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国家网信办就《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办法》第六条规定，“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运营者赴国外上市，必须向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查”。

专家认为，超百万用户的标准，基本涵盖了国内全部头部互联网企业，未来互联网企业国外上市或迎来“拐点”。此外，已上市的中概股也不能松懈，需要立刻开展自查，主动报请审查，另外也要及时充分进行信披，以免未来面临集体诉讼风险。

多家中概股遭安全审查，部分企业取消美股IPO

7月2日，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对“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审查，4日，网信办宣布滴滴出行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滴滴出行APP遭下架。5日，“运满满”、“货车帮”、“BOSS直聘”也被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审查期间，以上APP均已停止新用户注册。7月9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关于下架“滴滴企业版”等25款App的通报》，该通报称：根据举报，经检测核实，“滴滴企业版”等25款App（列表附后）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相关规定，通知应用商店下架上述25款App，要求相关运营者严格按照法律要求，参照国家有关标准，认真整改存在的问题，切实保障广大用户个人信息安全。各网站、平台不得为“滴滴出行”和“滴滴企业版”等上述25款已在应用商店下架的App提供访问和下载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几家被审查的企业有着共同的特点：1、近期赴美上市。2、都掌握大量用户隐私数据，并且业务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有关联。

7月12日(周一)，部分热门中概股跌幅扩大，截至发稿，腾讯音乐(TME.US)跌超4%；滴滴(DIDI.US)跌近7%，满帮(YMM.US)跌1%，BOSS直聘(BZ.US) 跌超5%。

汇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天航认为，滴滴作为一家主要在中国运营的企业，所有数据首先是存储在本地的。但是，在美国上市将不可避免地涉及数据出境问题。

“上述几家被审查的企业，分别为日常出行、网络货运及大众求职领域的头部平台，至少掌握了所属行业领域80%以上的深度数据。这些数据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反映我国各区域人口分布、商业热力、人口流动、货物流动、企业经营等情况。”江苏省大数据交易和流通工程实验室副主任李可顺表示。

一石激起千层浪。多家企业取消赴美IPO计划。7月8日消息，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健身应用Keep和播客平台喜马拉雅均已于最近几周取消赴美IPO计划。另外，据路透报道，零氪科技搁置美国IPO计划。零氪科技成立于2014年，是一家数据驱动的医疗科技公司，在肿瘤、罕见病等重大疾病领域提供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整体解决方案。业界认为，上述公司取消赴美IPO计划的原因是之前滴滴的“前车之鉴”。

     互联网企业赴国外上市面临变局，港股市场或受益

Wind资讯数据显示，截至7月11日，在美股上市的中概股有286只，其中278家公司的注册地在境外，8家注册地在境内（同时也在A股上市），即美股大部分中概股为红筹企业。从行业（Wind二级行业）来看，这278家红筹中概股中，软件与服务、多元金融、消费者服务和零售业公司较多，分别有61家、36家、35家和33家，合计占比接近六成。

《办法》指出，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运营者赴国外上市，必须向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查，承诺不利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便利条件非法获取用户数据、非法控制和操纵用户设备，无正当理由不中断产品供应或必要的技术支持服务等。

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鹏程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制定该《办法》最主要目的、最主要变化是将《数据安全法》的安全审查制度落地，将数据安全审查包含在网络安全审查中。

资深投行人士王骥跃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办法》提出“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运营者赴国外上市，必须向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查”，其中“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限定基本上涵盖了所有具备上市融资能力和需求的互联网公司，影响深远。

宝新金融首席经济学家郑磊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大量拟赴国外上市的互联网和信息服务类企业需要重新考虑上市地。政策面对数据安全的更高要求，可能导致更多企业选择在国内上市。“从目前的政策表述来看，数据量达标的企业赴国外上市将触发安全审查。”

巨丰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朱振鑫接受也表示，《办法》对存量和增量的企业都有很大影响，已经上市的相关中概股估值可能回落，互联网企业赴国外上市门槛将进一步提高。预计未来可能有更多企业选择在国内上市，部分中概股可能私有化之后回归A股或者港股。

对于中概股有何影响？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法学教授郑彧认为，目前我国监管政策的完善可能产生两方面影响，一是美国股东是否会找到招股说明书的漏洞，由此使得相关中概股面临集团诉讼的风险（一般来看，中概股的招股说明书对于有关法律与监管政策变动的风险是有原则性的披露）；二是因为市场对相关公司的业务增量存疑，进而可能调整对其增长评价和投资评级，如果业绩一直未达预期，公司可能触发交易类退市指标而被交易所摘牌。

“选择红筹形式上市的中概股，应该同时遵守两地（上市地和运营所在地）国家的规定。”郑彧认为，一方面要严格遵守资产或者运营所在国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该整改的整改，充分确保运营合规性基础；另外一方面在上市所在地进行充分、完整的信息披露，说明上市公司面临的问题以及应对措施，避免进一步的集团诉讼风险。

数据安全关乎国家安全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要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加强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防护，加强网络安全信息统筹机制、手段、平台建设，加强网络安全事件应急指挥能力建设，积极发展网络安全产业，做到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要落实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防护责任，行业、企业作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承担主体防护责任，主管部门履行好监管责任。

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看来，当前国家在互联网领域和数据安全领域的主导，符合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过去一些互联网企业在野蛮高速增长的状态下，主要从商业利益的角度出发进行数据的开发利用，对数据合规的投入相对较小。随着数据保护问题成为一个社会焦点，国家开始不断加强对于数据监管和数据安全合规的监管。虽然从短期来看，会对互联网企业的发展模式带来一定冲击，但这也是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刘典说。

在李天航看来，将来所有企业的所有经营行为，都必须受到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这四部法律为纲的立体法律框架体系的规范。他建议，企业要有前瞻性，调整自己的经营、运维和治理理念，甚至重塑自身业务模式。“这不但能够预防很多行政甚至刑事处罚风险，而且某种程度上来说，合规能够成为企业的最大竞争力。”

“目前来看，围绕这家企业（滴滴）的跨境数据流动问题，数据出境当中涉及的国家网络安全审查问题，以及APP对于个体用户隐私信息的过度搜集问题，中国网信的治理实践迎来了一个跃迁的契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沈逸在专栏中写道。

沈逸还表示，个人在关注企业的跨境数据流动问题时，应该避免“走极端”，“要么就是认为它应该绝对地遵循技术市场的内生需求，要求最小化的监管，要么将它视作洪水猛兽，对它进行过度监管”。

“对最后的政策出台，目前从实践来看，大家可以抱有充分的信心。保障人民的福祉，最大限度地为人民服务，是我国网信部门在推动相应监管落实过程当中已经确立起来的坚定不移的目标。我们应该对网信部门保持坚定的信心。”沈逸说。

“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这三部法律出台后，中国互联网领域基础性的法律法规框架体系就已完成，其他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等等，都会在这三部法律组成的体系之下，继续细化具体的内容，逐步覆盖互联网、个人信息和数据活动的方方面面。”李天航说。

来源：证券日报（吴晓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李云舒）、网信办、时代周报、《金融时报》、智通财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