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几周里，滴滴出行成为了媒体和社会舆论的焦点，毫不夸张地说，滴滴出行占据了全国人民一大部分的注意力。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两起触目惊心的司机虐杀乘客事件发生。在公众的眼中，滴滴出行作为服务提供平台不仅没有负起保护乘客，预防恶性事件发生的责任，而且在犯罪实施过程中，平台的“不作为”，甚至故意拖延是罪犯得逞的帮凶。

　　大而狷狂

　　当滴滴出行成为新旧媒体的众矢之的，群情激愤下公众呼吁政府部门对滴滴出行平台强力监管的同时，大众也几乎集体忘记了四年前网约车平台开始出现垄断势头时，政府有关部门对顺风车的监管被社会主流观点视为对互联网新生事物的不友好。而接下来滴滴出行宣布了两项几乎与所发生事件没有直接相关性的安全整改措施。首先暂停了网约车的深夜服务，即晚间11点到凌晨5点的服务，但是，温州凶杀案发生在下午;其次，滴滴以拒绝服务的方式强力推行，在整个行程中司机端强制全程录音，需要注意的是，犯罪过程的取证并非是滴滴出行平台在过往案件中显示出的核心问题，而且作为商业主体是否有权利采取如此广泛涉及公众隐私的行动仍存疑。这些措施充分展示了垄断型互联网平台，通过对大众生活质量的影响来实施主观意志的强大能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去影响社会主流观点。

　　与滴滴几乎同时，以摩拜和ofo为代表的共享单车的快速崛起不仅仅是一场造富神话，也是一次简单以企业家精神为光环取得的胜利。当共享单车迅速出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以五颜六色的身影占领了人行便道、街边停车位、住宅小区道路，甚至屋顶和栅栏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开始思考——共享单车作为另一个具有垄断型互联网平台潜质的商业模式，其背后的价值逻辑究竟有哪些优势和潜在的问题。

　　共享单车的想法并不是由这些互联网平台最早提出的，国内国外很多城市都在之前不同时间提出并尝试过。无一例外，都没有取得广泛成功。究其原因，一方面作为公共服务有限的资本投入导致服务覆盖范围有限，另一方面，由于公共服务背后政府主导性的本质，对于社会公共资源使用的节制和规划，导致这类服务无法得到广泛接受。那么，当新一代共享单车服务平台通过风险投资的资本支持和侵略性的野蛮生长来突破这些局限时，是否真的像众多投资大咖们欢呼的那样——创造了未来?从根本的社会经济规律来讲，他们的阿喀琉斯之踵究竟是什么?

　　高速垄断下的成本转移

　　互联网平台的本质是构建一个便于介入，覆盖广泛的网络，通过广泛有效的链接，高效地实现平台接入者之间的信息交换，从根本上提升平台接入者之间的价值交换效率。从逻辑上讲，网络的规模越大，链接越丰富，平台效率越高，成本越低，价值越大。当一个互联网平台的规模足够大，覆盖率足够高时，往往会在效率和成本两个方面形成垄断性的竞争优势，导致用户使用习惯和资本资源的“马太效应”，形成一支独大的垄断型平台。淘宝、滴滴、摩拜单车，甚至新晋的拼多多都是这一类型平台的典型例子。

　　对于这一类型的平台，其成长速度是平台能否成功最关键的因素之一。所以这些平台的早期成长过程中，一般都具有非常明显的侵略性和野蛮性，极度依赖于资本的规模投入。

　　当我们论证这一类型平台的规模效率以及其创造的价值时，往往忽视了这些平台正是因为规模的原因成为了社会经济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了社会资源的使用和分配情况，改变了相关社会经济活动的成本构成和利益分配。

　　他们往往利用了社会公共资源管理决策的滞后性，通过野蛮生长和成本转移来获取利益。这类垄断型互联网平台其商业模式的红利并非简简单单来源于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其显著红利来源于对社会公共资源以及其他商业机构资源的无成本和低成本使用。

　　以滴滴出行为例，其平台的发展历史和公共社会资源是密不可分的。最初的滴滴出行平台链接的是已从业的注册出租车司机，这些服务提供者的安全性、合规性，以及可靠性都由其他社会和商业机构提供保障。当司机范围向普通人开放时，这部分成本的转移显著降低了滴滴出行平台早期的发展所发生的成本(考虑平台发展过程中的资本巨额亏损，这里主要涉及的是被忽略的隐性成本)。

　　当滴滴出行平台开始提供自有的专车服务时，平台自身不可避免地要承担其雇佣司机的安全保障工作，因此负担其相关的成本。专车服务的模式要求必然导致了其价格高、使用量相对低的特点，这也限制了平台规模的发展。当滴滴出行需要充分发挥平台规模价值，从而大规模高速扩张时，滴滴出行推出了快车和顺风车服务，迅速提高了平台的使用量和交易价值。也正是这个节点，滴滴出行所需要的大规模海量服务提供者的保障机制已经没有相应的社会和商业机构可以提供了。在这种情况下，滴滴出行的平台发展导致了显著的服务保障失衡。当政府监管部门和平台自身在高速发展面前都忽略了这一缺失，显著问题就会出现。

　　同样，摩拜单车对于公共空间资源的随意使用，是其可以提供足够便利的用户体验的核心因素。由于公共空间资源的有限供给，整个共享单车行业整合并没有及时发生，导致了行业在纯粹资本驱动下的无序竞争，从而引发了对公共空间资源的使用迅速饱和，甚至滥用。

　　如上所述，垄断型互联网平台因为其规模的原因，对于社会公共资源的分配和使用决策影响是巨大的。

　　公共管理决策能力需提升

　　人类社会及其相关的运作机制是一个典型的具有自组织特点的开放式复杂系统。这一系统在外界的输入和干预(人为决策)下可以通过交互演进达到平衡态。人类社会中社会公共资源的分配、使用以及其相对应的成本结构，由于资源形态众多，相关方数量巨大，关联性复杂，导致资源分配的变化将会引起不可预测的连锁反应。

　　公共管理决策通过使用必要的调控因素，例如收费和税收来保证社会公共资源的使用达到合理性平衡。但垄断型互联网平台因为高速发展，体量巨大，对社会公共资源的使用在很短时间内产生巨大影响，这往往会导致系统整体失衡。而公共管理中的各决策主体需要使用不同的机制来恢复平衡。因此，公共管理决策需要具备信息协同能力、组织协同能力、管理协同能力。这就要求社会公共资源的使用方和参与方充分在信息、组织和管理三个方面尽可能的透明协同。

　　作为系统平衡态的扰动者，垄断型互联网平台自身要有意识规划社会公共资源的使用，充分考虑成本，并以相应适合的方式与公共管理决策部门在信息、组织和管理三个领域积极协同，以社会资源和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平衡为目标，成为具有真正社会责任感的新一代企业。

　　张矩

　　现为斯道资本投资总监，曾负责 Google 和 YouTube 数据中心的构建与运维，并于 2006 年作为 Google 中国创始团队成员和首位运维人员。曾任 Joyent 中国区首席代表、友友系统首席运营官，以及光速安振执行董事、峰瑞资本董事国内最早一批投身云计算产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