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淄博吃烧烤了吗？

2023年“五一”假期，淄博晋身“最热门城市”。

烧烤，突然让淄博这样一个三四线工业城市成为“网红”。曾经年轻人向往的城市，或许与文化、旅游相关，且往往是省会城市或新一线城市，而近年来，不少三四线城市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青睐。

新冠疫情过后第一个“五一”小长假，压抑太久的年轻人外出旅游，但集中假期突显了当下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完善，未来可否平稳、健康、可持续地发展，考验着各级政府的“智慧”。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认为，当下中国的城镇化进入“下半场”，已有3亿农民转为“新市民”，未来城镇化率还有10多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提升生活品质，应对老龄化社会补足社区服务短板将大有可为。

“小长假”的极限之考

今年“五一”小长假，国内旅游持续火爆，同时也暴露了不少问题。在徐洪才看来，首先是这种集中式的休假，不利于自然环境与文物的保护。

其次是基础设施的承载力不够。游客到了目的地，景点排队、吃饭排队，表面看是“流量”大了，但这种突然爆发式的增加，不利于管理。旅游行业中很多服务企业是中小企业，或者说是小生意人，旺季时为满足临时的大流量而做生意，到了淡季，没生意了，这样的风险于他们而言非常大。“这就考验了政府管理上的智慧，需要‘削峰填谷’、因地制宜、不断创新。”徐洪才说。

举例来说，进入数字化、智能化时代，信息的传播速度、效率大大提升，当某地接待能力即将超过极限，可以通过信息化的手段，让消费者提前知道，主动回避，建议更改目的地。景区已经人满为患，就不要再对外售票了。“我注意到，‘五一’期间，住宿、交通等价格涨得非常厉害，但涨价应该有幅度，如果涨价依旧不能解决问题，那就意味着价格调整机制失灵了。需引入流量机制，监管部门不能缺位。”

徐洪才举了新加坡的例子：尽管该国国土面积不大，却吸引了八方来客到此旅游，在新冠疫情之前，每到“五一”“十一”长假，有不少中国人前往该国旅游，但并没有让新加坡“失控”，原因在于，通过有效的签证管理，控制入境流量。而目前我国国内大部分地方对于旅客还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因为这样对GDP增长有利。

当下全国人民集中休假的弊端显现，集中出游于各地而言都是“极限之考”，政府这只无形之手，不能缺位。

发掘3亿“新市民”的消费力

2023年经济工作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扩内需”， “拉动消费”。

然而，从市场表现看，老百姓对衣、食方面的消费力有明显的回暖，但住（房）和行（汽车消费），消费力表现只能用“差强人意”来形容。徐洪才认为，住房和汽车属于大宗消费，老百姓还是比较谨慎的。“住房从数据上看，出现了止跌起稳的迹象，但是距离回升向好，还需要时间。老百姓觉得房价相对于他们的收入或者支付能力，还是偏高了。”

造成这一现状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心城市与中低线城市公共服务资源分配不均衡，因此大家都愿意往中心城市聚集，造成房价居高不下。

2023年，汽车“价格战”或将写入历史，在徐洪才看来，“降价潮”从根本上讲，有利于技术进步，有利于降低消费者的购车成本，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拉动消费方面，徐洪表示，重点应该放在3亿“新市民”身上。他们原本是农民，进城务工，且多数又是个体工商户、做小本生意的人，他们很少能进到正规企业中工作，房价高、看病难、孩子上学难是压在他们身上的“三座大山”。 这些“新市民”想要在城里落地生根，买房、买车的需求是有的，如今却是“囊中羞涩”。

徐洪才认为，目前中国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想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数量很难，而最有潜力的就是这3亿“新市民”，需要通过5~10年的努力，将他们转化为中等收入人群，这样整个中国的消费市场规模就起来了，就可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过去中国城市间发展不平衡问题非常严重，大家都往大城市里挤，随着中低线城市差距不断缩小，3亿“新市民”的“落脚点”不一定是大城市，县级市就是不错的选择。换句话说，今后几年，中国经济最有潜力的地方，就是城乡结合部。

然而，当下这些地方的“活力”明显不够，很多县城里的生活非常单调，全国2800多个县级市，这里生活的很多人没有正式工作，除了打麻将，没有多样的生活服务，看病还要到省城去，子女教育问题也得不到更好地解决。

让3亿农民进入城市，帮助他们适应城市生活，提升收入水平，提高消费能力是重中之重。徐洪才说，过去我们强调生产性服务，忽视了生活性服务，生活品质的提升。生活服务是当下的“短板”，特别是老龄化社会加快来临，需要加大这部分的投入。

千百年来，农民把土地视为“命根子”，鼓励3亿农民进入城市，并不意味着让他们失去土地，促进城乡间生产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但这其中也有不少难点。徐洪才认为，首先是土地制度，全国以及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并没有形成，这对于城乡一体化发展有很大障碍。目前土地自由流转还很难，各地土地市场还是碎片化的，很难吸引大量的资本流入，即便大公司参与土地市场的收购兼并也没有兴起，大家都很谨慎，怕出事，在体制机制上并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保障。所以现在城市过剩的资本，宁可闲置在那，也不愿意流到农村。其次是社会保障制度，对人员的流动也有一定的限制。农民60岁以后，按理也应该退休，但没有退休金；另外医疗方面的保障非常低，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并没有实现，城乡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解决，这涉及到几万亿元资金缺口的问题。

徐洪才给出的方向性思考就是盘活国有资产这块“蛋糕”， 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通过国有资产、社会保障资金、财政资金的打通运作，将国有资产无偿划拨到社保基金，显著提升低收入群体、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创造一个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