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俞勇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ACM班创始人

7月20日，在WAIC 2026思想者论坛上，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ACM班创始人俞勇发表了《俞勇：人才培养第一性原理的40年追问》的主题演讲。

不用自我介绍了，刚才蒋老师已经介绍过了。今天台下有很多我的学生、家长，也有各位同事、同仁和朋友，大家下午好。

刚刚坐在台后，有一位自称是我粉丝的朋友递给我一封信。我想从这封信开始今天的分享。他在信中说，自己正在做一个养老自动化系统，希望利用AI自主地解决一些养老问题。

我就在想，这件事情其实戳到了我的软肋。我的父母都是90多岁，现在还健在，但已经住进了养老院。我原先从来没有想过会把父母送进养老院，因为在我过去的观念中，把老人送进养老院，好像是一件不孝的事情。

但是我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决定？第一，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实在没有办法照顾两位老人。即便请了全职阿姨，也解决不了他们日常生活中不断出现的各种问题。第二，疫情那几年，我们看到的养老院大多是负面消息。但最近一两年，我看到了养老院的一些新变化，特别是政府对养老机构更加重视。养老院不仅设施变好了，服务也变好了。

不管怎么样，老人到了这个年龄，需要的是有尊严地活着。一个人不管寿命有多长，如果没有尊严，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是难以忍受的。所以，当这位朋友把信递给我，问应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时，我想，也许我自己解决不了，但我可以把这个问题交给学生，让他们想办法去解决。我会尽量创造条件，让学生去做好这些对人类非常重要的课题。这就是我给你的回复。

我今天站在这里，是一名从教40年的老师。我从小就有当老师的梦想。我出生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后来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读书和改革开放。那个时候，我只有一个很朴素的理想，就是做一名人民教师。

恢复高考以后，我的人生有了新的希望。我们家有3个孩子，我排行老二，上面有哥哥，下面有妹妹。我从小比较调皮，家里凡是需要出头、承担的事情，都是我来做。当时实行插队落户，我就想，如果3个孩子中一定要有一个人去插队落户，那就让我去，把相对好一点的机会留给哥哥和妹妹。如果让我参军，我也可以；如果让我去插队落户，我也可以。反正家里需要承担的角色由我来承担。

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以后，我觉得人的命运完全改变了。原先我可能只能做一名乡村教师，有了高考以后，我可以考大学。我的分数其实可以进更好的学校，但最后我选择了华东师范大学计算机系。

我是华东师大计算机专业第一届本科生。没有想到，进入华师大后的第一堂课，就颠覆了我对教师的认知。刘佛年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一句话点醒了我。他说，做老师要懂教育。我就在想，上好一堂课，并不等于你就是一名好老师。

这句话是1979年听到的，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我一直在思考，教育对人的帮助和影响到底有多大。今天站在这里，我既兴奋又忐忑。兴奋不是因为舞台大、红厅漂亮，也不是因为有这么多熟悉或不熟悉的人来看我；忐忑的是，我怕不能交出一份让大家满意的、关于我40年教育实践的答卷。所以我希望今天能用最好的方式来呈现。

40年前，我第一次走上讲台时，没有人告诉我教育的第一性原理是什么。那个时候，我只是在想：教育是什么？不同年代对教育有不同的理解。到了AI时代，它又有了新的含义。这个时代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当AI什么都会的时候，人到底还应该成为什么？40年来，我大致走过了三段路。

第一段路是2002年，我们拿到了世界冠军。夺冠以后，我就在想：我们凭什么赢？那一年，上海交大的3位本科生林晨曦、陆靖、周健站上了ACM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全球总决赛的最高领奖台。这是中国高校第一次，也是亚洲高校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主持人宣布结果的那一刻，全场沸腾，但我站在聚光灯下，想的却是：我们为什么能够拿到这个世界冠军？

我当时悟出了第一层道理，也就是人性的第一性原理：人天生是不服气的，对现状不满足，对不可能不甘心。这种不服气不是后天学来的，而是写在基因里的底层代码。

第二段路是2002年创办ACM班。赢了以后，我就在想怎么育人。我不想让学生只会追求标准答案，因为标准答案不需要协作，不需要探索，也不需要选择，它会一点点压缩人性。从这段经历中，我悟出了教育的第一性原理：用反问点燃不服气。不服气不能靠灌输，只能靠唤醒。教育不是装满容器，而是点燃一根火柴。

