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观点 | 警惕深度老龄化！“全面二孩”效应释放后，生育率走低何解？

制图：焦震楠

5月11日，我国正式发布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以下简称“七普”），全国多个地方的人口增速已经明显下降甚至转入负增长，其中老龄化数据格外引人关注。人口结构和老龄化对中国未来社会将产生深远影响，从劳动力供给、社保压力、健康支出、经济增长等方面都会带来挑战。

5月16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朗润·格政政策研讨系列，聚焦“人口普查、老龄化与经济增长”主题，邀请了5位权威教授，围绕人口结构和老龄化影响，以及未来将如何应对这样一些问题展开研讨。

雷晓燕：女性生育意愿普遍降低，建议全面放开生育政策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雷晓燕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解读了中国人口结构基本面，老龄化现象加重趋势，以及生育率下降背后的细分因素，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老龄化程度加深

根据七普数据显示，中国人口数量持续增长，2020年达到14.1亿人，但是人口增长速度开始放缓。

1982-1990年间，中国人口年均增速为1.56%，到2010-2020年间只有0.53%，并且，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和比例持续增长，在2020年达到1.91亿人，占到总人口数的13.5%，接近深度老龄化14%的指标。

得益于人口政策的放开，0-14岁少儿人口数量近十年略有上升，与2010年相比增长1.35%。

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从2010年到2020年呈下降趋势，现在为9.68亿人，这也影响了总抚养比（包括老年和少儿抚养比）的上升。近十年来，总抚养比从34.2%增加到45.9%。其中，老年抚养比上升幅度较大，从11.9%增加到19.7%。而抚养比越大就意味着，劳动力人均承担的抚养人数就越多。

“全面二孩”政策效应释放后，生育率走低

生育率的下降也值得关注。根据历史和国际社会经验，总和生育率1.5左右是一条“高度敏感警戒线”，持续下滑可能会掉入“低生育率陷阱”。

根据七普的结果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于低于1.6。与之相应的是新增人口持续下降，并且近几年下降更为明显，其中，城市的生育率低于镇和乡村的生育率。在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堆积效应在2015-2016年集中释放，各个地方的生育率有所上升，但是2018年后，生育进入政策调整后的平稳期，人口出生率呈先升后降现象，尤其是城市下降速度更快。

从孩次结构看，一孩生育率持续下降，二孩生育率在放开政策之后有明显提升，但随即堆积效应下降，生育率再次下降。

从中国人民大学CGSS2010-2017数据看，越是年轻的群体希望生育子女数越少，80后和90后的生育意愿近年都开始降低，90后降低的尤为突出，比重远高于其他年龄的群体，近年还有上升趋势。其中，实际生育子女数量还要低于理想生育子女，整体少0.42个，其中城市女生的差异更大，要少0.62个。

整体来看，中国的人口现状有以下几点：

1.人口快速老龄化，抚养比上升，劳动年龄人口减少；

2.生育率下降，新增人口减少；

3.生育率和生育意愿都呈现明显城乡差异，城市最低；

4.越是年轻的群体生育意愿越低，且呈下降趋势；

5.实际生育数远低于生育意愿，城市差距最大。

雷晓燕建议，首先，应该全面放开生育，且并没有那么多人想要生3个及以上。

其次，降低生育成本，包括养育成本、教育成本。改革产假和陪产假，提高生育津贴等。在养育方面，建议加大0~3岁托幼服务，将学前教育划入义务教育，同时解决教育内卷，还需要增加供给，加大教育投入。

赵耀辉：社保赤字加剧，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破局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赵耀辉，根据新的人口普查数据，分享了老龄化和人口流动等，对养老金体制的压力，并提出建立积累型个人账户制度，解决养老金体系压力。

老龄化地区差异大，各省社保压力不一

从区域来看，2010年到2020年，东部人口比例上升2.15%，东北下降1.2%。地区老龄化程度的差异导致各地养老负担差异巨大，而劳动力的流动更加剧了这一差异。

根据《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2016》显示，东三省、内蒙古等省份的企业养老保险抚养比要远低于广东、福建等东部地区，其中，广东省1人领养老金的背后有9个人在缴费养老保险，而东三省都不到2个人。

人口的流动正在加剧这种不平等。有的省份养老金入不敷出，而有的省份则有大量结余。但是，支付困难地区难以单独出台应对政策，因为如提高缴费率，会直接影响企业竞争力和对劳动力的吸引力，年轻人也更不愿意去这些企业。

面对各省养老负担的差异和流动人口因素影响，要解决养老金问题，需要打破地区、身份分割，这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现在的政策着力点是希望通过提高统筹层次，全国统筹管理社保账户，统一分配，解决地区之间苦乐不均问题，免除关系转移接续难题。但实际上，这一做法困难重重，因为地方之间存在利益冲突。

社保赤字压力巨大

人口老龄化对养老制度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虽然目前人口年龄结构还非常年轻，但是账户赤字从全国平均数据总体看，早已经出现。

