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碚：开启“商域经济学” 新时代下的“不惑之路”
理论创新之路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改革开放40年，为中国经济释放了巨大发展活力，创造令世界瞩目的发展奇迹。在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也一步步从“基础性作用”发展为 “决定性作用”。两字之差，却有根本性变化。简单讲，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
金碚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思维注入了经济理性，即市场经济。按照市场经济原教旨价值观，抽象掉了所有的价值文化因素，而只留下赤裸裸的“经济理性”，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抽象逻辑。
在市场经济制度中，经济理性具有高度的工具理性倾向，即目的与手段的反转。收入、财富等成为“经济人”最具显示性的利益最大化目标，而真正的有用之物反倒成为获取和积累个人收入和财富(物质的和货币的)的手段。在这一目标下，经济学假定只有自私的人和自利的企业才能生存和发展，但在现实中，自私的人和自私的企业是难以被接受的，因而往往是严重缺乏持续竞争力的。
并且，假定“经济人”具有精于计算的能力，就必须将收入和财富等工具性目标抽象化为可以货币计量的数值。这样，“经济人”行为就被抽象化为“贪婪地”和无限地追求可以货币单位计量的“财富”。很显然，这样的假定是非常任意和武断的，在现实中根本没有这样的抽象“经济人”。可见，传统经济学为了贯彻工具理性而往往丢失了本真价值理性。
金碚指出，经济理性的价值标准在改革开放阶段发挥了很大的历史进步作用。但是，当中国经济增长的高速阶段经过之后，仅仅利用经济理性思维来看待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解释力已经不够。如果经济学和管理学不能与时俱进，贴近现实，提供思想养分，实践者们终将陷入困惑。
例如，按照经济理性思维，世界上不同国家进入工业化以后，发展路径应该大同小异，而企业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行为也都应该是基本相同的。但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金碚认为，这说明除了经济理性之外，还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
于是，在这样的历史节点，金碚提出了“商域经济学”这一新的学科研究方向，通过引入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因素，以弥合经济学抽象逻辑之断点。
在他看来，观察经济和商业活动应该包括经济理性、制度形态和价值文化三个维度。三者之间共同作用，才构建了一个更为真实的商业世界经济现象空间。在经济活动和管理实践中，价值文化和经济理性共同发挥着决定的作用，制度形态也是经济活动空间特质的重要因素。在现实世界，大到各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小到各个企业的管理体制都不一样，尽管经济学可以假定他们都有经济理性或都受“客观规律”所决定，但人的价值是多元的，行为上有各种选择，各国的历史和文化特征也是非常不同的。可以说，现实中的人是“复合人”，而非新古典经济学中假定的，以追求私利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经济人”。
所以，他指出，仅仅用纯粹的经济理性这一个维度来观察和分析现实世界很难站住脚。经济活动必然受价值文化的深刻影响。而且，价值文化还会影响制度形态和秩序特征，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文化是制度之母”，所以，各国的制度和秩序也是各具特色的。当然制度演进也会受理性影响，但理性并非决定制度形态的唯一因素。
按照金碚给出的定义，商域是指具有一定价值文化特征和特定制度形态规则的商业活动区域或领域。其中，经济理性和一定的价值文化及制度形态互动交融表现为各商域的文明型式，是商域经济学最基本的学术特性。
从三个维度观察和分析商业活动和经济活动是一种新的视角，在学术上具有相当的难度，是一个既有广阔前景又很有挑战性的新学科方向。金碚表示，希望更多的人一起来进行商域经济学研究，特别是希望企业家们的参与，因为他们是实践者。“在改革开放40年间，不同企业的商业思想各不相同，有的成功了，有的没有成功，企业家从三个维度来总结和反思他们所亲历的商业实践，会更有体会。”在接受《商学院》记者采访时金碚讲到。
企业的同理心和竞争力
当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传统企业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时，也不乏一些企业希望能成为伟大的企业，在他们的价值文化中，强调致力于通过自己的商业创新，改变世界，造福人类。形成这种具有利他性的价值文化，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自觉形成的文化现象?还是受到经济利益、环境因素的影响，被动形成的行为目标?《商学院》记者向金碚提出这个公众关心的问题。