第三段路是2025年知春创新中心出现，AI时代真正到来。我继续追问：当AI什么都会的时候，人还能成为什么？从这段正在发生的经历中，我又悟出了人才培养的第一性原理——最终要培养定义问题的人。因为AI擅长解决问题，但它不会主动问：这个问题值得解决吗？

3个故事、3层感悟，并不是3件孤立的事情。人性是底层操作系统，教育是系统升级的指令，人才培养是编程实战的产出。合在一起，就是我对人才培养第一性原理的全部理解。下面，我想把这3段故事、3层感悟一个一个讲述。

先从第一段路开始。2002年上海交大夺冠，表面上是一个花了6年时间怎样赢得比赛的故事，但我想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其实是无意中顺应了人性的第一性原理。2002年春天，我带着林晨曦、陆靖、周健3位本科生，站上了ACM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的最高领奖台，实现了中国高校和亚洲高校在这项赛事上的第一次世界冠军。

我们凭什么赢？最开始时，训练条件非常差，我们经常要在徐汇校区和闵行校区之间来回奔波，教练和队员都没有经验，英文题目也要先翻译，再去理解。后来我反复思考，发现我们唯一做对的事情，就是不让学生无效刷题，不让他们被标准模板束缚。

我们的训练方法很笨。每次训练做一套题，训练一结束就必须马上复盘、讨论、补齐。甚至为了一道题争论到深夜，最后必须写出一个经得起推敲的程序。

ACM是3个人一支队伍的比赛。一个人的力量有限，林晨曦再强、陆靖再聪明、周健再快，也不可能一个人想出所有算法、写出所有程序、改掉所有错误。他们在训练中磨出了三样东西：第一是硬实力，每个人的基本功都很扎实；第二是协作，他们学会了分工和补位，在对方卡住的时候递上关键的支持；第三是信任，他们知道，只要把后背交给队友，自己就能全力以赴地往前冲。

维果茨基提出过最近发展区理论：有些地方自己够不着，但在别人的帮助下能够够着。为什么人在协作中能够突破自己？答案就在人性。人的能力不是在孤独中长出来的，而是在关系中生长。

人类这个物种从来不是靠单打独斗走到今天。我们的祖先在群体中传递知识，在狩猎中分工配合，在部落中建立信任。协作不是后来才学会的一项技巧，而是写入基因的本能。

林晨曦、陆靖、周健3个人如果单独训练，都到不了后来那个高度。但是他们在一起，6只手相互托举，就够到了一个人永远够不到的地方。6只手，有时候比3颗聪明的脑袋更重要。

我们刚才说，人性的第一性原理是不服气。那么不服气从哪里来？它下面还有什么？我后来想明白了，不服气只是表象，下面还有更深的东西。

底层的底层是生存与繁衍，这是所有生物共有的。在文明社会中，它转化成了趋利避害。人仍然有两个底层指令刻在基因里，第一个是节约能量，说白了就是“懒”：能不思考就不思考，能走捷径就走捷径。这不是缺点，而是一种生存策略。第二个是获取资源，说白了就是“贪”：希望得到更多、更好，希望比别人强。这也不只是缺点，而是进化的力量。

但人有一个其他生物没有的东西——自我意识。这造成了一个深刻的悖论：人既想安全，又渴望超越安全；想待在舒适区，却又瞧不起一直待在舒适区的自己；想被保护，又渴望冒险；想被看见，又害怕被看穿。人性的一个基本公式是：在确保生存的前提下，很多行为都是对“被看见”和“可控感”的争取。爱、恨、创造、破坏，背后都包含着对存在感和掌控感的追求。

回到ACM比赛的故事。林晨曦、陆靖、周健为什么能赢？不是因为3个聪明的人简单相加，而是3个人在一起时能被彼此看见。你卡住的时候，有人递上关键的提示；你做对的时候，有人为你鼓掌。3个人在一起，也让彼此有了可控感。你不知道答案，但你知道队友可能知道；你撑不住时，知道有人会接过你的键盘。所以，他们赢不只是因为战胜了对手，也是因为3个人在一起满足了彼此很深的心理需要。

