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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璇:为听障人群创造“无障碍”未来

作者: / 发布时间:2024-01-30/ 浏览次数:0

中国首位聋人语言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特殊教育学院教授 郑璇
 
聋教育(特殊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如何实现高质量融合发展?听障人群需要怎样的“无障碍”?人工智能如何为听障者赋能?中国首位聋人语言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特殊教育学院教授郑璇在日前举行的“瞰见未来”2024复旦管院新年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以智慧视野探索特殊教育事业,用理想情怀描绘“无障碍”未来。
 
“非典型”成长的语言学博士
 
1981年,我出生在武汉市的一个军人家庭,父亲是南海舰队的战士。两岁半的时候,一次感冒发烧注射药物过量造成了我永久性的听力损失。
 
我的父母并没有放弃我,虽然他们没有很高的学历,但凭着本能的直觉坚定了一个信念:一定要让我和其他的孩子一样。其他的孩子能够做什么,我也必须能够做什么。所以我完全没有上过特教学校,成长之路和大家是完全一样的。
 
当时中国还没有听力康复中心,我在父母的培养下慢慢克服了很多困难,学会了说话。从小学到初中,从高中到大学,一直在普通学校里长大。在武汉大学完成了七年本科和硕士的学业之后,我又考到复旦大学攻读手语语言学博士,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听障人士的语言问题。在复旦读博的四年期间,我担任了复旦大学的手语社客座教师,也与上海残疾人艺术团、上海残联有许多合作。
 
我的成长历程或许会让大家觉得非常“非典型”,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听障人士是用手语交流,而我会汉语、英语、中国手语和美国四种手语语言,还能够做手语翻译,可以担当听障朋友和健全朋友之间的语言桥梁。
 
2009年博士毕业后,我成为了重庆师范大学的教师,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面对面地教听障大学生,而当时,那里是国家唯一一所西部聋人高等教育点。
 
在重庆工作的11年期间,我获得了一些社会肯定,比如全国最美教师、全国自强模范、全国巾帼建功标兵等等,也担任了当时的重庆市聋人协会主席。
 
2020年,因为国家通用手语事业发展的需要,也因为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专业聋教育方向建设的需要,我被调到北京师范大学,开始在新舞台上寻找我的未来,也寻找中国听障事业的未来。
 
在科技赋能的人生中“听见”世界
 
科技如何为我的人生赋能呢?从两岁半开始失去听力,助听器就陪伴着我的一生。三岁时,爸妈从香港买来最好的助听器。当时的助听器是一个大大的盒子,外婆就为我缝了个红色布袋,让我把它挂在胸前。那会儿我走在外面,很多人会用奇怪的眼光看我,好像看外星人那样,给我带来很沉重的心理负担。
 
随着助听器的更新换代,我用上了小巧的耳背式助听器。大家听我说话比较清晰,可能会觉得郑老师你的听力损失是不是没那么严重?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话说得清不清楚和听力损失之间没有必然关系,更多地取决于我们的教育、康复和后期支持。我是听力一级残疾,是残疾等级中最重的一级。所以这是什么力量?是科技的力量,是教育的力量。我相信我能够做到,更多的听障者也能够做到。不管用的是手语还是口语,都能够拥有高质量的生活,去活出自己的人生。
 
我的信念是这样一句话:除了听,聋人什么都能做。这句话出自美国加劳德特大学校长King Jordan ,这所大学一直是世界聋人教育者心目中的圣地。此前,学校校长都由听力健全人担任,而King Jordan 是这所大学历史上第一位聋人校长,自他以后,历届校长都由听障者担任。
 
我有很多残障朋友,包括视障、肢体、神经多样性障碍朋友等。当我给他们分享“除了听,聋人什么都能做”这句话时,有些朋友提出了反对意见:那盲人是不是除了看什么都能做?肢体障碍者是不是除了自如出行之外什么都能做?
 
他们的观点让我深思,听障人士是真的不能听吗?随着时代进步和科技发展,现在很多听障人士可以开口说话,“十聋九哑”已经成为历史,即使只能使用手语,但手语也是一种语言,并不是真正地无法“发声”,不是真正的“哑”。
 
科技让听障人士在很多时候也可以直接“听”。我在读大学时,利用中文系的优势学习了语言学、语音学,知道每一个音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从而进行自我矫正训练。我用随身听把自己说话的声音录下来放到耳边,仔细地听和辨音,借助仅有的残余听力,让自己的发音越来越规范清晰。这个过程其实也印证了一件事:通过努力,我们可以去探索未知的禁区,甚至也可以做到“听”。
 
做语言和文化的“架桥者”
 
我从2009年开始从事聋人高等教育,直接培养听障大学生、特殊教育师范生,教他们学习手语和聋童的心理与教育,还曾带着学生登上山东卫视《我是先生》,央视的《向幸福出发》《朗读者》等很多节目的舞台。
 
在教学过程中,我切身感受到了自己作为一名聋人教师的意义。当我站在舞台上、站在讲台上面对学生时,在他们眼里能看到充满信任的力量,看到他们眼中燃起的火花。
 
也许,作为一个本身具有残障的教师,我站在台上时更能给他们希望,更能让他们相信,自己也可以,自己的未来也有无限的可能性。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仅仅开展理论研究而不同一线教学对接是不够的。为了进一步提升,2016年到2017年,我前往美国,在全世界唯一设立在聋校的孔子课堂,教美国的聋孩子学习中国手语和中国文化。这个很特别的课堂上,我不仅要面对聋和听的语言差异,还要面对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差异,很好地锻炼了我的教学能力。
 
