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应对高通胀的异同

作者:沈萌 来源:沈萌经济评论 日期:2022-08-04 浏览次数:0
如果说美联储不断加强的多次加息后,美国通胀率增长幅度也只是小幅收窄,为什么有美国的前车之鉴,欧洲央行仍然对加息抑制通胀表现的“扭扭捏捏”?

美国本轮高通胀始自2021年四季度,而欧元区同样在2021年四季度出现通胀走高的趋势,并在2022年3月突破7%,美国则是在2021年12月同比增长在7%以上,可见美国的恶性高通胀周期大致比欧元区早一个季度。

 

但是欧元区通胀率破8%是在2022年5月,美国则是在3月,欧元区的通胀率恶化在加速。

 

在抑制高通胀的动作方面,美联储在去年底时即发出管理“加息”预期的信号,到2022年3月、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提名确认后,正式进入加息周期,并在短短数月内连续加息三次、共150个基点。

 

作为欧元区货币政策的主要负责机构,欧洲央行在没有提名任命的政治压力下,始终没有采取激进的措施,更多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预期管理,表态可能在7月份进行10年来的第一次加息、幅度是25个基点。

 

如果说美联储不断加强的多次加息后,美国通胀率增长幅度也只是小幅收窄,为什么有美国的前车之鉴,欧洲央行仍然对加息抑制通胀表现的“扭扭捏捏”?

 

美欧高通胀形成因素的异同

 

美欧都在长期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后,迎来高通胀的持续爆发,说明量化宽松毋庸置疑是导致恶性通胀的罪魁祸首。

 

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货币流通规模膨胀,起因必然是流通货币规模膨胀,或者简单说,就是流通中的钱太多,最主要原因必然是钱本身太多。

 

可能很多人都会认为上面的结论很可笑,如果结合货币周转率的因素来看,流通中的钱的多少不仅和钱本身的数量有关,也和钱的流通周转速度有关,而且如果流通周转速度高的时候,即使钱本身的数量不高,也仍然可以满足钱的流通供需。

 

当钱的流通周转速度变低时,意味着经济的运转出现摩擦,导致钱不能在不断的商品交易过程中实现快速流通周转,背后的原因就是经济表现疲软。

 

为了尽可能加速经济运转,或者是为了尽可能降低经济运转的摩擦,扩大钱的供给,就是央行进行量化宽松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

 

钱本身的数量增加,也就意味着钱的供给结构发生变化,经济运转的占比缩小、而货币供给的占比扩大。也就是说,即使经济运转赚不到钱,也能够通过钱本身的获得门槛降低,刺激市场主体进行融资来投资或消费,而后两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经济增长。

 

但是,不断印钱、扩大货币供给,造成的一个问题,就是货币规模总量膨胀,不止是流通的货币规模膨胀,货币总量一样膨胀,货币对社会财富的标价功能缩水,也倒推各种商品价格调整,同时商品价格调整也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的约束,像部分卖方市场的商品价格快速飙升,而买方市场的商品价格需要经过一定内部竞争的过程后缓慢上升。

 

为什么买方市场的商品价格不如卖方市场反应快?

 

因为卖方市场原本就处于供小于求的市场格局,卖方可以更容易将成本或通胀的上涨压力转嫁给买方,但买方市场是供大于求,卖方的成本或通胀的上涨压力不能直接转嫁给买方,只能先经过卖方内部的成本竞争,将部分高成本卖方挤出市场后,一定程度修复市场供需(很可能只是从供严重大于求恢复到供大于求而已),此时受卖方减少,卖方可以将部分压力转嫁给买方。

 

所以,美欧高通胀的共同点,就是都采取了多度量化宽松,希望通过扩大货币供给刺激经济。

 

但美欧高通胀的不同,也一样明显。美国没有欧洲面对的俄乌战争压力,欧洲没有美国面对的中美关税压力。

 

俄乌战争对国际能源和农产品价格起到了巨大的刺激作用,而欧洲恰恰是国际能源和农产品的最大消费者之一(日韩是另外两个),在安全威胁和恶性通胀中,欧洲首先选择了压制安全威胁,而承受恶性通胀。

 

但是安全威胁是隐性的,恶性通胀是显性的。毕竟,俄罗斯目前只是在蹂躏距离很远的乌克兰,但物价飞涨的感受却是即时和真切的。

 

历史上,欧洲也是绥靖主义的主要发源地,缺乏对事物发展的长期观点。

 

智库欧洲外交关系协会(ECFR)此前发表来自10个欧洲国家、超过8000位受访者的民调,显示欧洲人对俄乌战争的长期目标立场分歧,希望战争愈快结束愈好,就算要乌克兰对俄国占领土地让步也没关系的“和平派”(Peace camp)占35%,而认为最迫切目标是惩罚俄国侵略行为的“正义派”(Justice camp)则占25%。

 