ACM题目不会简单重复，每一道题都是新的挑战，一开始学生会不习惯，会焦虑。后来我明白，这种焦虑恰恰是好奇心的声音。人的大脑天生是一个偏差探测器。当现实与预想不符，大脑会发出信号：搞清楚这种“不对劲”的感觉。这就是好奇心的生理基础。

爱因斯坦说，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它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但我要追问一句：人为什么会提出问题？不是因为有人教他要提问，而是因为他的大脑天生会对异常作出反应。ACM训练不是只训练解题技巧，而是让学生对未知的敏感始终保持活跃，不被标准答案封闭，不被题海战术麻痹。我们赢的本质，不是更会做题，而是拥有在未知中探索的能力。这种能力根植在人性深处。

2005年和2010年，我们又2次拿到世界冠军。3座奖杯摆在我的办公室里，但我最珍视的不是奖杯本身，而是学生获奖后对我说的话：“俞老师，我觉得以后什么难题都不怕了。”这里的难题不只是做题，也包括生活中的困难。一个人仍然会彷徨，但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那一刻我懂了，冠军只是副产品，真正的产出是面对未知的勇气。

我又往深处想：勇气从哪里来？从意义感而来。人性的第三条规律是，人不仅追求赢，更追求值得。为什么学生愿意为一道题争论到深夜？不是因为有人给他们发奖金，而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件事值得做，这支队伍值得拼，这个目标值得为之燃烧。

AI可以生成最优解，但AI不会问：这个最优解值得我们熬夜吗？“值得”这个问题只有人会问。恰恰是这个问题，让人超越最优，走向意义。

别人问我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我每次都回答同一句话：我不想让学生只会追求标准答案。今天，我想把这句话再往深处挖一次，我不想让他们只会追求标准答案，是因为标准答案违背了人性。标准答案不需要协作，所以切断了关系；标准答案不需要探索，所以扼杀了好奇；标准答案不需要选择，所以毁掉了意义。一个只会追求标准答案的人，不是不够优秀，而是人性被压缩了。正是这个领悟，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

如果说ACM冠军的故事，是我无意中顺应了人性的第一性原理，那么ACM班就是我有意识地践行教育的第一性原理。ACM班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误解，以为它只是竞赛训练班。但我的想法恰恰相反：竞赛只是手段，人格和思维才是目的。

所以，ACM班的第一堂课不谈算法，也不谈编程。我会特别强调一句话：“先做人，后做学问；在做学问中学做人。”我对每一届新生说，你们将来可能会成为顶级科学家、企业家，但如果只懂技术而不懂选择，只懂计算而不懂关怀，你们就会成为最危险的聪明人。

为什么第一堂课不讲技术？因为教育的第一条规律是：教育不是灌输，而是唤醒。为什么是唤醒，而不是灌输？因为好奇心、探索欲这些东西，本来就在人的心里。教育要做的，不是从外面装进去，而是把里面已经有的东西点亮。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火焰不在别处，就在每个人心里，教育者只是那个划火柴的人。

有一句话说，当一个人把学校里所学的东西全部忘掉以后，剩下的才是教育。这句话我思考了很久：剩下的到底是什么？不是考试技巧，而是好奇心，是对世界永远保持追问；是批判精神，不轻信任何人；是合作意识，知道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但一群人才能走得远；也是道德直觉，知道在“能够做”和“应该做”之间画一条线。这些东西，AI未必有，但人应该有。

ACM班的教学以学生为主导，教师是引领者，不只是传授者。我们把更多时间交给学生，让学生去讲、去辩、去做。布鲁纳把这叫作认知引导：不把答案端给学生，而是帮助他们自己找到通往答案的路。这条路走起来慢，但每一步都是自己的。

我们有一门课叫“学生讲台”，由学生主讲。学什么主题、采用什么素材，都由学生自己决定，但我要求他们说清楚为什么讲、怎么讲、要传递什么。我们还有实验室实践、科学研究实践。每个学生必须从零开始做一个课题，经历发现问题、查找文献、提出假设、建立模型、实现、失败、再尝试这样一个完整闭环。

很多学生刚开始时非常困难。他们习惯了老师给题目、给步骤、给评分标准，突然让他们自己找问题，他们就慌了。但正是这种失控感，逼着他们长出自己的根系。教育的第二条规律是：真正的教育，是让学生忘记教育的存在。当学生不再依靠老师给答案，不再等待老师给方向，教育才完成了使命。好的教育，是让老师变得多余。ACM班的教学方式，就是学生主导、教师引导。