金碚认为，这取决于在商域经济学研究中，如何看待决定人行为的因素。“一般经济学研究者认为做出正确决定应是理性，而非情感，因为感情用事往往会出错，所以正确的决策不能‘感情用事’，甚至认为人的情感往往是‘丑恶’的，要‘存天理灭人欲’。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比如《第三次工业革命》作者杰里米·里夫金认为，人的感情也很重要，并非如宗教理论中所讲的很罪恶。” 里夫金在《同理心文明》一书中提出，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同理心也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帮助人类不断扩展自己的社交范围，凝聚在一起形成更强大的社交单元，即文明就是同理心的发展。其实，亚当·斯密不仅出版了《国富论》，而且以更大的精力撰写出版了《道德情操论》。前者的逻辑基于经济理性，后者的逻辑基于人的同情心。
“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同理心的关切面也会扩大，会有更多人把原来理性思维中认为跟自己没关系的人和事物纳入关切范围，甚至扩大到整个人类和自然界。”金碚说，“研究者们认为，这种动机与道德高尚不高尚还不完全是一回事，而是人本身的一种情感倾向，具有本能性，也不仅仅是一种理性。”
富有同理心的企业所关切的范围更广，往往更愿意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做出贡献。采访中与金碚谈及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最早提出CSR(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倡导在保障员工福利、注重环保、关注弱势群体利益等方面，企业要有更多关切和作为。《商学院》记者问到，承担CSR客观上有利于塑造企业形象，这种价值文化的形成是否是经济发达的产物?如果市场经济更发达，企业是否自然会进入到这样一个兼顾社会利益和承担社会责任的发展阶段?
金碚指出，这个问题也可以在商域经济学的三维分析框架中进行研究。随着经济越来越发达，人类的同理心也会不断增强，越来越有“大我”的意识。比如，一家企业会把与企业有供应关系人的利益都纳入到自己的考虑范围之内，让每一个环节的参与者都可能受益，因而也保证了产业链的连贯，对大家都有利。“其实，这并不是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才会出现这样的价值观。”金碚解释，“实际上，启蒙运动推动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引发了工业革命，导致了经济现代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很突出的问题。伟大的思想家们，在那时就看到了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不能仅由工具理性主导，人类必须关切本真价值，追求为善的目标将会成为趋势。如果人类发展失去对本真价值的关切，最终将无法在地球上生存。”
谈及国内外企业在价值文化的差异，金碚认为，企业创立时间越长，内部价值文化因素会越强越稳固。因此，对企业价值文化的研究越深入，也越能了解决定企业竞争力的缘由所在。而短期内成长起来的企业，理性因素更容易起主导作用。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企业的发展历史越长远，越需要用商域经济学的三维视角来观察和研究。
经济理性和价值文化交融
确实，我们看到，改革开放掀起的“造富”运动开始结出硕果，除了物质财富的涌流，越来越多成功企业家开始热心公益慈善，回馈乡里、母校和社会等。
金碚认为，一些企业家在做公益慈善时，有的更偏向于自利心，有的则是自觉而发的同理心和利他动机。如果有人认为，做慈善归根结底是为了对自己有好处，可以树立良好形象，其实也是一种自利心，这也是理智的和很好的。而如果真正处于利他动机来进行商业活动，则是另一种商业逻辑，这不同于做慈善，而是叫做“社会企业”。一些伟大的企业家往往会成为社会企业家，比如比尔·盖茨、稻盛和夫、尤努斯等。由于社会企业的逻辑是以社会利益为目标，而且要以可持续的方式，即商业经营的方式，不断地实现社会利益目标，其经营难度是比较大的。社会企业也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商域”，商域经济研究者会非常关注社会企业研究。
“同理心每个人本来具备，只是被人们所忽视或者被制度所抑制。如果没有同理心，人们都不关心绿色发展、气候变化，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会崩溃。”金碚说。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只追求利他目的，就可以支撑企业的发展。“当企业处于竞争状态，必须要拥有竞争力，否则有再美好的愿望也无法实现。”金碚指出，对于企业经营来说，经济理性和本真价值要平衡，企业需要盈利才能有竞争力，才能可持续发展。但如果仅仅为了“赚钱”，而不顾其他，最终将无法可持续发展。这也是商域经济学着力于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采访中《商学院》记者提出了“资本是否嗜血”这个敏感问题。即一般认为，就市场经济的竞争本质而言，资本是嗜血的。这样的观点实际上强调了市场经济的工具理性原则，以收入、利润最大化为企业经营目标，表现为资本的嗜血性。金碚指出，如果仅仅从经济理性的角度来看，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把成本压到最低，而不顾其他利益相关方，这样的企业和资本可能是嗜血，似乎“天经地义”，因为企业本性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是，这不是现实中企业决策和行为的唯一维度，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其实，完全不顾一切只想赚钱的企业在现实中是很难生存的，因为它无法同社会长期相容。通俗地说就是，没有人喜欢这样的企业。让人讨厌的企业可能会有长久竞争力吗?
