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共同富裕三途 再分配应成为越来越重要手段

作者:蔡昉 日期:2021-07-26 浏览次数:10000
 要保持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实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确定的2025和2030、2035两个GDP目标,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和基础。按照潜在增长能力,预测未来想实现两个目标应该在15年里保持4 7%到4 9%的速度。按照目前趋势,根据产品要素、人力资本、生产率等提高的幅度来测算到2035年会达到的目标。

 文/蔡昉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我们发展财富,管理财富,增值财富,归根到底目的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要求,所以我围绕《共同富裕三途》讲几点看法。其实走向共同富裕有多途,我想强调三个途径,和我们当前面临的挑战相关,我们通过这三方面能够加快共同富裕的推进。
 
 
  
       其一,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
 
  要保持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实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确定的2025和2030、2035两个GDP目标,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和基础。按照潜在增长能力,预测未来想实现两个目标应该在15年里保持4.7%到4.9%的速度。按照目前趋势,根据产品要素、人力资本、生产率等提高的幅度来测算到2035年会达到的目标。
 
  从这一点看,第一,“十四五”结束的时候人均GDP可以达到13000—14000美元,实现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第一个目标。2035年,人均GDP会接近于22000美元,非常接近所说的进入中等发达国家,但略差一点。未来潜在的能力不是定数,通过改革可以获得改革红利。如果通过一些必要的改革提高了潜在增长率,可以在2025年实现人均GDP比14000美元多一些,到了2035年人均GDP可以接近于23000美元,这样就达到今天葡萄牙人均GDP水平,算进入到高收入国家中间这一组的门槛。这是我们必须达到的目标,也是通向共同富裕的一个基础。
 
  第二,增长要同步。有时候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是可以分离的,历史上GDP的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增长常常是分离的。但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GDP和居民收入的增长就同步性非常强,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两者保持了非常好的同步。只有保持了这个同步,才意味着人均GDP的提高可以转化为居民收入的提高。这是基本,为此要继续调整国民收入结构,提高居民收入的份额以及劳动报酬的份额。
 
  第三,要分配。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尼系数有所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有所下降。但下降几年后就已平缓,目前基尼系数保持在0.46多的水平。但基尼系数不降到0.4以下,就不是一个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因此还要继续努力。但初次分配领域不太可能把收入差距降到这个水平。从OECD国家的经验来看,如果把初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展示在那,发现有的国家在0.4以上,有些甚至超过0.5,如果不标明国家,有人会认为是拉美国家。要想把收入结构改善到合理水平,最终还要借助再分配的手段。因此,从现在开始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再分配应该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手段。而且,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也显示,经济增长也好,技术变革也好,全球化也好,都可以做大蛋糕,但都没有自然而然分好蛋糕的机制,所以再分配手段必须有所诉求。
 
  其二,促进和扩大社会性流动。
 
  这点在党的十九大已经明确提出,促进社会性流动。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历史上讲流动的时候讲的是横向流动,农民工从原来务农转移到非农产业、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沿海地区,这是横向。但是在横向流动中也有纵向,收入提高了,身份、地位也提高了,有些在岗位上获得了更高的提升。
 
  但是那个时候,第一,教育水平改善速度非常快,有普九,有高校扩招,让更多的人进入教育序列当中。第二,经济增长非常快,蛋糕做得非常大。现在我国已经进入中等增长、中高速或者中速的增长时期,劳动力的流动也显著放慢。在这个时候,应该关注的是向上的流动,纵向的流动就更加重要。如果没有切实的手段,社会性流动容易变成零合博弈,相当于挤一辆公共汽车,你挤上来我就掉下去,这种现象会发生,也会产生社会冲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在于社会流动。宏观来看,每个组都提高是今后必须保障的,不能做到这点就不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从微观上,每个家庭也不断增加收入,但今后可能会具有零合博弈的性质,有没有可能一些家庭的收入改善明显慢于其他家庭,有些从中低收入群体到次高收入群体,这是关键,也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
 
