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钱丽娜
ID | BMR2004

在全球经济格局重构与中国经济深度转型的交汇点，解读中国经济的运行逻辑正变得愈发关键。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全球顶级咨询公司之一，深耕中国40余年的罗兰贝格于2026年年初如期发布《预见2026》系列报告——这已是该机构自2020年起连续第7年推出的年度行业趋势洞察。这份旨在为全球决策者提供战略指引的报告，超越了单纯的乐观或悲观评判，直指核心命题：在增速放缓的表象之下，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场关乎长远竞争力的战略校准。

“这份报告旨在帮助决策者读懂中国经济——而这项任务的难度，正与日俱增。”罗兰贝格全球管委会联席总裁戴璞在报告发布会上强调。在他看来，2026年的中国经济绝非简单的增长数字波动，而是一场围绕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性变革，旧增长引擎的减速与新增长动能的崛起形成鲜明对照，考验着企业与投资者的战略洞察力。

主流预测显示，2026年中国经济增速将小幅放缓至4.5%—5%，部分机构给出了更低预期，也有近期预测略高于这一范围。这一增速水平引发的核心疑问是：接受较低的GDP增速，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陷入困境？

戴璞给出了明确的否定答案。他指出，这一温和的增长目标，是为实现更高优先级目标而做出的主动权衡，即推动中国经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深度转型。即便按这一增速，中国的经济增量依然可观，尤其是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长乏力的背景下，这一优势更为凸显。更重要的是，对适度增速的共识为改革推进创造了政策与政治缓冲空间，让中国能够直面经济的真实问题，摆脱为追求GDP增长而不惜一切代价、盲目开展低效投资带来的波动。

数据印证了这一转型逻辑。截至2025年11月，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2.6%，主要受房地产和建筑业拖累，这两大领域降幅达15%。但与此同时，汽车制造业投资同比大增15%，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22%，类似的结构性分化案例在多个行业上演。“这正是‘创造性破坏’的生动体现，也印证了读懂中国经济的难度——它正处于‘一边增长、一边收缩’的状态，而这背后，是深刻的转型变革。”戴璞分析道。

在他看来，减少甚至取消非必要、低效率的短期GDP导向投资，将让大量资金重新配置到中国经济的真实需求之中：一方面是科技与创新，另一方面是民生福祉。“增速数字本身并不重要，关键在于理解其背后的转型逻辑。”戴璞强调，看似放缓的增速，实则是在为构建更强劲、更具韧性的经济根基铺路。

2025年前三季度的核心经济数据，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引擎的失衡现状：消费、净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4%、29%和17%。这种结构性失衡，成为2026年中国经济需要应对的核心挑战之一。

消费领域的表现尤为值得关注。尽管截至2025年11月消费实现了4%的温和增长，但随着下半年各类补贴政策逐步退出，居民消费信心未能有效回升，增长动能已有所减弱。而房地产行业的持续降温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状况——戴璞指出，这并非单纯的市场遇冷，而是行业深层次的结构调整，且这一过程将耗时长久，对居民消费信心的抑制作用不容忽视。更关键的是，中国居民储蓄总额已创下历史新高，突破160万亿元人民币。“这笔储蓄的5%，就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全年的GDP总量。”戴璞用一个直观的比喻凸显了储蓄规模之巨。他认为，若高储蓄态势持续，大量资金将无法流入消费领域；即便只释放其中1%—2%的储蓄，对消费的拉动效果也将十分显著，但这一目标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实现。

在戴璞看来，释放消费潜力必须跳出单纯的补贴思维。以旧换新等补贴政策虽有短期效果，却只是将未来的消费提前释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真正需要直面的是制约消费的三大核心障碍：一是基于收入稳定性与就业前景的消费信心，二是源于社保、养老等民生保障体系完善程度的安全感，三是契合当下消费者需求的真实供给。

“如今的中国消费者正变得更加成熟和理性，他们追求的是‘质价比’，考量维度不仅包括价格和质量，还涵盖服务、体验与情感价值。”戴璞观察到，中国产品虽未必总能实现颠覆性创新，但将丰富功能、密集技术、成本优势与快速迭代能力完美结合的独特竞争力，既吸引着国内消费者，也让其在海外市场备受青睐。这种消费心态的转变，对所有企业都是必修课，对在华经营的跨国消费品企业而言，更是关乎生存的变革。

与消费的乏力形成对比的是，出口成为2025年中国经济的重要稳定器。上半年出口增长一方面得益于美国加征关税落地前企业提前出货带来的订单集中释放；另一方面则依托于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布局——对“全球南方”市场的出口占比持续提升，叠加全球整体需求的强劲支撑。

