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乐清女子乘坐滴滴顺风车遇害案有了新进展。据央视记者从警方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显示，案发当时，嫌疑人钟某驾驶的是一辆川A31JOZ车牌的小轿车，嫌疑人承认去年五六月份开始注册顺风车，并没有更换过牌照，其行驶证上的车牌号也是A31JOZ，钟某也承认这辆川A31JOZ就是当时的作案车辆。警方调取的监控也记录下案发当时川A31J0Z车辆在案发地附近出现。

　　嫌疑人的这一说法，与滴滴平台发布的道歉和声明中提到的“案发时车牌系钟某线下伪造”一事不相符。

　　滴滴相关负责人并未回应《商学院》记者对此事的采访。截止到发稿，滴滴平台也并未对此事做出公开的解释。

　　谁在说谎?

　　细心的网友发现，在郑州空乘案件之后，不到三个月的事件内，在滴滴出行的官方微博上，那封对郑州空乘案件的道歉信不知所踪。就在事件发生之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王富民公开对媒体表示，滴滴出行出现那么多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它一直拒绝接受政府的监管。

　　根据滴滴平台向深圳市政府监管平台传输的网约车数据显示(顺风车数据未传)，平台内仍有近5000名驾驶员、近2000台车辆未取得营运证件;而东莞市具备从事网约车从业资质的驾驶员19492名(其中15584名为2016年11月前取得出租汽车从业资格证的驾驶员)，取得网约车运输证的车辆仅5204辆。但有数据显示，滴滴平台在东莞提供网约车服务的驾驶员超过3万人，车辆超过2万辆。

　　王富民表示，滴滴公司并没有把它的有关数据全部传到监管平台，特别是滴滴顺风车。按要求滴滴顺风车不仅要把车辆信息，还要把行驶路线传到政府监管部门，但至今没有传送。他同时表示这不仅仅是广东的问题，是全国都面临的问题。

　　这一点，滴滴平台也并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

　　根据滴滴平台的声明和道歉信，此次事件，有两位高管被免职。一位是顺风车业务总经理黄洁莉以及负责客服的副总裁黄金红。

　　公开报道显示，正是黄洁莉一手打造了顺风车“社交”定位。在2015年接受媒体采访时，黄洁莉为顺风车描绘了这样的场景：“过去你每天在路上两个小时，对于你的人生来说是消耗，但现在通过顺风车你可以认识比较靠谱的人，获得好的社交体验，它就变成了一种收益。这是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一个场景，就像咖啡馆、酒吧一样，私家车也能成为一个半公开、半私密的社交空间。”黄洁莉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未来感、非常sexy(性感)的场景，我们从一开始就想得非常清楚，一定要往这个方向打。”

　　而根据共享经济的定义，一般是指以获得一定报酬为主要目的，基于陌生人且存在物品使用权暂时转移的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其本质是整合线下的闲散物品、劳动力、教育医疗资源。而顺风车，就是基于这样的本质所产生。顺风车的本质，应该是以出行为目的。交通部负责人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强调，交通部负责人特别强调了“顺风车和网约车是不同性质的出行”，其核心条件是“满足车主自身出行需求”以及“分摊成本或免费互助，驾驶员提供合乘服务每车每日不超过2次”。

　　而如今的顺风车，与运营车辆边界模糊。在《网约车暂行管理办法》之后实施之后，由于网约车的门槛准入机制的提高，一些不符合界限的条件的车辆和司机，转而注册顺风车，而有的则是快车和顺风车都注册过。一位顺风车司机告诉记者，他两个业务都注册，哪个有单，就接哪个。

　　在一片谴责声中，滴滴出行的创始人程维与总裁柳青终于在8月28日晚开口“道歉”了。在道歉中，程维与柳青提到“滴滴不再以规模和增长作为公司发展的衡量尺度，而是以安全作为核心的考核指标，组织和资源全力向安全和客服体系倾斜。”

　　但这也暴露出，滴滴此前为了规模和增长，不顾一切地一路狂奔。而空姐遇害事件、乐清女子遇害事件，则是滴滴狂奔之后的“后遗症”。

　　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强调，人命关天，生命安全问题必须零容忍。不管是专车还是顺风车，安全保障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出事之后再出来道歉或赔钱，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顶多只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态度。平台不能因为乘客发生恶性安全事件的几率较低，就听之任之，更不能因为有出事就道歉赔钱的心态，而忽视平台的日常管理和安全保障。

　　“滴滴顺风车每单业务抽成5%，挣的就是量大的钱。在承担责任时，滴滴公司不能以量大推卸责任，这不仅不合理，也不合法。滴滴既然靠海量订单盈利，就必须提供与海量订单相适应的管理和服务，就必须承担与海量订单相适应的责任和义务。”陈音江强调，“钱可以提高管理能力，也可以提高服务水平，但钱买不来生命。滴滴要做的，不只是事后的赔钱道歉，更应该是事先如何预防类似事件的发生，日常在如何提高乘客的安全保障上下功夫。”

　　陈音江认为，这样投入的可能比人身伤害赔偿标准的3倍要多得多，但滴滴别无选择。因为，保障乘客生命安全，是滴滴最基本的责任和义务，也是乘客消费者的最基本权利。

　　《商学院》杂志将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