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3060”“碳达峰、碳中和”成为热词，人类寄希望于通过跨国界的环境议题来推动国际合作，手拉手共建“蓝色星球”。地球不语，不同国家各自唱“戏”。

 

在人们纠结碳交易的碳价如何量化时，我们可以从历史角度来看“碳中和”政策的治理思路。
 

农耕时代的人没有“中和”碳排放的压力和经验，但是，如何以干预行为来对冲风险，古代的政策制定者早有探索。

 

 

在治理二氧化碳排放上，中国其实早已着手，不过之前还是以“节能减排”为主，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简单而又尖锐的矛盾——发展工业与节能减排。

 

与前工业时代不同，现代国家的发展模式、庞大人口都必须依靠工业支持——排出碳可能会热死，放下碳则会饿死。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碳排放权等于发展权。

 

曾经有个段子：有烟民看电视节目上说“吸烟有害健康”，于是一咬牙、一跺脚，再也不看电视了。这种回避问题的方式虽然可笑，但现实中有些国家确实就是如此操作的。

 

从2001年美国总统小布什宣布单方面退出《京都议定书》到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这种直接“关掉电视”的方法显然只能逃避一时——既然不能避免工业生产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就当这个问题没发生？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正常逻辑。

 

其实，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跟减肥的道理差不多——管住嘴、迈开腿，减少大气的二氧化碳摄入量，并且增加其消耗量。但是减少排放就意味着减缓工业生产，就像大家都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今天你突然不让我吃肉了，我肯定不高兴。因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谁要少吃”的问题上一直互相推诿，尽管“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已成为国际上普遍接受的原则，但在实际执行中并不理想。

 

因此我们就要从“迈开腿”的角度出发，积极地来解决这个问题。

 

带来一方面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本身的危害性，另一方面是预先治理，利用其他措施将其风险规避，或把损失对冲，这就是“碳中和”的概念了。

 

企业、团体或个人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通过二氧化碳去除手段，如植树造林、节能减排、产业调整等，抵消掉这部分碳排放，达到“净零排放”的目的。

 

 

在历史上，这种以干预行为对冲风险的政策常有实行，经济上最为常见，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国古代的国家一直执行的仓储政策。

 

作为传统农业国家，抵御天灾带来的粮食减产风险可以说是国家的第一要务。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渴望着“风调雨顺”，但地处温带季风气候区的古代中国不可避免地经常会发生旱涝灾害，于是就需要事先干预，以抵消或部分抵消自然灾害带来的危害。

 

中国的仓储制度可以上溯到周代，到了汉代，随着国家的统一，粮仓被广泛建立起来。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 200 年），中央开始营建新都长安，首批重点建设工程就包括了中央粮仓——太仓。除太仓外，中央直接管理的粮仓还有位于甘泉的甘泉仓、华县的华仓、渭北的细柳仓和嘉仓等。此外，郡、县两级另有常设之仓，各诸侯国、军队特别是边兵系统也建立了粮仓，而汉宣帝时寿昌倡立的常平仓制度，成为沿用了两千多年的仓储制度。

 

大规模、长时间的粮食收贮制度，无疑会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但使农业文明有着更强的生命力和更稳定的社会基础。

 

从这个方面看，“碳中和”政策更像是建立了一个“碳仓”，区别就是这个“碳仓”的储存是负值的，以抵消二氧化碳增加而带来的环境风险。

 

历史上有一些事件，虽然跟“碳中和”以及经济秩序本身关系不大，但也是这种原理，就是在必须实行某项制度之前，对其危害提前对冲。

 

西汉建立以来，由于错误地分析了秦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高祖刘邦大封诸侯国，造就了地方的“双轨”制度。

 

汉景帝即位后，认为地方势力过大，于是采用御史大夫晁错提议，削弱诸侯王势力。但削藩的决定引起了诸王的极力反抗，吴王刘濞等刘姓宗室诸侯王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中央军队难以支撑，几经拉锯勉强平叛。但所谓“平定”只是双方的一次妥协，诸国退兵的同时，景帝诛杀晁错，并下令停止削藩。

 

汉武帝继位后，对诸王势力的反噬有了充分地预判，于是用主父偃之策，于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推行推恩令，即要求由以前的各诸侯所管辖的区域只由其长子继承，改为其长子、次子、三子共同继承。于是从元朔二年至元朔四年的三年中，封侯数量比同一时期上升了十倍。故而武帝以后，王国辖地不超过数县，其地位相当于郡。这样，诸侯王强大难制的问题，就进一步解决了。
 

这种以对冲政策抵消危机的方法，在历史决策中虽然常见，但对施政者有着很高的要求，需要他们正确预见事件走向，并将所有可能造成影响的因素考虑在内，随时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

 

 

这方面也有反例，一些表面上设计得合理，可以规避风险和对冲损失的政策，真正进入市场后，可能未必有用。

 

比如清代的常平仓，在皇帝和部分高官的想象中，建立大型政府仓储可以春粜秋籴——在谷价高昂时卖出、低贱时买入，以平衡市场价格，并且在荒年开仓赈济。但真正投入市场后，发现作为市场竞价的主体之一，常平仓比起民间粮仓、富户并没有价格上的优势，反而因为人员众多、体量庞大而管理成本高昂。这导致各地的常平仓经常出现亏空，乾隆末年大部分粮仓已经到了勉强支持的境地。

 

常平仓在清代的低效，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制度的设计者——皇帝和鄂尔泰等重臣，想当然地理解了市场运行机制，并不具备相当的经营专业知识和预测能力，导致了制度本身的缺陷；第二是当常平仓运营出现问题、各地督抚纷纷上报的时候，他们没有对相应政策作出调制，仍坚持认为常平仓运行的失调是各地官员办事不利所致。本来用以抵御风险、消除危害的政策，此时反而成了政府的负担。

 

减碳任务如今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碳中和”的发展及碳交易市场的启动，说明我们在节能减排的道路上有了新的进展。

 

希望我们在碳治理过程中，能从历史经验获益几分，期待碳中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