这些方式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道理。如果人性的第一性原理是趋利避害、走捷径，那么教育的第一性原理就是刻意制造认知失调。人天然想省力，教育却要让你付出努力；人天然想待在舒适区，教育却要让你离开舒适区；人天然想要标准答案，教育偏偏让你自己寻找答案。教育不是填满容器，而是点燃元认知。元认知，就是思考自己如何思考的能力。

ACM班的学生为什么会觉得难？因为他们过去习惯老师给题、给步骤、给评分标准，现在那条省力的道路被抽走了，他们突然要自己找问题、自己定方向、自己判断对不对。他们被迫站到自己的思维之上，开始审视自己的思维。

这就是教育第一性原理的最终目标：让一个人在没有外部指令时，依然能够主动重构自己的认知地图。所以，好的教育必然是反直觉的，也必然会让人暂时不舒适，因为它对抗的是人性中最顽固的东西——思维惰性。

我们为什么不让老师直接给答案？因为给答案是在满足人性中省力的需求，是用教育纵容人性，而不是用教育升级人性。我们为什么让学生自己找问题？因为自己找问题，就是对抗人对不确定性的规避，让学生去拥抱那些不知道答案的时刻。恰恰是在这些不知道答案的时刻，元认知才开始工作，教育才真正发生。

20多年来，ACM班培养了700多名毕业生，94%选择继续深造，99%仍然留在计算机领域。他们中走出了李磊、戴文渊、曾天、李沐、陈天奇等学术和产业领域的人才。但我最自豪的不是他们拿了多少奖，而是他们始终记着班训：携手·超越。每天让自己变得更强，手拉着手一起往前走。

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说：“永远不要怀疑，一小群有思想、有决心的公民可以改变世界。事实上，这是唯一改变过世界的力量。”ACM班就是这样一群人。

几年前，一名毕业生回来看我。他半开玩笑地问：“俞老师，以前ACM班教我写代码，现在AI写得比我好，那我还有什么价值？”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他：“你们公司的产品应该做什么，是由公司决定，不会由算法决定吧？”他沉默了。

那一刻，我意识到，AI时代的教育不能再以技能为终点，而要以追问为起点。而且，这个追问不能只是一个人的独白，它需要一群人在一起。从“赢”走到“育”，我走了20年。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如果说ACM冠军顺应了人性的第一性原理，如果说ACM班践行了教育的第一性原理，那么到了AI时代，我能不能刻意地、系统地把前两个原理推向一个最终的产出？人才培养的第一性原理到底是什么？

2024年秋天，我与张一鸣见了一次面。他说：“老师，我很欣赏欧林工学院那种小而精、很不一样的教育。”我说：“我想尝试。”他说：“你想尝试，我可以帮你。”于是我们一拍即合。2025年，知春创新中心成立。媒体说，这是我的“收官之作”，但我觉得它更像是一次重新出发。这次出发有一个明确目标：在AI时代，要培养定义问题的人，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机器。

知春创新中心计划每年招收约30名16—18岁的预备研究员，不受年级、课程和专业边界的限制，所有学习都由兴趣和真实项目牵引。它的核心理念是8个字：好奇、探源、破界、创造。好奇，就是允许提出任何看似幼稚的问题；探源，就是追问第一性原理；破界，就是让学科自由交叉；创造，就是产生世界上还没有过的东西。

培养的第二个意义，是在真实问题中长出提出问题的能力。一个人如果没有面对过“我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的困境，就很难真正知道什么问题值得被提出。

知春的设计，是让每个学生面对真实的问题、真实的项目牵引。这些设计背后有一个清晰的逻辑：人才培养的第一性原理，是识别并放大一个人的独特天赋，并基于真实世界的需求产生高价值连接。

拆开来讲有3层：第一，起点不是补短，而是识长。工业化教育喜欢标准化，让所有人学同样的东西，用同样的标准衡量。但人才培养恰恰相反，它的根本是发现优势，发现那些你做起来并不费力、别人却费尽心思的事情。天赋不是特长，天赋是学习速度的斜率。你在某个领域进步得比别人快，这就是信号。培养的本质，是给这个斜率加杠杆，而不是在瓶颈上硬堆土。

