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海东盟，中国企业的投资机遇

2023年10月18日，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发布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北京倡议》《“一带一路”蓝色合作倡议》等重要倡议，对下一阶段共建“一带一路”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企业出海东盟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参考。

东盟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如何影响企业出海的策略？“一带一路”孕育着怎样的新机遇？未来，如何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努力？对此，《商学院》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翟崑。

中国与东盟血脉相通，优势互补

作为东南亚区域性组织，东盟十国是世界上人口第三大的国家或地区，也是世界第四大进出口贸易地区。2022年，东盟经济增长率高达5.1%，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近两个百分点。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东盟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贸易与投资持续增加，已经成为众多跨国公司的生产基地，因此，东盟国家也成为了全球经济的新焦点。

翟崑表示，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东盟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东盟国家领导人也高度评价“一带一路”建设十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一带一路”之所以不断拉进中国和东盟的合作伙伴关系，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需求驱动，互利共赢。中国和大多数东盟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是双方的共同目标。大多数东盟国家基础设施落后，严重制约了其经济发展和经济潜力的发挥。而来自中国的投资和技术将帮助东盟国家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中国来说，东盟是个巨大的市场，也是新的增长极。

二是政策对接不断强化。东盟十国均已签署共建“一带一路”的双边合作文件。双方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同《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及东盟各国发展战略对接，与东盟印太展望开展互利合作。

三是区域合作共识。中国和东盟各国均高度重视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认同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也致力于推动亚太区域经贸一体化。目前，中国和东盟均是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成员，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也在加快进行。

就东盟国家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以及其发展潜力来看，东盟国家人口红利优势较为突出，市场规模和潜力较大。东盟十国有约6.6亿人口，其中61%的人年龄在35岁以下。这也意味着东盟不仅有大量适龄且廉价的劳动力，还有广阔的消费市场。

但是，东盟国家的产业结构并不平衡。新加坡经济最发达，服务业占比高；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服务业占比也超过本国GDP的一半。此外，东盟国家的产业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新加坡高技术行业发展较好；马来西亚和文莱、泰国在能源化工行业均有良好发展；越南、印度尼西亚和老挝主要发展低端制造行业；柬埔寨、菲律宾、缅甸等国家仍属于资源国，工业化程度较低。从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看，中国与东盟相关成员国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大于竞争性，投资潜力很大。

数十年时间，中国对东盟国家的贸易商品结构从以资源型产品为主，转向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为主，显示出双方贸易互补性不断增强，贸易商品结构持续优化，其主要原因是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持续加速。

今年以来，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和RCEP协定全面生效，加上发达国家制造业外迁东南亚等因素，使东南亚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增加，推动了东盟工程机械产品的需求，使东南亚成为了工程机械、钢铁等工业制成品的新兴黄金市场。

政策红利强化贸易沟通

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年间，中国与东盟双方贸易规模跨越了6个万亿元级别的台阶。2022年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达6.52万亿元；2023年前三季度，中国对东盟进出口4.68万亿元，同比增长0.8%，占中国外贸的15.2%。翟崑认为，RCEP的实施确实为中国企业开拓东盟市场提供了新的机遇，尤其是跨境电商、互联网金融、在线教育和在线医疗等都是热点投资领域。

2023年10月18日，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发布了诸多重要倡议，对下一阶段共建“一带一路”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企业出海东盟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参考。

中国在为企业出海东盟提供政策参考的同时，东盟国家也在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政策便利。比如，2022年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上台后推出改进方案“多建好建”（Build Better More），中菲两国首脑随即就规划对接调整做了及时沟通。2023年1月，中菲两国续签了《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并签署了一系列合作文件。通过及时的、首脑之间最高级别的政策沟通，中菲两国在菲律宾完成总统换届和行政机关出现重大人事调整之后保持了合作的延续性，实现了基于项目清单衔接的建设规划动态对接。

“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抓手，改善了沿线国家的综合发展环境，推动了区域合作，放大了发展辐射效应。西部陆海新通道正是“一带一路”上辐射效应明显的金色纽带，主通道分别从重庆、成都，分东、中、西三个方向接至北部湾入海口。

