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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博会:新时代共享未来,双循环相辅相成

作者:陈茜 / 发布时间:2020-11-04/ 浏览次数:0
扩大进口,做好进口博览会是外循环,也是对内循环的推进。出口主体包括出口市场、方式、企业、贸易形态的多元化布局,是对内循环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2020年11月5日至10日,以“新时代,共享未来”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博会)如期在上海举行。这是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中国举办的又一场重大国际经贸活动,集中释放了中国坚定扩大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与世界共享中国大市场的积极信号。

 

就当前环境下,进博会召开的意义,以及双循环战略提出的背景和落地方向,《商学院》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余淼杰教授。

 

可以看到,进博会的召开,一方面有助于稳住中国外贸外资基本盘,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一方面有助于实现扩大内需战略,促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深度融合互动,更好的服务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进博会彰显开放诚意

 

当前疫情在很多国家重新抬头,不过中国经济已经在疫情中恢复,第三季度GDP上升了4.9%。

 

余淼杰指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中国今年GDP增速可达到1.9%,其实是有所低估,今年预计有望实现2%以上达到2.3左右。

 

在全球抗疫常态化下,当前某些国家,特别是美国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旗,逆全球化回头浪出现,中国如期召开进口博览会,显示了中国扩大进口的决心,彰显了开放的诚意。

 

他分析到,从国内来看,中国一向都是强调希望在进出口贸易趋向平衡,并没有片面追逐过量的贸易顺差。换言之,中国愿意扩大进口,因为进口资本品和中间品,有利于降低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获得竞争优势。

 

从国际来看,中国召开进口博览会,有助于其他国家扩大对华的出口,减缓疫情对其他国家所带来的负面冲击,帮助其他国家摆脱高失业率困境,彰显了中国一直强调的“一花独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美好愿望。

 

从五大方面推动内循环

 

早在2006年我国就曾提出,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

 

在今天,国家再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用意何在?

 

余淼杰分析,在中国加入WTO后,对外出口取得了长足发展,在2006年,我国外贸在GDP的占比达到近70%,历史少有。在这一成绩面前,中央也看到其中的风险,一个国家的出口占到全球出口的10%以上,这种情况可能难以长期持续。

 

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欧美各主要工业国家外需疲软,中国的出口面临着比较大压力,因此改变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培育内需动的模式更加迫切。

 

在2017年之后,美国特朗普当局推行了逆全球化的经贸政策,对中国多次挑起贸易摩擦,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加快国内经济循环推动经济发展显得更为重要。

 

关于要打通国内大循环,还需要打通哪些关节,余淼杰分析,至少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做起:

 

第一,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在人力上,适当延迟退休年龄,通过就业培训提升蓝领工人质量,对人才实行按才分配,优化配置;在资本上,继续扩大吸引外资;在土地上,在确保18亿亩耕地不变的红线前提下,尽量盘活农业用地,在部分大城市、特大城市允许农业用地转化成为建设用地,进一步降低人为障碍,增加土地供给,降低企业用地成本,以及大城市房价上涨压力;对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要更早重视数据市场培育。

 

第二,发展内循环要以推进全面开放新格局作为主要抓手来落地。推动贸易自由化,除了通常降低关税、通关便利化等常规方式外,还要注重发展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实现“胡焕庸线”以东全覆盖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目标。当务之急是要推进吉林、山西、江西以及贵州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同时,继续缩小负面清单落地准入前国民待遇,大胆有序推进金融试点改革,简政放权,改变事前审批为事中事后的备案管理模式,努力建造新型的亲商关系。

 

继续推进自由贸易港建设,循序渐进,最终实现制度集成创新的全面开放。考虑在内地有条件的城市,特别是有双机场的城市,建设自由贸易空港。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推动外商对华投资。

 

第三,积极运用宏观政策提升内需,拉动消费。培育居民消费能力,必须从源头入手,做好稳就业,稳市场主体。采用稳健货币政策,对小微企业的精准发力,通过再贴现再贷款,总体降低利率走廊,进而降低融资成本。其次,培育内需,从长远看,需要提升居民恒久性可支配收入。关键在于减税降费,特别是降低工薪阶层收入所得税,适当提升起征点。

 

第四,通过积极财政政策,特别是借助“两新一重”,以需求推动供给。即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和重要的交通水利工程的建设来更好地实现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三化融合”。在数字化时代,强调信息化与两化的融合更为迫切,有助于实现工业4.0和智慧城市的发展,极大提升老百姓幸福获得感。新基建要在城镇化、工业水平高的地方优先发展。

 

第五,推进五大城市群发展,构建都市圈。实现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在齐头并进共同发展中,又有所差异化。成渝城市群要继续发挥对周边城市的辐射作用,避免“月明星稀”现象。长江中游城市群则应该借助湖南自贸区建设机遇,更好地打通南下之路,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融入海上丝绸之路,并努力推进与非洲相关国家的产能合作。

 

“去中国化”不会实现

 

关于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之间的关系,余淼杰分析,双循环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扩大进口,做好进口博览会是外循环,也是对内循环的推进。出口主体,包括出口市场、方式、企业、贸易形态的多元化布局,是对内循环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未来进出口贸易会有怎样的变化?余淼杰认为,随着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不断改变,把中国定义成战略竞争伙伴,我国对美国的出口将会面临比较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发展差异化出口,瞄准数目众多、潜力更大的新兴国家市场,努力建立“金砖五国”自由贸易区。

 

在全球疫情突发时期,部分国家出现医疗物资紧缺,也引发了对依赖全球化供应链的反思。以美国、日本、法国等为代表的国家政府,采取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制造企业回归,加速推动供应链环节从中国撤离,完善本土供应链,增强经济独立性。

 

关于这些国家的举动,对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地位的影响,余淼杰认为,美日所进行的“去中国化”行动,特别是美国希望把制造业产业链拉回美国的行为,违反了国际分工的趋势。

 

“在我看来,这是不会实现的。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最终制造品的最大需求市场依然是在中国,从美国运到中国的交通运输成本将会急剧的上升,这对美资企业来讲,得不偿失;第二,美国平均月工资4200美元以上,中国为750美元,但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已经达到美国的50%以上,因此中国的产品具有比较优势。所以,劳力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不可能转移回美国。美日的比较优势主要在研发建立研发中心。”余淼杰说道。

 

他建议,国内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可以选择政治稳定,基础设施相对较好,与中国政经关系稳定友好的非洲国家。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则应该仍然留在国内发展,从沿海省份转移到内陆省份。“中国作为全球唯一具有全产业链的工业国家具有这种优势。” 

 

向价值链高端爬升

 

在诸如进博会等扩大开放政策的推动下,中国企业在与其他国家的企业共享中国市场时,中国企业该如何更好应对?

 

余淼杰认为,首先要深挖潜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可以通过扩大进口,降低企业中间成本,提升利润潜力,进而有能力加大投入研发,提高产业高附加值。”

 

他表示,在竞争压力下,中国制造业企业更应该迎难而上,化压力为动力,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产品创新、工序改进,同时,缩短战线,在核心拳头产品上发力,努力向价值链高端爬升。

 

在余淼杰看来,疫情对中国是挑战,更是机遇。在经济双循环战略下,有助于构建我国的新发展格局,实现十四五期间经济更上一层楼,成为全球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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