第二，过程不是只增加知识，而是让人走进真实情境。知识停留在脑子里是成本，它占用内存、消耗注意力，只有在解决真实问题时，知识才是资本。人才培养很重要的一招，是让学习者在高认知负荷的真实项目中思考和行动。这时候，犯错不是惩罚，而是构建心理韧性和决策模型的养料。没有实战检验的天赋，只是爱好。

第三，终点不是就业，而是不可替代性。顶级培养看的是差异化：你在哪一个维度上能够成为唯一。这要求把天赋、热爱和真实世界的需求重叠起来。当一个人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可替代的具体切口时，培养才完成闭环。

人性想要舒服，教育逼你反思，人才培养则要你真正上场、拿出成果。它既承认人性中追求成就的欲望，又调用教育习得的元认知去判断“值不值得”，最终把内在能量精确地转化为外在价值。这三者形成了一条完整链条：人性是资源，教育是炼金术，人才培养是把资源锻造成能够创造价值的器物。

这就是知春为什么要这么做。不是为了更高效地教知识，而是为了把每个人身上独特的资源识别出来、锻炼出来，让他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那个人。

我特别想强调“破界”。为什么？因为AI求解时，数据有边界、任务由人设定、能力也有上限，但人不应该被边界限制。定义一个好问题，往往需要跨越多个领域。如果你只懂计算机，就很难真正想出如何帮助视障人士理解图表，因为你还需要理解视障人士的感受和需要。破界不是为了炫技，而是为了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问题。

我们给每个学生配两类导师：思想导师不断追问“你为什么做这个”，技术导师不断追问“你打算怎么做”。这两个角色可能由同一个导师承担，但角色不同。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因为我们相信，给答案容易培养一个追随者，给反问才能培养一个思考者，而思考者才是能够定义问题的人。

反问是定义问题的催化剂。一个问题被定义出来，是在一次次“你为什么做这个”“你确定它值得做吗”的追问中逐渐成形的。

有一次，一名学生问我：“俞老师，我要做的东西交给AI，它都能帮我做，而且做得比我好，那我还有价值吗？”我说：“AI知道你让它做什么，但它不知道你为什么让它做。另外，AI完成的东西也许不是你真正想要的，你需要告诉它更多想法。慢慢地，AI可能给出你想要的结果，有时超过你的想象，有时也达不到你的要求。”

AI可以完成你交给它的任务，但它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任务，也不知道任务背后的那份“不服气”。如果连这份不服气都交给AI，那你确实没有价值了。但如果你坚持那份不服气，它就会成为你提出问题的源头。

那一刻，我确信，人才培养的终极检验，不是一个人会不会提问，而是他有没有“非问不可”的冲动。这份不服气，正是人才培养最终要守护的东西。

哈佛大学有一项持续半个多世纪的研究——“零点项目”。它的结论是，创造力不是来自知识的堆积，而是来自对不可能的持续追问和不甘心。知春要做的，就是守护这种不甘心。

AI时代，人才培养的核心不是传授更多技能，而是守护那种“非做不可”的心意。这种心意来自人性中的不服气，经由教育的唤醒，最终外化为定义问题的行动。40年3段路，从ACM比赛的“赢”，到ACM班的“育”，再到知春的“创”，表面上是3个阶段，但贯穿其中的只有一条线：从顺应人性，到引导人性，再到让人性在AI时代绽放出不可替代的光芒。

现在，我想把这条逻辑链完整地说一遍。人性的第一性原理：人天生有一种不服气，对现状不满足，对不可能不甘心。这种不服气不能被灌输，只能被唤醒、被引导。教育是系统升级的指令。人才培养的第一性原理，是让被唤醒的不服气最终产出为定义问题的能力。这是编程实战的成果。这三者不是3个独立的东西，而是一条完整的因果链。

从人之所以为人，到人如何成为人，再到人在AI时代如何不可替代，我们讲了3个原理：人性的第一性原理，是追求被看见和可控感；教育的第一性原理，是刻意制造认知失调、点燃元认知；人才培养的第一性原理，是让独特天赋与真实世界产生高价值连接。