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提出，到2035年，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建成，通道运输能力更强、枢纽布局更合理、多式联运更便捷，物流服务和通关效率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物流成本大幅下降，整体发展质量显著提升，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在翟崑看来，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一条连接中国西部和东盟地区的经济走廊，旨在畅通中国西部地区与东盟之间的物流网络、提升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为产业链布局提供便利。建立中国西部内陆地区和东盟国家之间新的供应链合作基础，使中国西部经济重振既有的雄厚工业基础和技术能力，同时与东盟国家拥有的成本优势形成互补，促进企业贸易合作。

重庆、广西和云南均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重庆地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上；广西是面向东盟国家开放合作前沿窗口和“一带一路”有机衔接重要门户；云南地处中国与东南亚及南亚的结合部,连接中国、东南亚和南亚三大经济圈,具有沟通太平洋、印度洋的特殊地缘区位优势。

此外，重庆、广西和云南也具有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独特资源优势，它们可以借助东南亚国家的市场资源和技术优势,推动本地区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例如，重庆市依托汽车、电子制造等优势产业，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为重点，大力发展货物贸易，实现了“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的良性循环发展。

数字贸易与绿色经济机遇叠加

东盟庞大的市场规模、巨大的消费潜力、地理接近性以及政府的大力支持都为中国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和发展空间。目前，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和电子商务企业出海东南亚的动力十足。

翟崑在中经传媒智库与北京大学东盟国家研究中心携手制作的《2024中企出海“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行动指南》（东盟专辑——政策动力篇）中也提到，马来西亚地理位置优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营商环境优越，为企业出海提供了众多便利。

他进一步解释道，马来西亚位于东南亚核心地带，可以成为企业进入东盟市场和亚太其他区域的桥梁。马来西亚的基础设施较为完善，政府向来重视对高速公路、港口、机场、通信网络和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而且马来西亚经济基础稳固，经济增长前景较好。营商环境也较为优良，马来西亚工业发展局（MIDA）针对高科技和高价值制造业等重点行业提供了很多激励措施，包括税收优惠、投资和资本补贴等。

近些年，对于气候问题的担忧促使东盟国家关注发展的可持续性，各国或将加快布局能源的绿色化转型。东盟国家在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方面也发布了相关政策和措施，这些措施也会影响中资企业出海。

整体来看，2018年以来，东盟陆续制定了《绿色债券标准》《可持续资本市场路线图》及《东盟可持续银行原则》《东盟社会债券标准》《东盟可持续债券标准》《可持续资本市场路线图》等政策，持续助力东盟绿色金融市场的标准统一化。

2023年3月27日，东盟发布《东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第二版，煤电项目的提前退出也被归类为“绿色”或转型项目，其中重点行业的评估方法、指标和技术筛选标准计划将在2024年和2025年陆续完成。新加坡、泰国、印尼、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也制定了较完善的绿色金融政策和战略规划。因此，中资企业在出海东盟各国时，需要仔细了解东盟国家和区域的相关政策和措施，注重以科技创新合作增加区域发展新动能，促进地区可持续发展。

关于新能源合作领域，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东盟国家发布《东盟能源合作行动计划（APAEC）》（2021-2025），计划到2025年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供应总量的23%，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总装机容量的35%。东盟成员国提高可再生能源占比决心明确，大多数国家也采取了激励措施。

但是东盟正处在快速发展的阶段，这意味着更高的能源需求，东盟自身的能源结构严重依赖以煤炭为主的化石燃料。全球清洁能源转型的背景下，煤电的加速退出将加剧东盟地区的电力系统与能源安全风险。大量依附于煤炭产业链上的就业将面临冲击，其对社会稳定带来的影响将值得关注。

未来，中国企业可依托自身在绿色经济发展上的成熟技术和成功经验，在海上风能、水电、电力互联互通和绿色交通等方面与东盟国家开展项目。

翟崑总结道，展望未来，中国—东盟传统基建合作潜力巨大，新兴数字合作方兴未艾，合力引领绿色经济机遇叠加。但中国与东盟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经贸合作正在受到内外各种因素的挑战，双方应在深化现有经贸合作的基础上，密切产业合作，共同应对世界经济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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