其实，更多的企业会坚持同社会相容的价值文化观，特别一些国外的百年家族企业，有深厚的价值文化传承，注重品牌价值理念和对利益相关者的关切，这样的企业我就不能仅仅从资本嗜血的维度去评价。
从优胜劣汰到多元共生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进程中，整体上是一个承认经济理性为主导的过程，企业从计划经济下的为完成计划指标而生产，变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进步，使中国经济发展获得了强大动能。正如金碚所总结，当前，中国社会正在从“亢奋的物质主义”转向“权衡的物质主义”，进而向着“后物质主义”的本真价值时代演进，其具象表现就是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金碚指出，当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按照商域经济学的逻辑，在多样丰富的商业生态中，制度设计不能一味追求以经济理性为主导的优胜劣汰法则，还要注重公平、绿色、共享等本真价值。不能是赢者通吃，我们可以看到生物界中的竞争结果也不是赢者同吃，而是多元共生。所以，实现中的经济竞争结果也会是多元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的多种企业类型共存。
这种看重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差异的理论思维，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也将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商业文化圈要走进其他国家，双方思考和行为方式不同。如果没有能够贴近现实的理论框架和思维方式，就很难看清发展路径。
价值文化更多元是一种进步
有人主张，企业的行为目标就是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用好产品对用户负责就是企业的价值所在。这样的理念实际上主要基于经济理性，并且相信，只要坚持经济理性，同时又有完善的市场竞争秩序，企业的经济理性行为自然可以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
金碚认为，把企业发展的唯一目标定为为客户提供最好的产品，获得最大的利润，回报股东。这种思想是古典式企业思想。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认为，如果要求企业去关注社会利益，则是破坏市场经济制度。市场经济的制度就是企业要追求利润最大化，把好的产品提供给消费者后，就尽到了社会责任。“虽然这也不错，但是在现实中这并不是唯一的企业发展理念，而且这类企业的竞争力未必更强。”
在丰富复杂的市场经济生态里，各种类型的企业都有生存空间，并非如自由主义经济学所断定的，只有极端经济理性的企业才能生存。在现实中，价值文化和制度因素也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而且往往是核心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在真实的世界中，没有两个企业是完全一样的，最主要的是由价值观和文化特质所决定的理念，决定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强弱。商域经济学可以从三维视角，更好地解释企业竞争力的因素。
商域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就是特定商域中的经济现象和商业活动，它将经济和商业活动空间设想为具有复杂环境的空间，而不是如一般经济学那样将经济空间假设为是一个匀质的如同是“空盒子”般的活动空间，而在这个假想的经济空间中活动的人，也都是以经济理性为唯一行为方式的抽象的“经济人”。相反，现实的经济空间是非匀质的，存在显著的文化差异和制度差异，而且现实中的人也是非同质的。
因此金碚分析说，现在的创业者的创业动机更多元化，与改革开放初期有很大不同。那时绝大多数的人创业，特别是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的创业者，主要心理动机是脱贫致富。因为，当时国家所倡导的就是要脱贫致富。现在的一些创业者可能没有很大的个人生存危机，并非生长于贫困家庭，他们的选择空间更大，而人的价值观也各有不同。有的人可以继续选择为了赚钱而创业，有些人则是想做一件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或者是自己喜欢的事。
在金碚看来，由于所秉承的价值文化不同，应允许各类创业者去做各种尝试。个人职业生涯选择的自由和多样化，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毕竟，“百花齐放才是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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