展望2026年，戴璞认为，出口仍将是经济增长的正向驱动力，但不确定性显著增多。首当其冲的是中美关系走向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同时2025年的高基数效应也不容忽视。值得关注的是，“全球南方”市场虽为中国出口提供了可持续的需求来源，但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的偿债能力问题，以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率压力，也构成了潜在挑战。这也让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更具观察价值——并非追求货币完全可自由兑换，而是人民币在中资企业与“全球南方”国家贸易结算中的使用占比，这一比例目前正大幅提升。

尽管上一季度投资数据有所下滑，但戴璞明确指出，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投资规模的缩减，而是投资方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印证了经济转型的深入推进——如今的投资更具精准性、纪律性与耐心。

当前中国的政策着力点更多放在供给侧，核心依托两大相辅相成的引擎：工业现代化与科技创新、低碳发展。“新的工业资产在设计之初，就已融入低碳甚至零碳的理念。”戴璞解释道。已有明确信号显示，2026年中国将采取更积极的财政政策，重点扩大对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等领域的投资；国家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设立，更以20年的长期期限，为民间资本指明了投资方向。

但戴璞也提醒，这类政策需要审慎管理。一旦某一领域被政策重点扶持，往往会吸引大量参与者涌入，引发过度竞争，反而稀释了政策效果。

自主可控是中国另一核心发展目标。多数分析师关注这一目标对中外贸易收支的影响，但戴璞看到了另一重机遇：以半导体行业为例，自主可控的需求正倒逼中国企业另辟蹊径，通过研发新型材料、开发全新软件等方式绕开硬件层面的技术封锁。“在受限于外部监管、技术封锁的经济环境中，自主可控反而成为创新的源泉。”他指出，这一趋势并非中国独有，新型材料等领域的潜在机遇，已成为极具吸引力的投资主题。

2025年中国贸易顺差突破1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既是中国经济竞争力的体现，也被世界多国视为威胁，进而催生了贸易壁垒与各类限制措施，成为许多国家的战略关切。戴璞分析，这将带来切实影响：贸易伙伴国可能从双边贸易中获得的经济收益有限，进而推动贸易保护主义升级，或通过协商“贸易协定”谋求更有利的贸易条件与技术转让，中国企业必须适应这一新常态。

技术与供应链格局也随之重塑。戴璞观察到，中国企业正主动调整、突破限制，这一过程催生了诸多创新成果；西方企业同样在探索类似路径，例如研发无磁电机车型以规避稀土永磁体的供应限制或潜在禁令。“面对外部限制，中外企业都展现出了强大的创新能力与技术突破动力。”

而人民币升值虽看似是缓解贸易失衡、实现收支再平衡的潜在手段，但显然与中国的其他政策目标相冲突。戴璞强调，这些都是中国在平衡国内与国际利益过程中面临的部分挑战，如何在自主自给与拓展全球利益之间找到微妙平衡，将是2026年及未来的重要课题。

对于企业和投资者，戴璞给出了明确的战略启示：中国依旧是极具重要性的市场，蕴藏着大量机遇，但抓住这些机遇的游戏规则，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从行业趋势来看，旧的增长引擎正在减速：2026年及未来，房地产与传统建筑业仍将对经济形成拖累。但新的增长引擎正在加速运转，包括先进制造业、绿色科技、数字化转型、向制造业渗透的人工智能，以及高附加值服务业。

对跨国企业而言，中国的地位依旧无可替代。“中国不再只是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更已成为创新的源泉与竞争力的标杆。”戴璞指出，依托“中国创造”与“中国设计”的创新成果，跨国企业有望提升自身的全球竞争力。如今面临的“中国挑战”，未来将转化为其全球业务的战略优势。因此，跨国企业必须适应愈发两极化（甚至多极化）的世界，在不同阵营间找到平衡，而中国仍是其融入亚洲市场的重要桥梁——随着中国企业在区域内加速布局，中国供应链正逐步演变为以中资企业为主导的亚洲供应链。

对中国企业而言，固守旧有发展模式——依赖规模扩张与资产增值实现增长的道路将愈发艰难。提升生产效率、增加产品附加值、追求品质升级，将成为新发展模式的核心。戴璞强调，市场份额与营收规模固然重要，但企业管理者的思维模式必须逐步转向盈利性运营、利润创造、现金流管理与卓越绩效。“作为咨询公司，我们从客户的需求中，清晰地看到了这一转变趋势。”

最后，戴璞补充了一个关键观点：中国经济向来以卓越的执行力为特征，这一优势如今依然存在，带来了发展速度、成本优势与灵活应变能力等战术层面的红利。但如今，许多中国企业已走到新的节点：“它们需要构建真正的战略优势——以清晰的聚焦、精准的决策与坚定的决心，在复杂的全球格局中找准方向、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