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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4.0启幕】金碚:什么是以信仰为驱动的企业

作者:陈茜 / 发布时间:2019-12-30/ 浏览次数:0

#价值企业4.0 信仰的力量#
 

题解:面对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重重挑战,只有内生动力才能抵御外部环境变化。我们不仅要培养企业内在竞争力,更重要的是坚定信仰的力量。这里的信仰并非局限于意识形态,而是深入内核,给企业以成长动力的精神力量和行为方向。2015年2月,习近平主席曾提出,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价值观是引导行为的动力机制,告诉我们如何做选择,而信仰则内化为行为准则,告诉我们价值之所在。今天,越来越多人开始反思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在现实中无法立足。作为市场主体,面对未来更深刻的数字化变革和复杂的外部环境,企业该如何继续成就自我?该秉持怎样的信仰,向上生长?

 

自2017年,《商学院》杂志开启“寻找中国最具价值企业”活动和商业领袖高峰论坛以来,连续三年,我们和多家商学院院长、教授一起探讨价值型企业的内涵。在“价值企业4.0”开启之际,我们再次连线商学院教授,探讨企业如何坚定信仰的力量,致力成长,应对挑战,进而成为价值型企业。


 

价值型企业的本质是什么?将企业价值观上升到信仰,两者之间的关联和差异是什么?对2020年经济发展趋势有怎样的预判,企业应做出更好选择?《商学院》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商学院》杂志总编辑金碚教授,听一听他在结合企业实践与理论洞察的观点。

 

价值型企业是兼利型企业

 

谈到价值型企业的本质意义,金碚指出,传统市场经济理论中,企业的经济行为更重视工具价值,而忽略了本真价值。工具价值就是只强调工具理性,追求财富、利润最大化,但是财富本身并没有意义,重要的是背后代表的购买力。

 

经济学理论将企业抽象为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钱越多越好,但是,钱多了以后干什么,并非是经济学所关注的。而价值型企业则更关注,赚钱的目的是什么,是利己还是利他,这里就存在兼利型企业。

 

金碚认为,按照运转方式和追求目标不同,企业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类主观为己,客观为社会的传统型企业;第二类,主观上追求利他,同时利己的兼利型企业;第三类,主观上追求为社会,客观上可持续运转的社会型企业;第四类,探索认知边界,推动技术进化,以实现人类某一极限理想的极致型企业。比如马斯克创立的SpaceX等。

 

这一分类方式是对传统市场经济理论的补充。

 

金碚认为,传统理论中,人都在追求利己,只有利己,才有利于社会,企业发展是主观为己,客观为人。但是现实中,完全唯利是图的人和企业都很难立足。

 

“只有在主观意识和商业行为中,不单纯追求利己,并且希望利他,这样的企业才有可能具备竞争力,才能得以发展。”金碚说。这也是兼利型企业的价值观,对内关照员工,对外关照用户、合作者,以及社区、社会主体的利益。

 

在金碚看来,未来会有越来越多企业变成兼利型企业。

 

如果往前一步,兼利型企业成为信仰驱动的企业,一定程度也可以称为社会型企业。这类企业主观上追求利他,只是他们采用商业方式来实现可持续运转,进而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发展。

 

这是一种创新型企业,以传统市场经济理论很难解释。在实践中也有成功案例,比如尤努斯建立的格莱珉银行。

 

格莱珉银行面向农村地区和其他经济弱势的小微群体发放贷款。这些曾是传统金融体系忽视的群体。虽然致力于让穷人通过贷款解决生活困境,但并非是NGO式单纯进行慈善捐助。比如,格莱珉实际利率比商业利率高,因为这种借贷关系存在的风险大,只有通过机制调节,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惠及更多人。即使利率较高,由于一般农民借贷周期短,压力并不是很大。

 

格莱珉银行的目标并非是为了赚钱,虽然也会进行分红。不过,格莱珉银行94%的股权由贷款者所有,约有900万人,其中大多数是来自农村的妇女。尤努斯因此也被称为“穷人的银行家”,在2006年荣获了世界和平奖,并将格莱珉银行模式继续推广到孟加拉以外的其他国家。

 

金碚表示,社会型企业不是简单地做慈善,而是让企业更有竞争力。

 

除了兼利型、社会型企业,对于极致型企业来说,其驱动力更加远离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诉求。他也提醒,科技是一把双刃剑,要在科技伦理的范畴内讨论。无论是生物工程、信息技术还是人工智能,都存在伦理问题。因为人类活动最底层规则就是伦理和价值观。“这决定你认为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值得,什么不值得,什么可接受,什么不可接受。”金碚说。

 

技术本身是中性,但是技术使用不可能是中性。在西方,科学主义并非完全是积极意义。正如腾讯在最近提出新的企业愿景——“科技向善”。金碚认为,这本身是价值观问题。不仅仅科技需要向善,很多社会行为也需要向善,比如善心执法。技术的发展、制度的制定,都是为人而服务,需要符合人的基本利益。

 

人人都有价值观
 

关于利己和利他的讨论,是否超越了价值观引导而上升到信仰驱动?金碚分析,价值观是伦理问题,更具有底层性,人人都有价值观,但是并非人人都有信仰。信仰具有指引性、崇高性。如果一个人的价值观很高尚,也可以与信仰连接。信仰对人的行为有约束,也有鼓励。

 

价值观是人们判断事物好坏、对错的标尺,以及追求目标的方向,与政治信仰、意识形态形象有关联。可以说,信仰的基础是价值观。

 

金碚指出,企业文化也是一种价值观的外化。商业是经济活动的总和,包含企业类型多种多样,不仅有传统企业,还有兼利型企业、社会企业等,也可以分为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等。所以,要谈企业应该秉持怎样的信仰,需要因企业类型而定。

 

比如,企业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工具理性价值,还应该关注本真价值,注重公平、绿色、共享等,需要价值观的引导。如果把本真价值观延伸到信仰层面,需要去定义——除了政治信仰、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信仰,这一信仰的具体意义,否则,有些人会认为企业并不一定需要信仰。

 

之所以这样强调范畴和分类,金碚认为,宏观和微观经济学中,企业这一概念相对笼统,与现实环境存在脱离。微观经济学把文化制度抽象化,只考虑工具理性,但是人的价值观不同,并非所有人的目标都是追求收入最大化。

 

他提出,经济学研究范式需要变革,要以“域观”思维探讨在文化制度环境下的经济现象。比如兼利型企业、社会型企业、极致型企业都更看中获得利润之后要去实现的目的。可以说,这些企业都秉承着利他的信仰。

 

不确定性下的创新之路
 

当下全球经济整体低靡,逆全球化势力抬头,中国经济处于新旧动能转换下行压力大,以及新技术革命红利期尚未爆发,数字化技术迭代升级加速。这些因素都增加了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金碚认为,在经济学上,企业利润本质上就是不确定性的溢值。企业存在的目的就是应对不确定并从中获取利润。

 

金碚指出,目前营商环境依然需要进一步优化,企业活力空间不够,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较高,可以说政府管控伸手过长。在推动生态治理与平衡经济发展上,存在“一刀切”、政策反复现象。而要推进绿色经济发展,则需要在技术创新上实现突破。同时,政府也不能懒政,回避风险,而是要提升治理风险的能力,鼓励创新,设计容错机制。而对于企业来说,要想应对挑战,也需要不断创新。

 

只有企业从利他角度,以创新模式和技术,顺应政策趋势,直面社会亟需解决的问题,才有可能找到新的增长空间,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型企业。

      (本文来自《商学院》杂志2020年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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