2017年，赤字达到4600亿元，占当年支出的12%；各级财政补贴8000亿元，占当年支出的21%。如果老龄化继续恶化，赤字将会更大。

而出现赤字原因之一反映的是缴费积极性较低。虽然制度缴费率高，但实际缴费率较低，不少企业是按照最低标准给职工上保险。2018年提出，要求税务部门全责征缴，反弹很大，这一政策搁置。目前只有少数省份实现全责征缴。

建立积累型个人账户制度，自缴自用

鉴于以上问题，建议可以采取替代方案，建立积累型个人账户来解决老龄化带来的压力，实现自动实现统筹、免除转移接续问题，以及解决缴费激励问题。

首先，如果是个人基金积累制，个人已经为老龄阶段的消费进行储蓄，不给年轻人增加负担。预期寿命增加时，个人可以自动选择延迟退休，否则会牺牲个人老年消费。从理论上讲，个人积累制是可以解决老龄化带来的体系压力。

其次，个人账户制不再需要强行统筹。因为，个人账户化使养老金成为个人财产，使地方政府利益与个人养老金脱钩解决跨地区、跨种类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难题。

再而，个人基金积累制可以提供充足的缴费激励，缴费透明、积累透明。回报等同于个人储蓄，相当于强制储蓄；不需要统一缴费标准，只需要确定最低缴费，最低标准之上部分由税优或者税延激励。回报率可以给个人选择权，使基金公司互相竞争，降低管理费用，实现账户资金得到市场回报。

针对转轨问题，首先，对于已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和老体制下职工未积累部分的养老金发放，建议全部由财政负担。

其次，如何处理收入分配不均问题，城乡之间、职工和非职工之间。养老金个人账户化给低收入群体提供了投资渠道，为老年提供更好的保障。再而，用财政解决低收入人均的保障问题，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来兜底，剩下的就是要给个人积极性。

整体来看，中国养老金体制过去二十年渐进式的改革，严重拖延了人口老龄化应对，丧失了很多改革机会，造成了巨大的财务风险。因此，需要一个全新的改革思路。比之于2000年，现今中国资本市场已经足够发达，市场秩序得到很大提升，养老金个人账户资金的安全性和投资回报都可以得到制度上的保障。

张俊妮：1.3的生育率下，到2070年总人口将不足10亿人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统计学副教授张俊妮，根据七普的数据，按照现在的生育率、死亡率等条件假设，预测了50年后，中国的人口结构情况，其中老龄化程度不容乐观。

2050年，中国的老龄化现象将成为“现在的日本”

如果将七普数据中，2001年到2020年的人口结构分为三档，0岁到14岁、15岁到64岁、65岁及以上的占比与日本2020年的人口结构相比，可以发现，我们的老龄化现象并没有日本那么“危急”。

首先，日本是全世界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通过与日本对比，中国的少儿比例更高，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虽然逐年上升，但相比日本仍比较低。日本在2020年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是28.7%，目前中国是13.5%。

其次，中国60岁到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比例还是比较大，2020年达到55.8%，他们身体状况比较好，发挥余热和作用潜力比较大。而80岁以上高龄人群占比为13.6%。

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还比较年轻，因为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属于生育率比较高的时期，这部分人还在劳动力市场，属于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压力并不强烈。但是50年以后，当60后、70后变老以后，情况将非常紧迫。

通过主流人口预测方法——队列要素法，可以预测2021年到2070年的人口结构变化。

通过设定死亡、生育和移民等要素参数，预测“如果”满足这些参数的要求，人口规模、结构及增长“就”将会怎样？

其中，假设死亡率保持从2015年到2019年数据计算的值；假设没有移民；假设生育率分两种情境，一种是假设分单岁年龄生育率保持2019年的值（比2020年更高），一种是假设2020年总和生育率1.3；假设出生人口性别比保持七普公布的111.3。

按照生育率情境1，到2070年，中国的人口总数将在10亿人左右，年龄结构中少儿比例、老年人比例再与日本2020年的比例相比，深度老龄化非常快。到2055年，65岁以上人口比例就会超过日本当前的比例，少儿比例则低于日本当前的比例，挑战相当严峻。

如果按照生育率情景2，生育率更低一些。到2070年，我国的人口总数将不足10亿。2050年，我国就会达到日本目前的65岁以上人口比例，少儿人口则更低。

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将发生变化，低龄老年人口占比在50年后，基本达到三分之一，相当老龄化。

因此，张俊妮建议，尊老爱幼，爱护生养孩子的女性。要从幸福感角度出发，而不仅仅从劳动力或经济角度出发。

赵波：警惕老龄化中的“鲍莫尔效应”，避免过早去工业化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助理教授赵波就人口特别是老龄化现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表了演讲。他指出，老龄化现象对于医疗等服务类需求上升会影响经济结构，特别是导致服务业扩大，存在过早去工业化风险。

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老龄化既受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

