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石丹

ID | BMR2004
 

“当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商业文明正处于旧范式松动、新范式生成的关键阶段。”在6月10日举办的“第三届新商业文明论坛——《商学院》杂志22周年年会暨北大国发院商学共创日”上，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王文如是说。

王文表示：“西方现代商业文明曾以市场机制、契约法治、专业分工和全球贸易，推动生产力释放，塑造近现代商业秩序。但近几十年来，西方商业文明逐渐出现系统性蜕变，金融资本垄断、寡头利益固化、新自由主义极端扩张等问题日益突出。原本服务发展的市场效率、契约规则和资本活力，逐渐异化为资本至上、垄断扩张和利益集团固化。西方商业文明正在从‘推动发展的文明动力’，转变为加剧不平等、产业空心化和全球治理失衡的重要根源。我们倡导的中国新商业文明，不是对西方商业文明的简单否定，而是在吸收其市场效率、契约精神和全球分工经验基础上的扬弃式创新。”

那么，西方商业文明为何会出现“当代异化”？又该如何构筑中国新商业文明的全球领导力呢？

王文指出，西方商业文明在早期工业资本主义阶段，曾以实业资本为主导，以市场竞争和规则秩序推动生产力发展。其历史进步性主要体现在：以市场机制激发效率，以契约规则稳定交易，以专业分工推动产业扩张。彼时，其商业规则总体上服务于产业发展，资本扩张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技术进步和全球贸易。

“因此，对西方商业文明不能简单否定，而应区分其早期历史贡献与当代结构性病变。区分其‘贡献’与‘病变’，也是中国人对西方商业的文明祛魅和自信重构的过程。”王文强调，“当前，西方商业文明正处于一个‘癌变’的逻辑，体现在价值、结构、制度、政治和发展五个方面。”

“价值癌变”：逐利动力异化为绝对资本贪婪。“过去西方追求的是逐利，逐利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贬义词，但是逐利动力一旦异化为绝对资本的贪婪就变成了收割民生、制造危机和炒作套利的模式。”王文表示。

“结构癌变”：适度竞争异化为绝对垄断。王文指出，自由竞争曾是西方商业文明提升效率的重要机制，推动了技术迭代、产业升级和资源优化配置。但近20年来，头部企业通过并购扩张、专利壁垒、渠道控制和平台锁定，持续巩固垄断优势。“赢者通吃”从市场竞争结果演变为制度常态，中小企业和普通劳动者被挤压到价值链边缘。

“制度癌变”：契约法制异化为资本庇护。西式契约法治曾为现代商业秩序提供重要支撑，是维护交易稳定和市场运行的重要制度基础。但在资本游说、法务套利和规则预设下，制度逐渐被利益集团俘获，公共规则被改造成资本护城河。

“政治癌变”：政商共生异化为利益勾连。王文在论坛上分享称，自己曾经在华尔街工作过，并担任驻美国特派记者，近距离接触后发现他们“说一套做一套”。王文表示，早期西方政商关系相对分离，公共政策尚能在资本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保持一定平衡。“但近20年来，政治献金、政商旋转门和行业游说体系日益成熟，资本对公共决策的影响不断加深、公共权力日益被资本利益绑架，并形成‘资本影响选举—政策服务资本—监管纵容垄断—资本持续获利’的闭环，削弱社会自我纠偏能力。”

“制度癌变”：实业为基异化为金融空心化。王文认为，工业时代的西方商业以实体经济、技术迭代和产业扩张为增长根基，实业部门曾是财富创造的核心来源。近年来，金融投机、资产炒作和杠杆套利成为资本偏好，资本越来越多从实体领域转向虚拟经济。金融资本脱实向虚，逐步吞噬实体经济空间，制造业外迁、中产萎缩、就业极化和城市衰败成为重要后果。由此看，西方商业文明并非没有历史贡献，而是其当代形态已从“创造价值的增长模式”滑向“透支未来的收割模式”。

在论坛上，王文强调，美国的衰落不是因为中国和其他国家，而是它内部“癌变”了、它的商业文明“癌变”了。所以，我们需要构建中国新商业文明，推动中国和世界的发展。

王文强调，中国新商业文明不是对西方商业文明的简单否定，而是在吸收其市场效率、契约精神和全球分工经验基础上的扬弃式创新。其核心在于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推动财富普惠分配，兼顾义利平衡与长期发展。面向21世纪全球发展需求，中国新商业文明正在形成超越资本至上逻辑的新型商业范式，并不断提升面向“全球南方”乃至发达经济体的文明引领力。

