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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CEO,会是受年轻人欢迎的新职业吗?

原创 作者:钱丽娜 / 发布时间:2023-12-15/ 浏览次数:0
2017年,黄金从腾讯离职,回到家乡——四川省阆中市沙溪街道金鼓村,带领一帮平均年龄55岁以上的村民种植无花果。他是村里第一个本科生,读大学的学费也是乡亲们凑出来的。在当地,黄金召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轻新农人组建了联合体,在2023年1-10月间实现营业收入570万元,帮扶了368户、1436人,其中脱贫户55户。如今,他已经当选四川省人大代表。
 
杨紫锋本科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硕士毕业于南加州大学。他的乡村情结来自于外公沏好一壶热茶后,带着他到村子里的荔枝园逛的情境。硕士毕业后,他决定把乡村茶产业作为主要投资发展方向。
 
2021年,杨紫锋在西双版纳州纳勐腊县象明乡的普洱茶核心产区完成了6000多亩的林地流转,成立易亩茶园,并开始在当地进行基础设施及供应链设施的建设。他在当地创新了“基地+茶农+现付”的模式,即扎根在村子里建茶叶初制基地,溯源到每家每户茶农家的茶地,由基地制定标准,统一收集,再进行初次生产。
 
杨紫锋在深圳线下运营着新中式茶饮体验空间和普洱茶仓储空间,第一家城市旗舰店成为年轻人的网红打卡地。同时,通过使用腾讯为村里提供的数字化工具,杨紫锋也在线上发布了茶树的云认养活动,顺利开拓了新渠道,帮助当地茶农增收增益。
 
两位年轻人都是“中国农大-腾讯为村乡村CEO计划”的学员,并且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乡村CEO。他们不仅帮助当地村民摆脱了贫困,还为更多的年轻人返乡树立了创业榜样。

乡村CEO学员在“青腾X-Day”活动现场与导师交流
 
2023年5月,杨紫锋参加腾讯和中国农大共同发起的“乡村CEO计划”。在共青团深圳市委的支持下,学员们共同筹备发起深圳市青年创新发展促进会,希望以此平台召集更多优秀的、有志向的青年人才参与到乡村振兴事业当中。
 
广东省“百千万工程”专家智库专家委员、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小云说:“随着乡村人口的减少,今天乡村的相对价值正在发生变化。乡村变成了新的第三产空间,是青年人的新舞台。”同时李小云也指出:“经营乡村太复杂了,在城市里都不能就业的人,是不可能去经营乡村的。乡村不是失业人口的承载空间,而是全新的经济社会空间,所有东西都要创新。”
 
广东启动“百千万工程”青年兴乡培育计划
 
中国的历史与文明是与乡村交织在一起的。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具有鲜明的乡土性,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文化、制度、秩序、变迁。但是随着年轻人离开乡村,外出求学、谋生,乡村开始没落,原有的秩序、文化随着乡村的没落而衰落。
 
20年前,浙江开展“千万工程”,造福浙江的万千美丽乡村、万千农民群众。今年广东省发起“百千万工程”,要补上广东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短板。12月4日,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腾讯公司和中国农业大学共同发起广东“百千万工程”青年兴乡培育计划(以下简称“培育计划”)启动大会暨首届共富乡村论坛。培育计划将培养一批具有发展新业态管理、消费者经营、数字化营销、内容运营等综合经营能力的兴乡青年群体,最终将培育“百名兴乡典型、千名兴乡创客、万名兴乡火种”。
 
广东省“百千万工程”专家智库顾问委员、浙江省委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专家咨询委委员顾益康说:“乡村要振兴,关键是人的力量,如果年轻人不到乡村,乡村是振兴不了的。为什么要开展‘百千万工程’,就是因为农村脏乱差、老龄化、空心化问题。让年轻人回乡村、资本进乡村、人才进乡村,这是乡村振兴最核心的问题。”

广东省“百千万工程”专家智库顾问委员、浙江省委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专家咨询委委员 顾益康
 
