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司法解释将“他洗钱”犯罪主观要件的认定内容界定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8月19日，《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司法文件发布，就洗钱罪相关法律适用问题作出规定。
《解释》由最高法会同最高检制定，明确洗钱犯罪的相关认定标准。
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张建忠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最高检自2020年部署推进反洗钱工作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反洗钱工作措施有力，成效明显。2023年共起诉洗钱罪2971人，是2019年起诉洗钱罪人数的近20倍。2024年上半年起诉洗钱罪1391人，同比上升28.4%，继续保持对洗钱犯罪打击态势。
张建忠介绍，各级检察机关能动履职创新开展反洗钱工作，积累形成许多经验做法，在打击洗钱犯罪中起到了引领带动作用。一是培育“一案双查”意识，注重办案质效。
广东创设洗钱案件“三必三有”工作法，提升办案人员发现洗钱线索意识；江西、山东、吉林、宁夏等省级检察院单独或者联合有关部门开展洗钱案件督导；安徽等地强化洗钱犯罪的立案监督，同步审查发现洗钱犯罪线索；河北、江苏、河南等地检察院对判决错误的案件依法提起抗诉并获改判；上海、四川等地妥善办理了利用虚拟货币实施跨境洗钱犯罪等新型案件。
二是加强协作配合，形成打击合力。最高检会同国家监察委员会、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在办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加强反洗钱协作配合的意见》；北京市检察院联合人民银行北京分行建立反洗钱检察人员轮值协查机制，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洗钱犯罪的金融情报线索；浙江、福建、湖北、河南等省检察院积极会同相关部门，通过常态化联席会议制度、组建金融司法协同中心、建立反洗钱办案基地等措施，切实加强反洗钱领域行刑衔接；上海、江苏两地检察机关邀请人民银行、专家学者共同开展案例评讲和业务交流活动，推动长三角区域反洗钱协作；陕西组织全省检察机关洗钱案件庭审观摩活动，邀请人民银行系统同志参加，庭审后共同开展经验交流。
三是助力法治体系建设，开展法治教育。最高检积极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草案的起草制定工作，协助中国人民银行参与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关于资产追缴国际标准修订。发布两批共11件惩治洗钱犯罪典型案例，推动对洗钱犯罪法律适用问题形成共识。各地检察机关开展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活动，引领社会公众提升反洗钱意识。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了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关于洗钱罪的罪状描述，删除了“明知”的用语，为了与修订后的刑法条文表述相一致，新司法解释不再以“明知”来表述洗钱罪的主观要件，而采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为“他洗钱”犯罪主观要件的认定内容。
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厅副厅长王新对此表示，长期以来，在司法实践中，关于“他洗钱”犯罪主观要件的审查认定和指控证明是办理洗钱犯罪案件的难点。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自洗钱”入罪后，对于如何认定“他洗钱”范畴中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新司法解释保留了2009年反洗钱司法解释中关于“明知”认定的部分规则，吸收了司法机关办理的一些典型案例中所运用的指控思路，在总体上沿用了“可反驳的事实推定”的模式。
王新指出，在实践中，需要重点把握以下几点：一是认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办案时应当调查核实行为人所接触、接收的信息，经手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况，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种类、数额，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转移、转换方式，交易行为、资金账户等异常情况，作为推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基础事实依据。
二是应当从多角度审查认定是否属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全面审查行为人供述和辩解、同案人指认和证人证言等证据，并且结合行为人职业经历、与上游犯罪人员之间的关系等因素，形成关于认定其主观认知的内心确信。
三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指对上游犯罪事实的概括认知，而非对具体犯罪事实或罪名的判断，将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某一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认作该条规定的上游犯罪范围内的其他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不影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认定。
四是准确理解司法解释的“反证排除”规定，对于有证据证明行为人确实不知道系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则应当否定先前的推定意见，依法认定不构成洗钱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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