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上半年，我们身处受多种复杂因素影响的环境之中。7月15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在“2022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中介绍，今年以来，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下称“疫情”）出现多发散发情况，中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一定波动。但5月以来，随着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不断显现，一揽子稳增长政策措施有效实施，经济运行逐步企稳回升，积极变化明显增多。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2.5%，其中二季度增长0.4%，这是在4、5月份主要生产需求指标下滑的背景下取得的，体现出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下阶段，从投资来看，专项债发行和使用加快，重大项目加快推进，基础设施投资提速，投资对稳增长的关键作用有望增强。从消费来看，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向好，线下消费场景渐次复苏，加上促消费政策发力，消费有望继续恢复。
 

2022年，我国专项债券继续重点用于交通、保障性安居工程等九大领域。不久前，新型基础设施等也被国家提出可考虑纳入专项债支持领域，同时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服务业面临的挑战，我们该如何判断新基建、服务业、房地产业、汽车业等重点领域接下来的走向呢？

 

文｜廖群

 

在当前稳经济的大背景下，加大新基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已成为重要抓手之一。

 

2022年5月31日，国务院印发《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其中提到，在前期确定的交通基础设施、能源、保障性安居工程等9大领域基础上，适当扩大专项债支持领域，优先考虑将新型基础设施、新能源项目等纳入支持范围。将新基建纳入专项债支持范围，一定程度上也释放了新基建将迎来投资热潮的信号。

 

眼下，全国多地已出台措施布局新基建投资。5月份，《成都市“十四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的目标体系中包含5G基站数量、新建大型及以上数据中心运行电能利用效率、车路协同示范线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数量、国家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数量等18项指标；6月份，《北京市统筹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增长的实施方案》中提到要前瞻布局新型基础设施，推进朝阳、海淀等区的超级算力中心项目建设，开工建设北京园博数字经济产业园、中关村京西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等项目，加快一体化皮基站（一种小型低功率小基站）系统建设部署。

 

可以说，新基建对于未来中国长期和短期的经济发展都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

 

关于何为新基建，社会上一度有过热烈的讨论。2020年4月20日，国家发改委终于明确地给出了新基建的定义和涵盖范围。新基建，指的是以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

 

新基建涵盖三大方面：一是信息基础设施，包括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二是融合基础设施，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三是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等。

 

由此看出，新基建的基础和核心是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三大方面的前两大方面实际属于信息基础设施的范畴，第一大方面指的是信息基础设施的本体，第二大方面则为本体信息基础设施应用于各个行业，乃至经济的各个方面所形成的信息与产业融为一体的基础设施；第三大方面中的很大一部分也是信息基础设施，毕竟信息技术创新是未来科技创新的主流。

 

信息基础设施对于未来人类经济的意义是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的。人类正在进入以信息网络为中心与标志的信息时代，互联网、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将主导未来人类经济的发展。因此，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中国“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和数字创意）之首，未来的人类经济就是信息经济，或称为数字经济、智慧经济。

 

信息技术是高度资产密集型的，信息经济呼唤相应的新一代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于是应运而生，成为信息经济的发展基础。鉴于此，以信息基础设施为核心的新基建将支撑起未来经济的整个大厦。这正是新基建的长期意义所在。此意义使得新基建的经济贡献较之老基建更大，更有突破性和全局性，对于整个经济发展更具决定性。

 

如果说长期意义要借助想象力过于抽象的话，那么新基建对于经济的短期意义更易预料和具体，且不可估量。信息基础设施投资对于短期经济的拉动作用，即对经济的“乘数效应”是显著的，包括在上游与下游两个方向。

 

在上游方向，信息基础设施，包括5G网络、人工智能平台、互联网网络、物联网网络、大数据中心、云计算平台、区块链网络等，都是由各种信息技术设备组成的，这些网络/平台/中心的建设需要购买这些设备，必将带动这些设备的投资；这些设备又由各种元部件组成，将带动这些元部件的投资；元部件又将带动金属/非金属材料的投资……