乡村之变
 
李小云指出,现代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城市人口的增加,乡村人口的减少以及经济作用下降。上世纪80年代,农业总产值在中国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超过30%,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3%。据了解,在发达国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到1%,直接的农业就业人口在1%-2%。“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乡村的衰落是现代化过程中必然的结果。”为此,农业的现代化一定要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如果没有城市化和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不可能实现。日本的乡村建设得很好,但年轻人不会去,这样的乡村要再振兴,需要逆城市化。“今天的乡村和几十年前的乡村是不同的。很长一段时间,乡村是人人都希望离开的地方。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改造乡村,让现在的农民变成新农民。”

广东省“百千万工程”专家智库专家委员、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小云
 
腾讯是中国互联网公司中最早成立公益慈善基金会的公司,早在2008年起就开始了十几年乡村公益投入。从公益助力乡村发展,到下场助力单个村庄脱贫攻坚,再到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方案。在实践中,腾讯深刻认识到:缺乏系统化、创新性、可持续的支撑体系,是制约青年振兴共富乡村的关键瓶颈。
 
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副总裁、为村发展实验室负责人肖黎明介绍,为了探索如何助力破解这一关键瓶颈,“腾讯SSV为村共富乡村项目”在过去两年和中国农业大学以及地方政府开展了两个试点探索。

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副总裁、为村发展实验室负责人肖黎明
 
一个是共富乡村建设试点。2021年11月,腾讯和重庆市酉阳县、中国农业大学共同发起重庆酉阳共富乡村建设项目,以该县花田乡何家岩村为核心示范区。2022年5月,腾讯又联合广西桂林市龙胜县、粤桂协作工作队等,共同发起广西龙胜共富乡村建设项目,以该县龙脊镇马海村为核心试点。两个县的共富乡村建设试点都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探索如何在数字化的助力下,以农民为主体,将政府的支持和市场的动能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另一个是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创新培养试点,即“乡村CEO培养计划”。2021年11月,腾讯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共同发起国内首个“中国农大-腾讯为村乡村CEO培养计划”,旨在探索乡村经营人才匮乏问题的实践模式和路径,为乡村人才振兴提供经验和创新方案。
 
这两个项目有紧密的内在联系,都是以乡村经营人才的培养为核心抓手,激发人的内生动力。试点的结果——乡村经营人才培养复制推广到全国125个县。
 
酉阳县委县政府看到何家岩村的试点后,2023年5月初,自主将示范村从何家岩1个增加到15个,正在培养的乡村经营人才也有接近50人。2023年5月中旬,“乡村CEO计划”二期开班,在完善培养方案的同时,探索乡村CEO在地化的“培-聘”结合。
 
目前在云南的昭通学院和曲靖师范学校两所高校都成立了乡村CEO学院。2023年5月下旬,“为村共富乡村—粤桂数字农文旅计划”启动,涉及19个县、21个示范村。9月上旬,浙江千名乡村CEO培养计划启动。
 
“机制+人才+数字化”的内生型系统
 
在近两年共富乡村建设实践中,腾讯逐步形成了一套“机制+人才+数字化”的内生型系统化共富乡村解决方案。
 
方案有几个关键词:第一是“内生型”,通过对乡村经营人才培养,激发人的内生动力;第二是“系统化”,坚持“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共创、腾讯助力”的工作原则,各种力量形成合力;第三是“共富乡村”,即项目的核心目标是让农民成为自己资源和劳动的受益主体;第四是“解决方案”,即项目的目标,是要让这个方案在广大乡村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
 
“乡村CEO”培养的愿景是,希望两三年以后在政府的支持下,乡村CEO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新职业群体,可以成为一粒粒共富乡村经营的火种,带动一个村庄的发展,并且彼此之间产生化学反应,抱团发展,实现村庄的联合发展、区域的连片发展。

乡村CEO二期学员上海集训
 
围绕这个愿景,腾讯形成了系统化的赋能路径,可以概括为三步走:
 
第一步,赋能个人发展,通过系统化的培养,激活乡村CEO的内生动力,让他们具备带动一个村庄的能力。
 
共富乡村建设、乡村经营人才培养从试验到推广的脉络,这个过程中,腾讯形成了国内首套乡村CEO培养的系统化方案。另外,线上培养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因此,腾讯搭建了“共富乡村学堂”。
 