  我们提出,应该进入到一个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计划,从数量上说,我们完全可以实现这个倍增。我简单介绍一下:第一个,是脱贫之后的农村低收入群体。党的十八大以来,大概有接近1亿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脱贫,脱贫以后绝大多数不是贫困人口,但仍是低收入群体,如何让他们逐渐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中非常重要。十八大以来在脱贫的人数有近一亿人,还有一些反复脱贫,还有以前的低收入群体,规模相当庞大,一定是以亿来计的人数。按照OECD的相对贫困标准,就是居民收入中位数的50%。按照我们的情况看,2019年的中位数,农村是14000元多一点,它的50%就是7000元多一点,明显大幅度低于最低20%的家庭。2020年之后这个情况好多了,但是假设农村还有30%的家庭,或者30%的人口还处在相对贫困线之下,就意味着这是1.5亿以上的人口。如何让这些人口逐渐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呢?数量非常可观。
 
  第二个倍增是进城的农民工,按照2020年平均工资标准,他们是4500元多些,当我们说中国有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时候,其实月收入就已经是它的下限了。因此农民工也勉强算得上是中等收入群体,但是他们没有得到充分的社会保障,很多基本公共服务的享受也不均等,只有把他变成城市居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否则的话他是非常不稳定的。去年因为疫情的原因,造成外出农民工和住在城镇的农民工显著减少。这部分人如何迅速把他们变成中等收入群体,意义非常巨大,足以实现倍增计划。
 
  第三个倍增是让老年人过上中等生活。人口普查后,老年人口比原来想象得大,老龄化程度比原来想象得程度高,目前65岁及以上高达1.9亿,60岁以上高达2.7亿,这是一个庞大的中等群体后备军,如何让老年人过上中等收入生活水平,是我们老有所养的基本要求。同时,这也是共同富裕的需求,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基本条件。
 
  其三,社会福利全覆盖均等化。
 
  很多人可能都读过波特写的《国家竞争力》,这里面他讲到经济增长跨越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素驱动,靠资源和劳动力丰富;第二个阶段是投资驱动,配合资源大规模投入资本,可以保持高速增长;第三阶段是创新驱动,越来越多的要用技术和生产力提高;第四阶段是财富驱动。但是,对波特来说,他说前三个驱动经济增长是上行的,恰恰到了财富驱动阶段,说是经济增长是减速的,而且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停滞。
 
  因此,对中国来说,我们的核心是把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紧密结合,让两者同时发挥作用。可以简单地说,中国长期以来,特别是2012年以来,制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供给侧的速度,是我们潜在增长能力。但从现在开始,随着中国人口越来越接近于零增长,大概在2025年之前,我们越来越遭遇到需求侧的制约,也就意味着我们面临双重制约。按照这个分类,把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两个阶段和两类手段结合,就意味着我们在供需两侧同时发力。
 
  到了这个发展阶段,现代化不能回避的就是中国特色的福利国家建设。横坐标是人均GDP,是发展阶段,纵坐标相当于福利水平,是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大概在人均GDP一万美元到两万五千美元期间,社会福利水平从26%提高到36%,提高10个百分点。这10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到了36%,基本就算建成了福利国家。我国政府从现在到2035年正处在这个阶段上,因此我们必须要真正建立起这个制度。除此之外,建立福利国家也保证了人的基本需求,就可以实现社会政策托底,支撑创造性破坏,否则没有宏观层面的支撑就永远会在微观层次,去保岗位、保产能、保企业、保产业,最后的结果就是旧的不能出去,低效率的企业不能退出。
 
  有人说福利国家这个词像是从摇篮到坟墓,有民粹主义的嫌疑,其实不是,国力到达一定发展阶段,必然走这个路。我们有中国特色,就是七个“有所”,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我们既要关注供给侧保持潜在增长能力,也要从需求侧,从共同富裕入手,去保障消费能力的提升,以实现潜在增长力。
 
  本文为作者在由青岛市人民政府主办、《财经》杂志和《财经智库》承办的“2021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
 
责任编辑:张文
本文来源:新浪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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