这3个原理的最高处，其实是同一件事：人性渴望自由，但教育告诉你，真正的自由源于高度的自律。这不是矛盾，而是教育的辩证法。

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帮助人建立一套内在评价体系。什么意思？在没有外界奖惩的时候，没有考试、没有排名、没有老板的表扬、没有同行的羡慕，你依然知道什么值得做，依然能够判断什么是对的，依然有勇气走那条更难的路。

当一个人达到这种状态，他就从对外部奖惩的绝对服从中解放出来。教育完成了对人性的超越。它不是毁灭人性，而是驯化人性中的短板，同时释放人性中向上、向善的力量。

这就是为什么40年来，我一直在做同一件事：不是教人更聪明地解决问题，而是帮助人建立一套内在评价体系，让他成为那个决定“做什么”的人。这才是定义问题的真正含义。它不只是技术层面上的提问，更是价值观层面上的选择。

里德·霍夫曼说，不会是AI取代人类，而是使用AI的人取代不使用AI的人。这句话是对的，但还不够完整。用AI解决问题的人，与先定义问题、再让AI解决问题的人之间，还有另一场竞争。后者才是我们要培养的人。他们知道为什么要使用AI，知道什么时候不用AI，也知道和谁一起使用AI。因为他们不是工具的附庸，而是工具的主人。

今天在座的许多年轻教育者、研究者，或者未来的教育者、研究者，也许会想：我没有40年的积累，我能做什么？我的建议很简单：在下一次教学中，试着把“这个问题怎么解”换成“这个问题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非解不可”。

如果你坚持这样做，就在同时践行三层第一性原理：你在尊重人性、激活好奇心；你在实践教育、用反问替代灌输；你也在培养人才、训练定义问题的能力。至于我，40年不过是用了一生的时间，把一件事情做了3遍。

最后，我想用一个问题结束。这个问题留给我自己，留给每一位在座的人，也留给未来10年、20年的教育探索者：当AI能够替人类完成几乎所有智力活动时，我们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我的答案是：培养那个决定让AI做什么的人。

“决定”这两个字，不是一个技术动作。它的背后是人性中的不服气，因为你有一种“非如此不可”的冲动；是教育的唤醒，因为有人用反问点亮了你的火；也是定义问题的勇气，因为你敢于把一个看似不合时宜的问题变成现实。这三者缺一不可，这三者就是全部答案。谢谢大家。
 

主持人：知春班和ACM班的学生，哪一类更聪明？

俞勇：知春班开始还不到一年。我一直说，我现在有两个“数据集”：一个是体制内的ACM班，一个是体制外的知春班。两者年龄不同，学习的内容也不同。我想把它们看成一次教育实验。

从现在的结果看，知春班的学生在知识获取、专业学习，以及利用AI以新的方式学习专业知识方面，确实超过了原来的进程。他们学得更快，也可以提出很多新的问题。

ACM班的学生年龄相对更大，成熟度更高，但他们的学习仍然要按照原有培养体系按部就班地进行。所以两类学生各有特点，不能简单比较谁更聪明。

主持人：AI时代的大学教育落伍了吗？个人能够改变什么？

俞勇：这是一个好问题。我觉得，全世界的大学都落伍了，不只是中国的大学，也不是某一所大学。

因为AI时代到来以后，很多东西都被颠覆了。但教育是一个系统，有完整而成熟的体系，牵一发而动全身，所有学校都会非常谨慎。甚至有大学校长也会说，现在不知道应该怎样培养学生。这个问题并不是某一位大学校长才有的问题。

至于我能不能改变，我觉得改得了还是改不了，不完全由我自己决定。我能做的是先做给别人看，让别人看到以后可以借鉴、模仿。

主持人：如果在ACM班推动一两项改革，最想做什么？
 

俞勇：在AI时代，我认为首先要加强人文教育。刚才我讲到哈佛大学的“零点项目”，这是一个持续了近60年的著名项目，它诞生于美苏冷战背景下。当时美国看到苏联科技发展很快，开始反思自己的教育，后来意识到人文艺术教育的重要性。

这个项目让我非常有共鸣。无论是ACM班还是知春，我都非常重视人文方面的教育。我们要重新思考，自己的优势和真正应该发挥的长处到底是什么。

主持人：AI可以迅速讲解知识、分析历年试题。教师还有必要在课堂上讲知识点吗？教师怎样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创造力？