两年来,乡村CEO学员的内生动力得以明显激发。比如,何家岩村组建并培养了7人乡村CEO团队,其中有几个刚毕业的返乡大学生,她们被称为“何家岩女孩”,2021年到2022年,何家岩村集体收入从100万元增加到479万元,预计2023年能到600多万元。
 
蒙艳辽是马海村的乡村CEO之一,她和马海村的小嫂子们成立了“小嫂子艺术团”,9月份在马海村举办的山海梯田音乐节上自发表演节目,自愿提供村庄业态的服务工作。马海村在“五一”时做了小规模的音乐节,把整个村庄和村民的内生动力激发出来了。
 
第二步,赋能资源盘活,通过赋能他们盘活资源,数字化助力创新发展,让村庄美丽资源转化为美丽生产力、美丽经济。
 
盘活村庄资源是乡村经营人才的主要工作之一,而数字化创新赋能是盘活资源的有效方式。这两年来,腾讯扎根乡村,发现中西部大部分的村庄都没有数字化经营的基础工具,因此,首先要解决有没有的问题。腾讯推出村庄数字化经营四件套,包括村庄云服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微信视频号、企业微信,特别是针对性地开发了村庄云服务小程序,村里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外面的游客都能够一目了然。
 
其中有一个数字化创新模块叫作“云认养”,在盘活村庄资源资产中比较典型。例如,江西赣州寻乌县的乡村CEO学员王静操办了寻乌县三二五村的百香果云认养,不仅扩展了百香果销售渠道,还提升了村庄的知名度。云认养还激活了线下的新业态,引来了游客采摘打卡。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王静正在打造集云认养、采摘研学、产业示范为一体的业态融合创新基地,正在实现一块资产多种收入、一种资源多重变现。
 
第三步,赋能抱团发展,通过数字化创新、整体运营,让乡村CEO抱团形成规模,而让村庄具备对接大市场的能力。
 
单个村庄对接市场的能力是比较薄弱的,当成为一个整体去对接大市场的时候,才可能获得更好的对接效果。市场化发展到这个阶段,许多农特产品仅靠传统的规模化手段已很难奏效。因此,需要通过乡村经营人才的抱团发展,辅以创新的数字工具和整体的运营策略,才能具备乡村规模化对接大市场的可能。我们正在构建赋能抱团发展的数字工具体系和整体的运营策略。
 
比如云认养已经完成了SaaS工具化迭代,并且从单村单品到可以支持多村多品,“我在广西龙胜有个园”云认养小程序,包含了6个村8个农产品12名乡村CEO的组合抱团,创新设计了“乡村CEO+六村联盟”的利益联结机制。小程序上线仅两天,认购金额就超过了125万元。
 
再比如山海梯田音乐节,让马海村的对外影响力和关注度都有大幅提升,当天全网直播场观超过260万,马海村微信搜索指数从7万增至746万。在未来,音乐节IP的打造,不仅马海村能做,其他乡村也可以做。有没有可能“山海音乐节”IP成为一个乡村素人音乐品牌,结合其他没被挖掘出来的特色资源,比如非遗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等,通过深度挖掘,创新融合,然后对接市场。
 
让乡村职业经理人成为流动的职业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邱泽奇提出,乡村职业经理人是一个重要的岗位。
 
与政府比较,乡村职业经理人有职业技能和职业能力,尤其在聚焦在乡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领域;与村民比较,他们有更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善于经营,尤其是在连接乡村和外部市场整合资源和发展品牌上。相比过去“公司+农户”的模式,他们更有基地化的经验,让村民更觉得这是我们的人,是我们的经理人。他们更是数字化经营工作的深度使用者,依靠企业为其提供的数字化能力展开工作。相较于一般的社会力量,他们有更强的实践能力,并且能为高校理论创新提供丰富的素材、资源。
 
为什么乡村经理人变得如此重要?邱泽奇认为乡村振兴的真正短板是人。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7年乡村人口有7.1亿,2022年时只有4.9亿。在总人口增长的环境下,乡村人口在减少。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邱泽奇
 
