其下属的组成因素的逐级累积以及交互作用的共同结果。因此在基因的作用路径上,从左到右的各个环节之间存在着明确的顺序性,任何符合这一顺序的研究都是有意义的。当然,一些环节之间可能存在反馈,例如,绩效会反过来影响企业的动机或态度,但是,这些反馈并不会造成因果关系的改变,基本的因果关系——即基因决定企业的态度、行为和结果这一顺序不能颠倒。在之后的研究 中,我们可以采用这一研究模式,根据上面各个环节之间的先后关系,判断研究模型的正确性,并帮助寻找中间变量和调节变量,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进行研究,寻找有利于企业绩效改进的方法和措施。

基因可以决定人类的一切特征,包括人类大脑的结构与功能,但是,具有完全相同的结构的两个大脑,其思维的方式和深度可能截然不同,因为人类的思维模式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后天的训练方法和周围环境的影响。对企业来说,两家企业可能具有相同的企业DNA,甚至类似的董事会构成以及高管的人员背景,但是企业的经营方略仍然不同,这很可能是由于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具有较大的差异。但是,如同外界因素对人体的影响仍然是通过导致染色体或基因变异而发挥作用的,我们推测,环境对企业的影响也很可能是通过作用于企业DNA或个体DNA实现的,即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因此,决定企业绩效的最根本原因仍然是企业的基因。
 
四、结论
回顾过去二三十年西方战略管理领域的研究,不难发现,仅仅按照已有的主要研究范式——S-C-P范式和S-S-P范式,停留在外部环境和企业内部的资源及战略层面,探究绩效的驱动因素已经不能满足目前管理研究与实践的需要。资源、环境等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作用与企业的绩效,而在企业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内因是什么,它们是通过何种方式与路径影响企业的战略制定与执行是需要我们思考的主要问题。

本文通过深入探寻企业战略选择及绩效背后更深层次的驱动因素,从企业中最小的组成单元——人这一个体开始,通过研究其个体的人口统计特征以及心理特征,以及企业自身的一些固有性质,寻找到企业基因的组成——个体DNA和企业DNA,由企业中的个体DNA和企业DNA共同组成的企业基因,是决定企业一切战略、行为与结果的最根本原因。
进一步,本文将企业基因的作用链条展开,并进行了仔细地分解和剖析,继而发现,战略管理乃至整个组织管理领域的研究都遵循一个潜在的模式和研究链条,即企业基因的作用路径:企业基因决定其态度,态度决定结构和行为,行为最终决定结果。目前所有的管理研究,都可以在这条链条中找到对应的研究路径。企业最终的产出应该是从企业基因开始的整个作用路径上所有因素的逐级累积以及交互作用的共同结果。

从基因的作用路径出发,我们可以编撰出企业基因的基因图谱,将由个体DNA和企业DNA组成的企业的基因与企业的战略、结构、行为和最终的结果对应起来,从企业基因这一根源出发,寻找使企业基业长青的秘诀,真正回答企业的绩效差异问题。以前众多的研究已经涉及到了企业基因的一些组成要素,即DNA的某一方面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例如CEO的年龄等特征或股权结构、资产结构对绩效的影响等等,我们希望通过进一步深入的研究系统地构建出关于企业的完整基因图谱,将管理研究的所有内容纳入其中,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科学的指引。

本文的理论探索对于我国的战略管理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由于我国之前,大多数企业为国家或集体所有,计划体制的氛围较浓厚,企业中个人的特征、意志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很小,所以之前对企业绩效及其驱动因素的研究往往停留在社会经济环境、行业竞争结构、企业战略等宏观层面。但是,随着近年来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企业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企业产权结构日趋清晰与现代化,顺应这一趋势,我国的战略管理研究对于公司治理、高管团队等方面的相关研究得到了极为迅速的发展,学者们也开始关注企业中个体层面的因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目前,已有许多针对董事会、CEO、高层管理团队等个体特征及意向与绩效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但是,相比国外战略管理研究的侧重点,我国的战略管理领域在从个体层面研究企业绩效这一方面还相对滞后。

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作为舶来品的战略管理研究在我国发展时日尚短,仍然处于借鉴与吸收阶段,尚未形成自己的完善理论体系。同时,国外的战略管理研究在揭示企业经济因素的同时,已经开始延伸到组织生态理论、演化理论等,开始关注人的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相关研究。而针对个体层面的研究往往需要多个学科领域的交叉,如心理学、生物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但我国的战略管理研究,目前还主要集中在一般管理理论和经济学领域,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也才兴起不久,其他诸如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生物学、历史学、模糊理论等众多学科还鲜有涉及。研究视角的局限性很可能会限制从更深层次探究绩效的驱动因素。同时,在借鉴和应用西方的研究结果时,要注意到这些关于个人层面以及绩效的相关理论基础主要是基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而建立起来的,在应用于作为转型经济体的我国高度有别于西方国家的文化环境与经济环境中时,可能存在着适用性方面的问题。
因此,今后的研究我们要努力将战略管理研究的领域从经济学、社会学扩展到心理学、生物学、人类学、复杂科学等多个领域,通过拓宽研究的视野,从更多的学科中汲取养料,从更深、更广的层面上,考虑中国企业所处的具体环境,研究企业的战略与绩效问题。
 
参考文献:
[1]Cannella A.A. & Monroe M.J., 1997, “Contrasting Perspectives on Strategic Leaders: Toward a More Realistic View of Top Managers”, Journal of Management, 23(3), pp. 213-237.
[2]Child J., 1972, “Organization Structure, Environment, and Performance: The Role of Strategic Choice”, Sociology, 6, pp. 1-22.
[3]Finkelstein S., 1992, “Power in Top Management Teams: Dimensions, Measurement, and Valid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5, pp. 505-538.
[4]Hambrick Donald C. & Mason Phyllis A., 1984, “Upper Echelons: 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9, pp. 193-206.
[5]Jensen Michael & Zajac Edward, 2004, “Corporate Elites and Corporate Strategy: How Demographic Preferences and Structural Position Shape the Scope of the Firm”,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5, pp. 507-524.
 
From Genes to Performance-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atten of Management Research
Zhanming Jin, Xin Y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This paper based on human genome research, drawing the conclusion that individual DNA and enterprises DNA constitute enterprises genes which are the most fundamental reason for all strategic business decisions, behavior and results. Furthermore, a thorough excavation of these existing researches and articles leads to a discovery-a potential model which is followed by all over the strategic management and the whole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studies, namely, enterprise genes determine its attitude, the attitude decides the decision structure and behavior, then the final outcome. All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studies, either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es and performance directly or through dependent variables, independent variables, intermediate variables, or conditioning variables, have followed this potential model and research chain.
Key words: individual DNA; enterprise DNA; enterprise gen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原载《科研管理》2011,6, P8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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