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顺势脱钩，完全依靠自我的自主创新等思潮一度甚嚣尘上。那么，到底该如何看待新国际环境下中国创新路径的选择问题呢？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顺势脱钩”，完全依靠自我的“自主创新”等思潮一度甚嚣尘上。那么，到底该如何看待新国际环境下中国创新路径的选择问题呢？
11月5日，在2019（第十七届）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表示：“脱钩的危险明显被夸大了，开放仍然是中国创新的必由之路。”
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姚洋表示：“一国产业经济结构与创新路径的选择关系密切。中国在进行创新路径的选择时，需要吸取相关方面的教训，比如美国式‘0-1’创新模式带来的产业缺陷、制造业流失和就业问题。”
“所以，接下来，中国一方面要在‘0-1’创新上发力，另一方面也要发挥我们在‘1-N’创新上的优势。对后者而言，我国在产业升级渐变式创新上仍有巨大空间。”
同时，姚洋指出，“因为创新的风险太高了，必须有相匹配的市场结构才能把它搞好。对于绝大多数创新来说，恐怕还是得让市场来干，而不是各地在风口下一窝蜂式地投资。”
“脱钩”危险被夸大
自去年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以来，国际形势变得错综复杂。相应的，国内也出现了一股思潮，核心点就是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改变，美国未来的目标就是阻止中国的崛起，由此甚至有人提出，我们应该顺势脱钩，像以前一样完全靠我们自己来搞“自主创新”。
在姚洋教授看来，这两个判断都是非常值得商榷的。“以我自己过去二三十年特别是过去五六年与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来看，在美国真正想阻止中国崛起的人占少数，比如只是共和党的强硬派，还有美国所谓的‘Deep state’（也称深暗势力）等，这些人的数量很少，声音很大，因为他们说的话媒体愿意报道，所以给外界留下了误解。”
“另外，从阻止中国崛起的背景来看，有人认为美国把我们当作竞争对手了，但其实这里依然有误解的成分，竞争对手不等于要把你给消灭掉，或者阻止你成长起来。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把我们看成一个竞争对手是给我们一个平等的待遇。这应该是一件好事。” 姚洋表示。
那么，脱钩能不能成功？姚洋认为，“脱钩是不可能成功的。美国内部有脱钩的声音，但是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商界并不愿意跟中国脱钩，因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离开了中国这个市场，很多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实际上是活不下去的。”他举例称，以芯片产业为例，美国的芯片销往中国的数量占其总产量的40%~60%，失去了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也就失去了继续竞争的优势。
姚洋分析，中美贸易谈判的很多内容是关于中国国内政策的，特朗普为什么如此关注中国国内的政策，究其原因，是因为他的两个目标：一是减少贸易赤字，二是让美国的企业都回归美国。但是伴随中国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和营商环境的改善，加上巨大的中国市场，美国的企业会更愿意留在中国，这也正是特朗普的担心所在。
按照姚洋的判断，“特朗普谈判要求的背后，是美国商界对美国政府的压力，换句话说，美国商界搭上了特朗普贸易战这个便车，希望中国进一步向他们让利，得到更多的好处（并非真正地想脱钩）。所以，在这个维度上看，脱钩的危险明显被夸大了。
开放仍是创新必由之路
更准确地把握和判断国际环境，对中国未来技术创新路径的选择至关重要。对此，姚洋认为：“开放仍然是中国创新的必由之路。”
“我们关起门来的确可以搞创新，新中国成立前30年这种模式的创新也是成功的，比如我们引爆了自己的原子弹，我们的空间技术、航天技术、导弹技术现在都是世界一流的，但是这样的创新模式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高昂。”姚洋说。
而近二三十年的技术创新，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开放的基础之上，高铁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姚洋表示，“开放仍然是我们国家未来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向，但这并不是说不搞自主创新了，而是要搞以开放为基础的自主创新。”
同时，既然要搞自主创新，就不得不谈产业政策。在姚洋看来，产业政策要不要搞，一定要看项目本身，而项目的关键点就是技术路线图。“技术路线明确，产业政策就可以搞，就像高铁，只缺人、缺钱，钱和人到位了就可以搞出来。”
他认为，同样的，芯片也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芯片的技术路径非常明确，缺的就是经验、成品率，台积电的成品率能达到百分之八九十，我们的成品率可能只有60%，对方成本比你低，定价上就低，就有比较优势。所以 ，要把成品率做到80%，前几年就需要大量烧钱，比如国家集中投武汉的光谷，清华紫光投资存储器芯片的投资额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
“但需要明确的是，芯片不是人人能搞的，现在全国有‘芯片热’，每个地方都要造芯片，一个芯片工厂投资下去就是300亿、400亿美元，这是不现实的。” 姚洋强调，除了高铁、芯片之外，对于绝大多数创新来说，恐怕还是得让市场来干。因为创新的风险太高了，必须有相匹配的市场结构才能把它搞好，也就是分散地来创新，让分散的个体来承担风险，而不是由国家来承担风险。
“这就像孙正义投资马云，回报率几乎高达2900倍，但回报的背后其实是创新的风险，阿里巴巴级别的创新，成功的概率大概就是1/3000，相应的回报必须是3000倍，而这不是政府能做的事情。” 姚洋说。
姚洋表示，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号召的创新令人担忧。“从互联网，到AI到区块链，各地不应该‘一窝蜂’，而应该是发挥区域在创新上的差异化优势。具体到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数量虽然从几万减少到几千，但技术含量仍在，传统车企利用技术优势和电池技术会超过所有的PPT造车。”
“我敢打赌，非传统车企能够成功，恐怕只有特斯拉一家。” 姚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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