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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者何帆:我是怎样研究变量的

原创 作者:钱丽娜 石丹 / 发布时间:2021-03-02/ 浏览次数:0
2021年1月1日,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何帆如期出版了30年报告系列的第三本《变量-本土时代的生存策略》(简称《变量3》)。
 
每一年,他会用一本书来记录当年的调研成果,以副标题来串接历史。2018年副标题的关键词是“小趋势”;2019年是“经济基本盘”;2020年是“本土时代”。
 
针对2020年的热词“内卷化”,何帆更愿意用“本土时代”来确切表达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未来的动向。
 
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变量涌现,但是如何从众多的变量中找出核心变量,并且凝练成当年的核心词,这很是考验学者的慧眼。
 
何帆是一个把双脚插入大地的学者。早先他从事政策研究,给政府部门做内参,到各地调研是家常便饭。猪肉涨价时,他去看农民养猪;去产能时他去煤钢企业考察;温州企业出口遇阻时,他置身企业家中间。中国的问题太复杂,唯有躬行践履才能揭示问题的真相。
 
然而,写内参与创作大众经济读本是截然相反的两个方向。后者,他要把理论转化成为大众语言,还要厘清读者似是而非的认知。
 
作品是一位学者一段时间的思想总结。一部分人感兴趣的是作品给出的结论,一部分人好奇的是学者创作的方法论,怎样的思维方法才发酵出当前的结论,而这样的思考过程才是与学者共读的乐趣。
 
何帆教授在接受《商学院》杂志专访时,带领记者走进创作的幕后,一同体验他的思维乐趣。


 
源起方法论
 
要从众多的变量中找到核心变量,何帆有一套方法论。
 
调研首先从问题的设计开始。因为答案是未知的,所以问题也必须是开放式的,以便从访谈对象提供的线索中寻找蛛丝马迹,不能有先入为主的主观判断。设计好问题后,接下来是围绕问题展开第一轮的访谈。
 
如果研究的是某个行业,何帆会将第一轮的主要访谈对象设定为业内专家、学者、主管部门和龙头企业。这轮采访主要起到两个作用,一是能够准确地描摹出行业图景,二是通过被访对象具体的案例描述,找出有价值的线索。
 
在《变量1》中,何帆曾经想做一个造车新势力的话题。起先他考虑为电动车贴上新生力量的标签,联系了几家“造车新势力”企业,同时团队还访谈了一些传统的车企,随着对汽车行业的深入,他突然发现原先的判断可能是不对的,高估了互联网的力量,低估了传统车企的力量。最后,他把基于事实的观察写成了《老兵不死》。
 
这篇文章与预设的方向完全相反,最后呈现的主题是,即使是新兴的互联网企业也必须向传统产业学习。沿着这一思路,团队又去采访了电竞行业,结果亦是殊途同归,业界人士告诉他,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向传统的体育竞技产业学习。
 
对此,何帆在修正调研方法论时强调,“不能预设立场”。
 
第二轮访谈始于第一轮访谈获得的线索。何帆与研究团队要去现场观察、验证、核实。在核实的过程中,还要去问一下竞争对手、员工以及合作伙伴,通过多个渠道来印证线索是否属实,提出的问题是否具有代表性。
 
当事实与最初的设问不一致时,需要调整访谈方向,修正原先的判断。
 
新闻记录的是事实层面的内容,但有时当事人自己也未必清楚成功或者失败的原因,这就需要研究者进行提炼,分析事实背后的逻辑,从而创造附加值。比如瑞幸咖啡造假的底层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当初看起来成功的模式最后却落败?“研究者要把视野放宽,从全球经济、国内政策、资本市场和消费者偏好等各个维度观察,最后的调研结果一定是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因此,读者在阅读《变量》时,能够透过故事看本质的“爽感”就是这么来的。
 
第三轮访谈围绕核心故事展开。何帆强调,这时的研究者更像记者或是作家,需要将自己融入到当事人的场景中,一起生活,一起体验周边的环境,感受人物的性格。一些细节需要请当事人回忆。
 