在受调查的各国中,曾被恶邻多次瓜分的波兰是唯一战到底支持者(41%)远多于谈和支持者(16%)的国家;英国和芬兰两阵营不相上下;意大利则有高达52%民众希望战争早点谈和结束,充分反映正为潜伏国债危机所苦的意大利民情。

 

欧盟两大领头羊德国和法国,则有超过4成民众是“和平派”,只有2成主张即便战争会拖长,也要让俄国得到决定性的失败,才能真正长治久安。

 

《洛杉矶时报》专栏作家麦曼纳斯(Doyle Mcmanus)指出,通膨正在耗损大西洋两岸民众对乌克兰抗战的支持。他比较美联社在4、5月的民调显示,有些原本支持强硬制裁俄罗斯的民众改变心意,到5月转变为高达51%受访者认为,目前最优先是降低俄乌战对美国经济的冲击。

 

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欧洲央行也同样担忧过早加息可能既不会压制住通胀,还会拖累原本就因为欧债危机迟迟未能恢复的经济。

 

毕竟有没有乌克兰,最多是道义上的负罪感,而没有选票,就鞠躬下台、回家抱孩子了。

 

但美国不同,依靠页岩油气资源,在能源上美国已经逐步摆脱对外依赖,此前美国对沙特的立场转硬,就显露出美国摆脱对海湾石油供应的独立性。只不过,美国发现除了石油,在反恐、维持地缘平衡等方面仍然离不开沙特。

 

农产品方面,作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俄乌战争同样让美国的农业企业坐收渔利。

 

美国的问题在于中美贸易战形成的关税壁垒。

 

2018年3月,中美贸易战开始,随后双方都对对方的出口商品增加关税,直至2020年1月中,双方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方基本撤销全部加征美国进口产品的关税,而美方小部分取消额外加征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

 

要注意的一点,加征关税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加征关税并不是指生产商的成本增加,而是在消费端通过关税提高价格,从而降低商品的市场竞争力。

 

但是假如该商品在市场的竞争力没有减弱,那么关税等于从生产商风险转嫁为消费者风险,即美国政府通过关税增加了收入,但是中国输美商品数量未减少,美国消费者承担了中国商品价格因关税上涨的负担,或者说是美国政府收割了美国消费者。

 

在双方第一阶段协议签署后不久,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导致关税引发的高通胀因素被忽略,毕竟当时美国人都在削减消费开支,不在乎物价涨跌。

 

但随着美国经济恢复运行,消费需求回升后,关税造成的高通胀因素开始显现。这也是美国政府内部目前对是否继续维持中国输美商品的高关税存在分歧的原因。

 

以财政部长耶伦为首的一派认为,高关税并未实现对华经贸关系的战略目标,为了降低对通胀的冲击,应该取消,而以贸易代表戴琪为首的一派认为,高关税并非导致高通胀的主要原因,不能轻易放弃用以制衡中国的关税工具。

 

不过,即使是持减少关税观点的耶伦,也仅仅认为应该减少像服装、日常刚性消费品等部分的关税而已,并非全面取消。

 

美欧下一步会怎样取舍

 

对于欧洲而言,欧洲央行认为当前的高通胀或许是暂时的,但是欧洲目前失业率持续高位,加息可能进一步打击经济复苏,而失业率比通胀对选票的影响更大,况且欧洲高通胀主要是受俄乌战争推高能源和农产品价格的影响,与美国还存在中美贸易战的关税因素不同。

 

欧洲的政治势力更愿意尽快满足普京的需要、结束俄乌战争,哪怕是牺牲乌克兰的利益和领土,就像当年张伯伦和达拉第在慕尼黑牺牲捷克斯洛伐克闹独立的苏台德地区一样,甚至可以像无视纳粹在得到苏台德地区后立即全面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一样占领整个乌克兰。

 

只要能让物价降下来,让选票属于自己,即便是到克里姆林宫下跪或出卖自己的母亲,也在所不惜。

 

而美国方面,短期内俄乌战争不会快速结束,即使结束能源和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影响仍会持续,美国有可能取消一些非核心的对华贸易关税,缓解通胀上涨压力。

 

如果美国降低对华关税,也能够减轻中国的政策压力,毕竟,国家发改委在猪肉价格刚刚反弹、猪企也没有回血的时候,就马上召开猪肉稳价保供的会议,说明中国政府非常清楚当前中国通胀率的真实情况,一旦猪头价格再次大幅上涨,必然戳破中国低CPI的“谎言”。

 

恰恰低CPI是中国政府敢于提出货币政策以我为主、跨周期逆周期调节的底气,一旦中国的通胀率飙高,势必挤压货币政策宽松的空间,经济增长就失去动力。

 

扩大对美出口,拉动一下经济恢复增长,缓解当前中国内部不稳定因素的增加。如果出口能够带动经济恢复增长,中国内部压力会得以适当释放,配合国内消费与投资政策的倾斜,下半年尽可能填补上半年落后差距的空间就更清晰。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是深远的,“脱钩”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容易。

 

这或许就是美欧应对高通胀采取了不同策略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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