离开农村是因为单纯靠农业富不起来。这些年农村最大的困境不在于农地抛荒和技术进步,而是能种地的人少。留在农村里的资源开始变得僵化。在《僵化的资产》一书中,世界各国乡村在发展过程中,农村有资产,但是不能变成资本,它们被称为僵化的资产,难以变现。
 
很多乡村都有土地、房屋、劳动力闲置。农村的单一产业是农村难以待下去的根本缘由,让房屋有人住,使农村变成可以丰富精神状态的一个空间,才能解决农村资产僵化的问题。
 
邱泽奇说:“今天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如何使农村既有的资源走向内生发展的道路。农村发展,农民应该扮演主角,并且加上更多的主体参与。”
 
让农民变成发展的主角,从农村的发展中受益,核心问题不一定是让人回到农村,而是让人走向农村去,才能真正促进产业振兴。
 
但是乡村的职业经理人怎么带领乡村实现共富?农民作为主角,和其他进入乡村的主体会不会重新回到过去的模式?
 
邱泽奇调研了七个村庄后发现,每个都有不同的发展模式。有发达地区,有稍微欠缺地区,有少数民族地区。
 
七个调研点都是通过乡村CEO实现盘活资产,建立公平分配的模式,但是各自有发展特点。何家岩主要强调“强势动员+多方参与”的共富样板。广西龙胜马海村主要强调社会组织深度参与,打造差异化的农文旅业态。浙江余杭永安村“人才撬动+多元业态”的市场化运营。云南昆明福安村、云南昆明福安村、云南罗平云上花乡是多村联动的“全能型”农文旅业态实践。云南勐腊河边村“陪伴式成长”与亟待激发“内生动力”。云南彝良大苗寨以农民为中心+政府力量强势推进。
 
邱泽奇说:“这七个村都引进乡村职业经理人进行乡村经营。他们主要的工作是协助盘活村庄的内部资产,并且参与业态的运营规划,设计以农民作为主角的利益连接机制。”
 
在调研中,邱泽奇发现乡村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和模式。
 
从总体规划开始的阶段,政府就介入其中,在建设改造阶段,具体的乡镇和村也进入其中。在这两个阶段之后,在逐步调整和实践过程中,农民的主体性、主角性在其中体现出来。持续优化过程包含基础设施的改造、维护和农业生态的建设。
 
在前期的规划阶段,政府主要在发展方向上基于主导,企业可以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和资金支持,政府也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这些模式包括:公司自主经营模式、合作社经营模式、“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农户自主经营模式。
 
邱泽奇说:“归纳下来,集体经济是重要的。如果没有集体经济,只靠企业就会走到原来的“公司+门户”模式。如果有了集体经济,就能在集体经济的平台上实现分配的相对公平和共同富裕,也就是农民的主角性,其实是在集体经济这一平台上实现的。这是我们从各个村的多样性中发现的路径,并且归纳出一些特征。”
 
另外几个特征包括,乡村利益共同实现是存在阶段性的,而不同阶段强调的重点是有差异的,但最终目标就是如何能够实现村民共享的发展实践。
 
共富的探索存在多阶段性和多主体性,但是有一个核心就是农民的主角性。经营的模式也有多样性,但是有一个共性就是需要盘活现有资产,并且进行多样化的经营,最终需要有共同利益分配机制。
 
乡村需要“多主体合力+数字化赋能”。乡村CEO做的事,包括政府参与都是在数字化平台上实现的。平台通过SaaS化降低了平台开发的成本,同时提供了多样化的个性化的服务机制,使每个CEO能够借用平台整合资源。如果没有资源整合,乡村的僵化资产是不可能盘活的,多主体合作、合力实现乡村共富。
 
邱泽奇说:“乡村振兴归纳为四句话:政府主导、农民主体(主角)、企业助力以及社会共创。今天如果不强调数字化运营,农村发展是缺支撑力量的。”
 
“今天的乡村是换人的时代,已经进入从老村民到新村民转化的时代,不要认为今天的村民永远是村民,所以要职业经理人,给他流动机会。”邱泽奇说:“未来乡村人口是流动的,这个空间其实是整个中国的乡村,甚至理解为世界的乡村。如果今天的年轻人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你们就知道今天乡村是在拓荒,而这个拓荒对于整个中国式现代化而言,还有两个重要的意义:生活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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