 

应该看到，这一上游产业链带动其他行业投资的力度，即“乘数效应”远大于一般行业，将直接拉动信息设备制造、电子元部件制造（包括集成电路）与金属及非金属材料制造（包括半导体材料）等行业的发展，同时还将间接地促进很多其他行业，如机械、化工、黑色和有色金属采掘、封装、物流及信息服务等行业的增长。仅就5G而言, 据《2019年中国5G产业市场研究报告》预测，未来15年，全球5G产业的投资额将高达3.5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市场约占30%，并将创造出12万亿美元的销售额。

 

在下游方向，信息基础设施建立起来后将大大提升各行各业的生产能力及效率，如“互联网+”效应。展望未来，5G网络将大大提升智能化水平，从而使得人工智能的应用得到普及；大幅提高万物互联的能力，从而促成物联网包括车联网的实质性崛起；大大提升VR／AR的效果与效率，从而将VR／AR嵌入实体经济与人民的生活。

 

这样，智慧工厂、智慧办公室、智慧交通、智慧家庭和智慧城市等将从梦想变为现实，整个经济和社会将逐步信息化。这将促进经济继续快速增长，产业结构日益升级，打造信息基础设施更为广义的经济“乘数效应”。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减弱，一个原因就是在大规模的传统投资历史性放缓后尚未找到大的新投资方向。而新基建正提供一个空前庞大的新投资领域，且其“乘数效应”又是如此显著，对于中短期稳定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新基建应抓紧发力，时不我待。

 

文｜胡宗彪

 

2021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2%，占GDP的比重达到53.3%，高出第二产业13.9个百分点，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服务业的稳定增长。

 

2022年上半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疫情带来的冲击，党中央、国务院科学决策部署，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主要宏观经济指标边际改善，服务业实现正增长，市场预期持续向好，市场信心逐步恢复。

 

首先是服务业生产指数由降转升，服务业发展呈现出恢复态势。2022年4月，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下降6.1%；5月降幅收窄至5.1%；6月由降转升，增长1.3%。1~5月，全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6%，比1~4月加快0.4个百分点。1~6月，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金融业增加值分别增长9.2%、5.5%，现代服务业增势较好。

 

其次是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保持上升趋势，市场信心逐步恢复。2022年6月，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4.3%，比5月上升7.2个百分点，保持自4月以来的上升趋势。

 

从行业情况看，零售、铁路运输、道路运输、航空运输、邮政、货币金融服务、资本市场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55%以上较高景气区间。从市场预期看，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61%，比5月上升5.8个百分点，市场信心逐步恢复。
 

尽管2022年上半年服务业实现正增长，且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正在逐步恢复信心，但疫情仍将是中国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

 

一方面，服务业具有聚集性、流动性和接触性等典型特征。不同于制造业，服务业的生产消费同时性特点，决定其具有明显的聚集性、流动性和接触性等特征。如零售店和餐饮店等都是人员高度聚集地，供求双方都有较强的流动性，很多时候供求双方必须面对面才能实现服务的生产和消费过程。

 

另一方面，服务业的典型特征决定其受疫情的影响巨大。因为疫情防控就是要减少人员的聚集、流动和接触，以切断病毒传播。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均受到巨大冲击。比如，疫情导致部分餐饮店直接退出市场；与旅游相关的住宿餐饮业、娱乐业受到较大影响；线下零售业需求大幅萎缩；生产性服务企业停摆导致上下游服务供应链受损，与之相关的交通运输等物流业也受到冲击。

 

为了减小疫情对服务业的影响，2022年初，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出台了《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5月，国务院推出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部署对旅游、住宿餐饮等困难行业给予更大力度支持。面对“三重压力”，需要多措并举，推动中国服务业稳中求进。

 