何帆是宏观经济学教授,然而在调研中,他充分借鉴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
 
何帆在《变量3》中将网络作为一章展开书写。疾病的传播受到人类社会网络结构的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也仰赖于网络关系。基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何帆看到的现象是:中国传统社会,当天下承平之时,农村经济会通过基层市场、中间市场和中心市场,跟遥远的市场,甚至国际市场连接起来;当天下动荡之时,农村经济又会退守基层市场和中间市场,形成一个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体系。何帆在书中写道,“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当外部世界变得更加动荡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好地建立一个强联系的小网络,随时保持和大网络的连接。”
 
把人放到网络中观察的好处是,何帆可以交叉验证访谈中获得信息的真实性。一方面,调研者要听企业家怎么说,另一方面要看员工怎么谈论老板。员工是众口一词地夸赞领导,还是下级用平等的口吻与上级谈话,从中能清楚地了解企业宣称的文化与实际的文化之间的差异。
 
何帆也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用到调研中。人类学研究注重与被调研对象生活在一起。
 
同样在《变量》系列书中,处处可见何帆亲历现场,与重型卡车司机走一次长途运输,感受涂鸦者创作的快乐和被驱赶的刺激……中国的复杂性为观察者提供了大量原生的素材,如何加工成有质感的材料,则考验观察者的慧眼。
 
广泛阅读能让人脱离偏颇
 
到中国的乡村、小镇、经济带做田野调查,并且从中找出核心变量,这一过程宛如穿越一片原始丛林。
 
从局部、片断式的观察到还原成一个完整的图景,何帆见微知著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何帆说,“完整的图景来源于阅读,而且是从广泛的阅读中获得。”
 
何帆认为,调研未必能够得出有益的结论,调研只是提供素材,研究者要做的是把素材串连,形成叙事,这需要自己的头脑中有一个宏大的图景。
 
在进行养老产业调研前,何帆大量阅读了有关日本、西班牙、美国的老龄化资料,有了国际化的视角之后,才能看到产业中的共性和差异性。比如日本和西班牙同为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但是日本老人坚持工作,而西班牙老人不愿意工作,究其原因还在于两国福利制度的差异和文化差异。有了国际化的比较,再做中国老龄化问题的调研时,每看到一个现象,他就会产生联想,“在阅读中,你已经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做调研时,如果没有知识储备,你看到的不过是个案,而有了知识储备时,一个案例也能启发你做出很多思考。所以阅读很重要,它会帮助你从多个维度思考问题。”
 
广泛的阅读给了何帆置身现场又能抽离而出的能力。当事人通常只关心一时一地的问题,而学者要学会运用在阅读中获得的视角去审视那些偏颇的叙事,将其作为全景中的一块拼图来使用,实现阅读、研究和应用的三级跨越。
 
乐观的悲观主义很重要
 
2020年,《叙事经济学》在学界谈论众多。《变量》作为一个叙事性的话题,是时代的产物,但也会和时代产生互动,甚至对未来产生小小的影响。何帆说,“好作品一定是跟这个时代的主题相契合的。我比较自觉地在遵循一个道理,就是你能不能和大多数人产生共鸣,这是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不能说我的判断就是对的,而是要思考公众的心态。”
 
从《变量1》到《变量3》,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在这三年备受考验,但是何帆在写作时,始终让作品的基调偏向乐观,“你看伟大的作品80%都是以乐观主义结尾的。你到底是盯着看天黑了,还是给大家指出星光。你的叙事角度不同,给人的观感自然不同。”
 
何帆说,“那些想寻找答案的人,都想从趋势中获取一些力量。如果一味的悲观就没有办法给出答案了。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乐观的悲观主义。因为悲观主义者大多是理性的,做事的人大多是乐观主义者,乐观的悲观主义可以将两者的优势结合在一起。”
 
衡量的尺度
 
如果从科技的角度把时间线拉长,发现真正改变人类的变量不是计算机,而是电。当我们看问题时,究竟该用怎样的时间尺度去衡量,又怎样才能找到核心的变量?
 
