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目前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会议强调要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持续改善民生，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如何理解这三重压力？“稳”字当头下，2022年的经济走势会是什么样的？

 

 

 

 

 

 

2020年第二季度，中国成功地控制住了疫情并率先开工，当年实际GDP增长率达到2.2%，这殊为不易。

 

进入2021年以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新冠疫苗的开发和在发达国家覆盖率的上升，以及发达国家对于新冠疫情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政策，它们的经济开始复苏。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存在很多矛盾冲突，但全球各国经济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没有改变。西方经济复苏对中国经济是个利好，因此中国的出口以两位数的增速增长。中国经济2021年定的增长目标是6%，实际达到了8.1%，其中出口的高增长作出了较大贡献。

 

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需要从外需转向内需。投资内需方面，目前政府在投资领域的政策比较谨慎，坚持“房住不炒”的方针将抑制房地产投资，强化债务风险意识将抑制对传统类型基础设施的投资。消费内需方面，政府当然希望消费内需能发挥更大的拉动作用，但由于疫情下收入增长放缓，特别是经济前景不明朗，消费需求呈滞后趋势。

 

在内需不振的背景下，为了防止经济下滑过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政策的重点放在“稳”这个字上。“稳”是指稳住经济增速过快下滑的趋势。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趋缓是由中国经济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虽然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重效率、轻增长的阶段，但如果不能保持足够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就会面临巨大挑战，特别是就业将承受巨大压力。所以最重要的是稳，也就是要让中国经济保持足够高的实际增长率，这就是“稳”字的含义。

 

虽然通过消费拉动经济是最有效率的方式，但目前由于消费需求存在滞后性，短期内“稳经济”只能通过政府投资来实现。在房地产高杠杆风险集聚的背景下，投资的方向只能是加码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5G这样的新基建。

 

政府投资是否有效，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拉动民营部门的消费和投资。根据凯恩斯模型，政府投资直接拉动的只是第一轮的需求，比如政府投资1000万元建一条高速公路，直接效应是增加了1000万元的投资需求；但这笔投资创造了工作机会，变成了筑路工人的收入，他们会将部分收入花在超市和菜场，这又增加了超市和菜场工作人员的收入，又会拉动新一轮的消费。政府投资能够带动一轮轮的民间消费（如上面例子所说）和民间投资（如果上面例子中建路的某些用料由民营企业提供），这个效应被称为“乘数效应”。

 

要想实现“乘数效应”，政府政策的启动必不可少，但政府启动投资所能带动的民间消费和投资的大小，取决于乘数的大小。以消费为例，假设政府投资的100元转化为相关人员的收入，它能够带动多少消费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也就是增加的100元收入用于消费的百分比。中国老百姓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边际储蓄倾向较高，这意味着政府政策的乘数较小。所以说，提高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倾向，不但有助于向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而且是提高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的关键。同样，政府投资拉动民营投资的乘数效应也很重要，构建比较好的政策环境，提高民营企业的投资意愿，让较小规模的政府投资带动较大规模的民间投资，是一个重要的政策方向。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较大的挑战，需要有好的政策设计和好的政策执行力。对于顶层设计而言，政策的选择是一个短、中、长期的权衡，虽然“稳经济”是短期最重要的，但也不能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短期与中长期是一个优先次序与力度的权衡，短期与中长期可以互补。

 

我认为，中国经济在中长期需要实现两个转型。第一是供给侧转型，从原来的投资驱动的数量型模式转到效率驱动的质量型模式。而效率驱动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二是通过有为政府来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两者不可偏颇。推动技术创新和建设有为政府是供给侧转型的重点。

 

第二就是需求侧转型，从外需驱动转向内需驱动，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需强调一点，虽说短期（今年，尤其是今年上半年）政府在政策上不得不做一些跟“双转型”目标相背离的选择，例如不得不采用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数量型投资刺激，但必须认识到，这只是权宜之计。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李克强总理特别强调，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能“大水漫灌”。

 

从需求侧来看，财政政策有两个工具：政府开支和税收政策。过去我们一直用的是增加政府开支这个方法，在当时，增加政府开支是必要的，因为那时缺乏很多基本的公共产品。

 

虽然公共产品建设仍有空间，但不可否认中国的某些基础设施已经比发达国家还要好。目前财政政策应该从政府支出这个工具转向减税这个工具，通过减税来刺激内需，而不是通过增加政府开支来刺激内需。减税能够提高百姓的可支配收入，而可支配收入得到提高才能带来消费的增长。同样，降低税收能够提高民营企业的投资意愿，例如用税收优惠来吸引民营企业和政府一起来做新基建。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逐渐告别“效率挂帅”的老时代，进入了“效率公平再平衡”的新时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最根本的是为中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多增加收入的机会。

 

中国当前正采取一系列举措以缩小收入差距，减税也是一个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当然我们指的不是“一刀切”的减税政策，而是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减税。比如将减税政策落实到中小微企业、社会弱势群体、收入较低的人群以及劳动者身上。只有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提升了，他们去消费了，中国经济向消费内需驱动模式的转型才能实现。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已经是一个人均GDP突破1.2万美元的国家，中国的很多产业已经处于世界中高等技术水平，中高技能的劳动者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生力军。我们应该对中高技能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实施减税，这不仅符合税收的公平原则，而且能提高中高技能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让他们发挥更多的聪明才智，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更多的贡献。

 

 

 

 

 

 

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首先在于顶层设计，顶层设计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兼顾大局，在时间上有中、短、长的权衡，从空间上有各类产业和各类团体利益的权衡。要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这是“效率公平再平衡”这个新时代的要求。此外，还要有强大的执行政策的能力和贯彻政策的决心。实现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高要求。

 

我将国家的经济发展拟人化，列出了一个等式：GDP=智商×情商。

 

“智商”指的是资源禀赋，包括资本和劳动力；“情商”指的是资源配置效率。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取决于“智商”和“情商”。

 

中国经济发展的“智商”，关键在“人”。目前，中国人口数量增长日趋放缓，人口结构日趋老龄化，人口质量边际增长率递减。在这个背景下，最重要的是提升人口动力和活力。

 

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商”，关键在“政”。资源配置效率取决于技术和制度两个因素。所以对于提升“情商”，技术创新很重要，但政策支持和政策的亲和性与稳定性更为重要。我们要遵循党和国家已经确定的政策方向，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地结合。

 

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加快数字化改造和传统产业升级。值得关注的是，发展数字经济不是短期问题，而是长期问题，它对提升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前景的作用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如今我们在数字智能革命上跟其他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甚至比它们跑得还要快一点，但是发展这种新的经济形态，如果依靠政府去挑选赢家，效率是非常低的，还是需要通过开放市场，让一批新的民营企业家在竞争中涌现出来。给民营经济创造更大的空间，提供更大的支持，才能让中国的数字经济真正发展起来。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提升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启动一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项目，激发涌现一大批“专精特新”企业。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有“专精特新”。经济学有一个重要概念叫做比较优势。就像体育运动中，不能要求在所有项目上都比人家好，要去找具有比较优势的项目，就像中国竞技体育领域的跳水、乒乓球、体操等项目那样，这才是“专精特新”的内涵。在找到具有比较优势的项目后，自己关起门来做也是行不通的，需要找到好的合作伙伴，包括外国合作伙伴。

 

博弈论里有一个概念叫做“竞争合作”。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我们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竞争并不排斥合作，我们要学会在竞争中合作，在竞合中成长。所以对于“专精特新”，找准比较优势，开启竞争合作，是一个较为理想的发展路径。（作者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采访整理：本刊记者王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