一要坚持市场机制，顺应常态化疫情防控需要，大力推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积极发展“互联网+服务业”经济生态。加强支持基于即时配送的服务和商品零售等新业态新模式。支持社会资本进入基于互联网的医疗健康、养老家政、文化、旅游等新兴服务业领域，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满足多层次多样化服务需求。

 

二要充分肯定和发挥“互联网+服务业”经济在就业中的重要作用，增强服务业市场的预期和信心，以平台企业发展带动中小微服务企业纾困。鼓励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外卖、即时配送、直播电商等经济新形态，以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三要综合利用财政和货币政策等工具，加大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实施力度，千方百计保服务业市场主体。比如，财政政策方面，将增值税留抵退税覆盖行业范围从制造业扩展至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等服务业。货币金融政策方面，鼓励银行向文化旅游、住宿餐饮等受疫情影响较大行业企业发放贷款。

 

四是加大对线上促消费财政资金支持力度，突出本地餐饮、旅游等重点扶持行业，联合推广消费券，激活节庆消费市场。依托平台精准施策激发数字服务消费活力，通过技术支持引导线下消费转化为线上消费，让更多用户群体享受到消费券政策红利。

 

五是依法鼓励电子商务等新业态新模式创新发展，坚持包容审慎监管原则。通过示范创建、案例评选、资金奖励等方式，支持即时零售、社区电商、无接触消费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遵循“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进一步清理取消制约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不合理规定。

 

文｜邹琳华

 

经历了数十年的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和住房制度改革不断深化，中国城镇居民住房水平获得了长足的提升。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中国城市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已达36.52平方米。在居民住房水平显著改善的同时，房地产业规模迅速增长，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房地产市场的平稳运行，已经能够直接影响到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为了促进房地产市场的稳健发展，规避潜在的系统性风险，我国确立了“房子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用来炒的”的总体方略，坚持抑制住房投资投机，为抑制房地产泡沫起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房住不炒”方略的落实，中国房地产市场趋于稳定，房价总体涨幅趋缓。但近期由于诸多行业受到疫情的冲击，叠加紧缩性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房地产市场出现显著的阶段性下滑。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68314亿元，同比下降5.4%；房屋新开工面积66423万平方米，同比下降34.4%；商品房销售面积68923万平方米，同比下降22.2%；商品房销售额66072亿元，同比下降28.9%。除一线城市房价相对平稳外，其它城市短期房价主要呈现下降态势。2022年6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1%，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3%。
 

疫情对经济的持续冲击是前所未有的，对宏观经济的总体稳定构成很大挑战。因为房地产是重要的金融抵押品，以及财富的重要载体，因而稳住房地产市场是稳定宏观经济的前提条件。通过房地产抵押贷款或出售，可以补充资本金或现金流不足，促进企业或个体工商户维持正常经营。如果房地产市场流动性持续下降，会形成被动性金融紧缩，这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经济的“后疫情时代”复苏会更加困难，甚至可能会诱发系统性风险。

 

从稳定经济、避免系统性风险的角度出发，稳定房地产市场势在必行。2022年4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支持各地从当地实际出发完善房地产政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还将首套房贷利率下限降低了20个基点。作为房贷利率参考基准的5年期及以上LPR也下降15个基点。不少城市出台了楼市松绑政策，降低了首付成数，放松或取消了住房限购政策。在房价上涨预期基本消失的条件下，取消或调整一些对房地产市场短期性行政管制手段，也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稳定。

 

促进改善性住房需求的释放，将成为房地产业新的增长点和转型方向。这需要我们根据市场形势变化，及时调整住房制度与政策。从社会经济发展看，一方面，中国城市化已经进入下半场，城市新流入人口减缓，人口老龄化难以阻挡，对新建住房的需求面临急剧下降；另一方面，二手房交易正取代新房，改善性需求正取代首次置业需求成为市场主体。我们的住房制度与政策，要适应这一大环境的变化。

 