在《变量》系列书中,每一年都会选出当年的关键变量,但这些变量放到历史的长河中,也许会不再那么重要。瑞幸咖啡造假在当年是大事件,但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样的案例司空见惯。
 
如何找到关键变量,用什么方法去寻找?何帆说,“你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东西都装进书里,因此一定要找到一个线索。这个线索就是根据问题和方法,选择好角度,每年确定五个变量,从而让读者形成一个稳定的预期。”
 
有些元素可能会反复出现,比如技术创新,但每次出现时谈的侧重点会不同。何帆在第一年谈技术创新时,谈的是要技术的应用场景,第二年谈的是技术演进路径的多样性。
 
找到核心变量,也许大数据会有帮助。但何帆说,尽管大数据可以精准地预测每个人的行为,但预测的只是每个人平庸的生活。《变量》系列想体现的是新变化。未来趋势是没有办法被大数据预测的,因为会出现很多突变。因此,《变量》系列书中会有很多小故事,就像小数据那样,更有启发性,也更为立体。
 
《变量1》中何帆调研了位于四川省广元市的山村小学——范家小学。张校长这样的农村老师把教育的劣势变成优势,让一群大山里的留守儿童成为快乐、自信的孩子,让教育回归本质。有人批评说这样的小学在中国才有几个?何帆的答复是,中国很复杂,中国的乡村教育也很复杂,不能把所有的农村学校都看轻。范家小学是一个突变,它表明乡村教育其实是有另一种可能性的。如果大家都愿意朝这个方向去做,这个小趋势以后就可能成为大趋势。“司马迁写《史记》,要看他写什么,不写什么,这表明了他的态度。我从平凡中寻找不平凡的变量,这是我的切入角度。”
 
学术,它不是学问
 
何帆说,有两样东西公众经常混淆——学术和学问。
 
学术是一个职业,是职业就有专业分工,也有它的行规。从助教到副教授再到教授,要在这个学术体系里晋升就得发论文,这是职业里的游戏规则。
 
另一条路叫学问。何帆说,“做学问是因为好奇,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同时知道自己很无知,所以就去问。问得多了,知识渐渐积累了起来,所以学问是问出来的。”
 
问出来的知识跟学术不同,它更为感性,更具有整体感,但没有办法拆零,所以有得必有失。《变量》系列书的写作过程就是何帆求学问的过程,它可能不算科研成果,但是何帆觉得有意义。
 
内卷与本土时代
 
何帆更愿意用“本土时代”来指代当前的变化。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新冠疫情之后出现了变化。何帆说,“经过2020年,我们发现全球对一些问题都没有答案了。”
 
原来很多人相信的法则碎了,比如对特朗普的社交媒体帐号封号,这是言论自由还是言论不自由?“如果你是个诚实的学者,或者是个诚实的观察者,这时就要把原来深信不疑的法则先悬置一下,然后再去寻找答案。”
 
同样,疫情防控如何设置个人隐私和社会安全的边界?这些似乎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以往我们认为被人批评,肯定是哪里做得不对了,但现在似乎也不是这么回事。所以现在到了‘本土时代’,既然都没有答案,既然全球化出现了退潮,那不妨更多地往内部看,更好地了解自己,通过了解自己才能树立自信。”
 
何帆定义的“本土时代”不是向后倒退回到自力更生的封闭时代,事实上,这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阶段。过去的改革是向别人学习,因为我们觉得别人有标准答案。但是现在只能自己寻找解题方法。从今往后,最大的动力不是从外边借,而是从自我的深处找,发动自己的原生力。
 
何帆说,“向别人学习,顶多做得跟别人一样。优秀是学出来的,而伟大却是被逼出来的。反而是别人冷落你、嘲笑你的时候才会激发内心的动力。成长的时候朋友并不是必需品,只有当你成熟,别人才会跟你交朋友。所以当务之急是把自己的事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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