俞勇：这两个问题，其实都指向现在大学课堂最重要的任务：怎样唤醒学生的好奇心。单纯灌输知识，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好奇心。很多知识点确实不应该再用大量课堂时间去讲。

至于教师自己的好奇心，我认为，AI真正到来的时候会颠覆教育，很多只会传授知识的教师可能会失业。要成为一名不容易被替代的教师，第一，要重新感受自己真正喜欢什么，找到自己的热爱。

第二，有了热爱以后，要学会不断追问。很多老师害怕学生提问题，担心自己被问住。所以教师自己也要不断自问自答，不断追问自己的问题。

第三，无论从事什么专业，都要多接触跨学科知识，不断补充自己的知识结构。

主持人：教育要顺应人性、强调快乐，ACM班的学生又很“卷”，这两者如何平衡？

俞勇：学生刚进来时，尤其是大一第一学期，还保留着高中思维，关注成绩和分数。但到了大二以后，特别是大三、大四，他们基本不会再和别人“卷”。

ACM班确实比较另类，和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它其实一点都没有那么“卷”，学生更多是在做自己。所谓“卷自己”，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让自己变得更好，而不是盯着旁边的同学怎么样。
 

主持人：什么样的学生更容易取得突出成就？
 

俞勇：我觉得第一个特点是与众不同。以林晨曦为例，他参加过两次世界总决赛。第一次的名次并不好，回来以后，他主动对我说，自己原来是材料系学生，想转到计算机专业。我说可以，很好。

作出这样的选择，不是所有学生和家长都能接受的。其实他不转专业也完全可以跟得上，但他主动要求转。这说明他不太在乎年级、成绩或者社会评价，他有自己的评价体系，也就是我刚才讲的内在评价体系。后来，他成为依图科技创始人。

第二个特点，是能够持续思考一个问题。比如戴文渊，他后来成为第四范式创始人。有一次他到我办公室，我问他，已经取得了这么大的影响力，ACM班到底给了他什么？

他说：“俞老师，您可能忘记了。刚进来的时候，您曾经说，要把自己想到的东西都记下来，适当的时候经常拿出来看一看。”他到现在仍然这样做。尽管有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答案，他还是会把问题记下来，持续思考。这种坚持非常重要。

主持人：对本科生而言，大学4年最应该尝试弄明白什么？

俞勇：我觉得，ACM班第一堂课就会告诉学生，要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比学习更多知识更加重要。

如果有学生说：“老师，我已经认识自己了，我就是下一个马斯克。”我会继续追问他：“马斯克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他说，马斯克敢想敢干、不走寻常路，我还会问：“他怎么不走寻常路？他经历过多少次失败？你了解他失败的原因吗？”

不能只看到别人的成功，也要看到其失败及其原因。只看成功的喜悦，给不了你太多教训。人往往是在教训和失败中，更深地认识自己。

主持人：有没有一路顺利、几乎不经历挫折的天才？教育应该怎样保护他们？

俞勇：天才当然有，的确有。天才身上有很多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老师要能够接受。学生有时候会当面反驳你。老师被学生反驳，我觉得很正常，关键是能不能忍受。

学生对老师的质疑，也是一种促进。老师可以从不同角度看到学生如何理解自己。学生越敢表达，老师有时反而越能了解他，也越有机会走进他的内心。教师要有这种度量和包容。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学生，他曾是世界冠军的获得者，他真的非常聪明。后来他读了我的博士，但最终没有拿博士学位，这是我的遗憾。给他一篇论文，他看一眼就说：“这些我都知道。”他平时很少看论文，但看到论文中的内容，好像都知道。

后来他说：“俞老师，我想不出我做的东西有什么价值，这个学位我不拿了。”最后，他确实没有拿这个学位。这个学生既让我感到愧疚，也让我觉得，至少在我身边，他比较开心地度过了大学时光。如果不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可能会因为与众不同而被嫌弃。像这样的学生，在我的班里不会因为与众不同而被排斥。

他后来在做什么、能不能找到真正认可的意义，也是我的一个心头之痛。

主持人：40多年教育生涯中，最大的喜悦和仍无法弥补的遗憾是什么？

俞勇：我最大的喜悦，是拥有这么多学生，看到他们不断成长、取得成就。至于40多年来一直想弥补却仍然弥补不上的遗憾，就是还有很多事情是我做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