我们以往的住房制度与政策，都是以城市化快速推进为基本背景所设计。鼓励新房开发与交易，抑制二手房交易和改善性需求的释放，如期房预售制度、针对二套及以上住房的限购限贷等，都带有很强的“大开发时代”印记。显然，基于“大开发时代”的政策制度已经不适应当前市场需要，不利于市场的平稳过渡，甚至容易加剧市场转型风险。为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对住房市场相关政策制度进行科学再设计。从制度层面而非政策层面降低住房投资投机属性，同时减少对住房市场的直接政策干预，促进改善性住房需求的释放。放宽对于改善性需求的限购限贷政策，降低二手房交易税费，更好地支持居民家庭通过低成本换购优化住房条件。

 

与此同时，保障性安居工程仍需进一步加大投入。保障性安居工程一方面有利于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水平，维护社会安全；另一方面，在房地产开发缩减的大背景下，有利于稳定宏观投资。

 

保障性安居工程主要包括四类：第一类是保障性住房建设，第二类是棚户区改造，第三类是农村危房改造和游牧民定居工程，第四类是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其中，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筹集和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是未来保障性安居工程的重点。特别是保障性租赁住房筹集，国家层面给予了很大力度的政策支持。但由于租金收益率过低，短期内，保障性租赁住房投资难以获得合理回报。但从长期看，随着租金收益率提升和社会利率水平的降低，保障性租赁住房领域仍存在较大的投资机会。

 

除了总量供求矛盾外，当前保障性住房还存在较大的结构性供求矛盾。在配套、区位等方面，供应与需求不匹配。未来还需要在优化布局、促进职住平衡、改善结构性供求矛盾方面作进一步优化。

 

文｜夷萍

 

汽车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体量大、产业链长、影响面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汽车类零售额达到21181亿元，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0.1%，汽车消费的社零占比高。此外，今年1~5月，汽车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1.2%，是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关键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6月以来，伴随疫情在全国各地多发散发局面得到有效遏制，在复工复产、物流和供应链改善、减征部分乘用车车辆购置税等积极政策的叠加下，4、5月份迟滞的产能和需求开始释放，6月份全国乘用车零售同比增长22.6%。近期，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预判，2022年，中国乘用车销量预计达到2300万辆，同比增长7%左右，新能源汽车销量全年有望达到550万辆，同比增长56%以上。

 

伴随新能源汽车和绿色电力蓬勃发展，车规级芯片市场将持续增长，然而，2021年以来，汽车业供应链一度出现停滞，“缺芯”风波持续，引起外界诸多关注。其中，新能源汽车内部关键零部件之一的车用MCU芯片量价齐升，是“缺芯”风波中尤为紧缺的部分。疫情暴发以来，许多主机厂纷纷采取了关闭产线、减少产量等措施。受芯片短缺影响，车企无法满足市场需求，2021年，部分头部车企预计会损失数十亿美元的利润。

 

近年，随着汽车电子化程度不断提高，以及ADAS（高级驾驶辅助系统）应用范围拓宽，电子配件在汽车供应链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越来越多更加复杂的配件给汽车供应链管理带来了新挑战。同时，其他行业也需要大量芯片，PC供应量难以满足疫情期间的需求，多个驱动因素导致对领先技术的需求加速增长。

 

此外，半导体产业对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同时还面临一定的地缘政治风险。供应链不稳定的情况下，导致自然灾害的风险和影响放大，这些事件的频率和严重程度扰乱了技术价值链，增加了运营风险。最后，行业整合导致单一供应商的风险增加。

 

因此，贝恩认为，汽车行业“缺芯”不是偶发事件，在多重考验下，未来仍将面临“缺芯”挑战。保守预计，2022年汽车行业“缺芯”影响仍将持续，且第三季度前难以弥补产量损失。

 