首先，老龄人口抚养比与人均产出成正比。人均收入越高的国家，通常老年人口占比越高。其次，总生育率与人均产出成反比，因为，当一个国家人均产出较高，生孩子、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会上升，生育率会降低。

关于人口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分析：1.劳动力市场；2.资本积累；3.全要素生产率；4.经济结构。

第一，人口老龄化导致了劳动力供给下降。根据七普数据，2020年，中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8.8亿人，与2010年相比，劳动年龄人口减少4000多万人，占比下降6.8%。先升后降，这表明劳动年龄人口拐点已经到了。由于，劳动年龄人口不代表实际工作人口，根据就业人数数据统计，在2017年左右也出现了拐点，开始下降趋势。

这两个指标传递出相同的信息。目前，中国以劳动年龄人口数衡量的人口红利已经消耗差不多，在慢慢下降，这一现象将对生产产生负面影响。

第二，人口老龄化会降低储蓄率，使得资本积累放缓。

老年人口占比较高的国家，储蓄率会持续下降，延缓资本积累。从2008年到2019年，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下降了约5%。在这个背景下，人口老龄化进一步持续，意味着我们需要通过国际借贷、国际收支调整来维持投资的持续增长。过去长期积累的顺差可能要慢慢消失，甚至可能出现长期逆差。

第三，需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

人口老龄化使得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提升空间。首先，通过技术进步来弥补劳动力不足，特别是替代低技术含量劳动力；其次，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力素质，实现“人才红利”。根据研究发现，在很多国家老龄化严重过程中，会有更大精力增加技术投资，以及提高人力资本积累。

第四，老龄化带来需求转型，催生“银发”经济。

老龄化人口对于医疗，其他相关服务类的需求结构，对经济结构也会带来影响。医疗服务、财富管理、养老、旅游等服务不可通过贸易获得，需要通过本国供给实现，这会导致服务业价格相对上升。在要素自由流动情况下，大量生产经营要素会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中被吸引过来，最终，导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和就业人数增长，经济从工业化主导变为服务业主导。

这一看似正常的现象并不乐观，需要警惕“鲍莫尔效应（Baumol’s cost disease）”出现，即由于技术停滞部门生产的产品价格居高不下，并吸引了大量生产要素，而拖累整体经济增速。

这是很多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的阶段。在国家“十四五”规划当中，中国首次提出了去除服务业增加目标，提出要稳定制造业的比重，这是一个很好的指导方向。

整体来看，老龄化既是挑战，同时也是改革的机遇。首先，我们需要改善劳动力市场，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同时要想办法改善资本积累，完善金融市场，吸引外资流入；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加大创新，加大研发和教育投入；最后，要优化经济结构，在实现服务业内部升级同时，要避免过早去工业化，始终保持出口优势。

刘国恩：老龄化加剧对医疗费用增长影响不大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北大国发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大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就影响医疗费用上涨与老龄化加剧之间的关系，以及对退休政策改革等问题，发表了主题演讲。

医疗需求具有“奢侈品”属性

从宏观角度观察，医疗服务需求在经济史学上可以称为是一个“奢侈品”，因为它伴随着各个国家很多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同期增长一直高于经济增长。以中国为例，中国人均医疗费用的增长，高于197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

根据哈佛大学两位经济学家研究发现，美国1940年到1990年医疗费用通胀原因，老龄化的贡献只有2%，保险贡献了10%，收入增长贡献了约23%。但是影响最大的是新的医学技术空间，贡献了高达65%。

在这一研究基础的背景下，可以思考中国的问题。

根据2010年到2020年的统计数据，分省别的次均门诊及住院费用分布及增长情况，可以解读和分解医疗费用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老龄化人群的影响。

可以看到，如果加入人均可支配收入、受教育年限、城市人口占比、非公立医院占比、平均预期寿命等因素，老龄化变量发挥的作用已经变成非常次要的因素，甚至在统计学上可以忽略不计。

在关于影响医疗费用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模型中，相对年龄因素，收入水平与社会办医的影响更大，这也意味着医疗可及性与市场竞争的力量更强。

从强制退休政策转型为自愿选择

最后基于初步的计量工作观察，对于医疗需求和健康中国关系的思考，要认识医疗需求作为“奢侈品”的根本属性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第一，人类发展提高的需求。人类的进步，会不断降低早死亡的风险。人均寿命增长，医疗服务客观需要也随之增加。

第二，收入增长促进需求。因为伴随着经济增长，人们收入和购买能力会提高，进而提高医疗服务需求的可及能力。

第三，医疗市场的竞争影响。尽管医疗市场具有若干特性，社会办医促进了市场竞争，客观上发挥了约束费用增长的积极作用。

关于如何完善相关政策的启示：

第一，从强制退休政策转型为自愿选择，最大限度满足和发挥越来越多元的个人偏好和主动作用。第二，生育政策的调整。第三，加强新医学技术经济学价值评价，是完善国家医保制度的重中之重。

（根据会议现场演讲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