中国的新商业文明，不是否定市场，而是规制资本。“我们坚持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结合，推动财富的普惠分配，兼顾公平和正义，这些都是中国的创新。”王文说，“中国新商业文明尊重市场规律、鼓励合法逐利，但反对资本无序扩张和垄断失控；不是单纯追求效率，而是兼顾普惠。将共同富裕、乡村振兴、实体经济和绿色低碳嵌入商业运行逻辑。吸收市场效率、契约规则和产业分工经验，同时规避资本失控、分配失衡和产业空心化弊病。”
 

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打造中国新商业文明。

第一是政企联动，构建财富普惠体系。王文说：“政企联动要追求利益，同时要落实精准扶贫，要创建财富普惠的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农村电商、电商助农等在推动中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历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是坚持实体为本，规制资本的无序扩张。“2025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位居全球第一，显示实体经济仍是中国商业文明的重要根基。我们要推动制造业、实业往前发展，不能脱实向虚，我们的制度要约束资本的野蛮生长，龙头企业要带动产业链的共生。”王文强调，“例如，中国通过划定资本‘红绿灯’，防止资本无序炒作民生领域、垄断公共服务和挤压小微企业。再例如比亚迪这样的龙头企业，其国内九大生产基地联动上下游41.3万家中小配套厂商，全产业链吸纳就业122.7万人。”

第三是普惠金融与下沉市场机制成型。王文指出，这里面的形态包括社区电商、普惠小微金融等，使得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持续下降。数据显示，2024年新发放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4.13%，显著降低小微主体融资负担。形成“大企业带动、小微活跃、基层受益”的生态。进而破除西方大资本、大企业的垄断，小微凋零的这种“斩杀线”的市场癌变。

第四是绿色商业义利兼顾。王文坦言：“我是研究绿色金融的，但在美国、华尔街，对绿色金融的研究非常少，在他们看来，金融就是逐利的。”但在中国，情况则完全不同。王文指出，新能源产业已经形成全球优势，中国光伏、风电全产业链占据全球76%产能，成为全球绿色转型的重要支撑；中国在减碳方面的贡献持续提升，2024年，中国新能源产业全年减碳贡献占全球可再生能源减排总量38.2%；同时，中国上市公司主动嵌入绿色与乡村责任，有数据显示，国内A股超3100家上市公司将乡村振兴、低碳改造纳入企业经营战略。在中国的绿色商业叙事中，产业实践是核心，中国新商业文明强调本土治理、技术普惠和无差别减排，推动商业盈利、生态保护统一。

基于此，我们应做的是要扭转中国在全球的叙事。传播中国新商业文明兼容借鉴、超越升级、赋能全球的世界价值。

王文始终强调，中国新商业文明不是对西方文明的对立颠覆，而是人类现代商业文明的迭代升级。依托共商、共建、共享的底层逻辑，补齐“全球南方”工业化短板，为深陷滞胀、产业空心的西方国家提供转型纠错新方案，海量跨国冷门落地数据，持续扩大文明感召力。

在此认知基础上，有如下几件事情可以推动进行。

第一是面向“全球南方”，终结西方当代癌变式的商业体系，构建一个普惠共赢的新型全球商业秩序。例如，中国推动无附加政治条件的融资，亚投行成立以来落地了284个基建项目，累计投放545亿美元融资，项目覆盖六大洲110个成员国。再比如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南方”工业化，通过技术合作强调普惠共存。

第二是面向发达经济体，提供文明纠错的方案，助力西方修复自身癌变的缺陷。“例如西方搞基础设施我们也帮助它，美国没有高铁、地铁也很差，基础设施也需要投资，如果他们愿意，我们也可以帮助他们。”王文说。事实上，中国制造帮助降低了全球生产成本，欧洲中小企业依托中国完备产业链压缩了15%—22%的生产成本，中国商业文明输出稳定供应链能力。更为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品牌正在改变高端垄断模式，比亚迪、科沃斯、添可等企业以普惠技术、稳定品质和合理利润进入欧美市场，推动全球商业逻辑从垄断暴利转向普惠共享。

中国持续要做的，就是要稳步夯实中国新商业文明全球领导力。坚持辩证祛魅，构建迭代型自主商业话语体系；做强本土标杆样本，固化迭代比较优势；深耕全球共赢合作，以实绩扩大文明感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