MCU即微型控制器，是由CPU、存储器及IO接口等组成的芯片级计算机，主要起控制作用，广泛应用于消费、工控、汽车等领域。其中，汽车领域MCU芯片的技术和准入门槛最高，供货时间约15~30年，主要负责实现具体控能，承担设备内多种数据的处理诊断和运算，应用场景十分多元，包括车身域、动力域、座舱、信息娱乐、辅助驾驶等智能化功能。2021年，全球汽车MCU芯片市场规模达到了70亿美元。整体上，国外汽车MCU厂商大部分采用IDM（垂直整合制造）模式，国内厂商则主要采用外包代工厂生产的fabless（无工厂芯片供应商）模式。

 

贝恩发现，汽车MCU的内需自给率较低，在安全等级较低要求的领域，有较大的国产替代空间。具体来看，2021年，汽车MCU的内需自给比例（国内需求/国内供给）仅为20%左右，国内供应商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占比约5%，且主要渗透汽车中低安全等级，比如信息娱乐，而在动力域等高端模块涉足较少。进一步分析后，贝恩观察到，性能品质是汽车MCU需求端采购的首要标准，其次是供货能力。未来，若技术成熟且供货充足，低要求MCU的价格重要性将上升。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外资老牌供应商的技术相对先进、开发生态完善，但是，外资的MCU供应不稳定，平均价格较国内供应商高15%~20%，沟通响应不够及时。未来，有技术实力的中国供应商将更受青睐，发展空间大。贝恩建议，主机厂可以秉承“行动在当下，规划于未来”的理念，分步骤采取有针对性的短期和中长期行动，规划整体的供应链战略。

 

短期内，尽一切方法保障供应，并做好现金流管理，包括清楚了解整体供需状态、库存覆盖范围，每月更新滚动预测；每周与供应商和分销商了解最新供应和价格发展动态；积极参与现货市场热购；动员车企客户整合、捆绑采购量。此外，执行或建立客户半导体浮动协议，让相关客户尽早参与进来，以此避免因未能交付而引发的赔偿要求。

 

在中长期，增加供应弹性，并建立稳健的供应链风险和弹性评估系统。若条件允许，将技术规格改为功能规格；扩展当前的供应商基数；调整交货时间、库存和规划模式，还可以在使用专用芯片（ASICS）和高通用性低集成度的芯片中做出战略平衡。

立足汽车行业现状，贝恩还总结出四种应对模式，希望赋能主机厂制胜长远。

 

一是自研芯片，即主机厂自研甚至自产半导体，并进行垂直整合。该模式的优势在于主机厂能把握芯片供应链的主导权，形成功能、品牌上的差异化竞争优势。由于自研芯片的周期长，主机厂要做好长期投入的准备，比如，2002年，比亚迪成立了IC设计部，目前已实现功率分立器件、电源管理、MCU等芯片的自研；2019年，特斯拉发布了首款自研的自动驾驶AI芯片。同时，主机厂需软硬融合，广纳兼具软硬件综合能力的汽车人才。

 

二是进行硬件和软件架构升级，实现软件定义汽车。该模式通过集中式电子电气架构，减少了单台车的芯片使用量，降低了复杂性和成本，并打造独有生态。比如，作为该模式的开拓者，特斯拉每个月可以迭代软件。实践中，该模式要求主机厂重新定义汽车架构设计逻辑和流程，在关键节点上重新思考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转型，并招纳软件和生态人才。

 

三是强强联手，寻求与芯片公司直接合作，共同研发、设计、制造、封装芯片。该模式缩减了供应链中间环节，从而提高了主机厂对芯片供应链的掌控能力，并且降低了采购成本。比如，2020年，奔驰与英伟达合作开发了自动驾驶计算平台；2021年，通用与高通、台积电联合生产制造芯片。在这个过程中，主机厂要亲力亲为，增加人力和物力的投资，同时，还要重新思考如何重构与一级供应商的合作关系。

 

四是以战略投资、合资、兼并购的方式，实现多供应商策略。需要关注的是，当前，中国本土厂商技术沉淀一般，稳定性、可靠性有待提升，尤其在高端芯片上仍待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