我的博士专业是语言学,从语言再到教育,感觉我一直在做语言和文化的架桥者,让听障者在社会当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无障碍沟通。但随着工作时间日久,我逐渐发现这些还远远不够。比如在和特殊人群一起工作时,我越来越感受到除了语言、文化之外,他们更需要的是心理上的支持。
 
从残障孩子到他们的家长,甚至包括他们的教师,其实都非常需要心理支持,因此,我将研究的新方向落在了残障群体的心理健康服务研究,特别是心理咨询领域上。目前我正在为残障大学生提供公益心理咨询,在督导的支持下,探索怎样让“残障友善心理咨询”理念被心理咨询界接受。
 
在这个过程中我还发现,光是解决语言问题、文化问题、心理问题仍然不够。在心理咨询界流传着一句话:最好的心理咨询是社会变革。有时候孩子的心理问题映射出的是整个家庭、整个社会的无力。所以,我们是不是能够在社会变革上再多做一些事?
 
也因此,我又回到了出发的地方。我的成长得到了家庭的支持,社会的关爱,我现在从事的是立德树人的教育事业,我所有想做的事,归根到底都是对残障者的支持,而这些支持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障碍”
 
我们要如何去定义“残障”?在我眼里,无障碍不仅针对残障人群。戴助听器和戴近视眼镜有本质的区别吗?摘下助听器就听不到,摘下眼镜也会看不清。 “残障”只不过是在某些方面有一定障碍,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生命中的“不可承受之重”,也可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障碍”。
 
当我们建设无障碍便利设施,例如为坐轮椅的朋友铺设坡道或安装电梯,但这些设施其实不仅仅给他们使用。体力不支的病人、行动不便的孕妇……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无障碍设施。
 
每个人在生命的某一个阶段必然会面临一些暂时的功能丧失或者功能弱化。在生活中,当我们为残障朋友营造便利,其实也是给自己便利。
 
现在国家非常重视适老化改造,这也是“无障碍”的重要组成部分。著名残障作家史铁生说:“人之所不能者,即是限制,即是残疾。”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残障者”。
 
听障人群需要怎样的无障碍?一是家庭沟通无障碍。学界有一个词叫“餐桌综合症”,意思是说一家人在家吃饭享受天伦之乐时,听障人士很难参与其中。听力障碍让家人在某种程度上像“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们非常希望打破这种沟通障碍,去营造和谐良好的亲子互动和家庭关系。
 
二是日常生活无障碍。北京师范大学是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团的成员单位,在灾害、危机来临时,我们为听障者尽可能提供语言援助。但听障者需要的不仅是应急服务,事实上听障者们“无一日不急、无一事不急”。他们的生活每天都存在障碍,每天都处在隐形的玻璃罩里面,被孤立、被隔绝。因此我们要致力于营造对听障人士友好的空间,例如,宽阔通透的环境能让听障人士并排行走,甚至能在较远距离进行手语交流。
 
三是求学就业无障碍。我们要让更多残障者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在职场上也需要更多企业接纳听障员工。现在有“无声”咖啡师、骑手、网约车司机……各种企业正敞开大门接受残障员工,我们要给他们就业提供支持,努力提供职场无障碍的合理便利。
 
四是社会参与的无障碍。例如听障人士就医的时候需要手语导医服务,让听障人群可以毫无顾虑去医院看病,这样可以避免很多因为拖延医治带来的影响。
 
融合教育让生活更“完整”
 
技术正在为残障者赋能更多。在教育领域,聋校教育正在不断变革,时代的发展让越来越多的聋生接受融合教育、随班就读。随着传统聋校生源不断萎缩,很多聋校转型成为特殊教育学校,扩大范围招收更多心智障碍学生,例如孤独症孩子等。
 
同时,留在聋校的孩子中,多重障碍者正在变多。我有一个研究方向是“盲聋教育”。一个又聋又盲的人要怎样和外界沟通?甚至他们的全部世界都在以手臂为圆心的“一臂之内”。
 
我曾在西藏日喀则一户牧民家里见到一个14岁的盲聋女孩,她躺在地上玩稻草,在温暖的阳光下像小动物一般来回翻腾,却没有办法和家人建立任何沟通。那个画面带给我非常强烈的震撼,当前中国还没有很好地关注到盲聋人的教育。前不久,我们邀请一位美国盲聋人来中国教我们如何使用触觉手语,这将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领域。
 
聋生的书面语教学和普通人的书面语学习并不一样。普通人先能听、再会说,自然而然就可以学会书面语,但对听障者来说难度很大。我们现在面临一系列挑战,技术赋能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
 
有些人觉得,聋生康复之后就可以“能听会说”,然而恰恰是表面上所谓的“正常”才掩盖了很多问题。听障朋友活得特别艰难,接收到的信息仍然支离破碎,他们的声音并没有真正被听到、被看到。所以,我们需要发展高质量融合教育,让用手语的听障朋友也可以接受融合教育,这是我们要持续思考和回应的问题。
 
我的职业愿景就是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构建对听障者乃至整个残障群体的支持。从孤独走向沟通,从隔绝走向融合,在滞后时得到支持,在创伤中得到疗愈……每个人都是值得被看见的个体。我们可以撕下一个又一个标签,彼此把对方当作完整的人来看待。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让我们一起努力,去营造一个让听障者、残障者,乃至每一个人都能活得舒服、活得自在、活得精彩的世界。
 
(本文稿经郑璇教授本人审定,较原始演讲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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