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人的一天本是从“过早”开始的。 粉面馆、饺子店、饼店、包子铺、粥铺和各种“油货”店面组成一条条“过早街”，热干面“遍地开花”，煎包、团子热气腾腾，油条、面窝、油炸芝麻团和巴掌大的油炸饺子占领油货“高地”，更有出了名的瓦罐汤和五花八门的粥品。

店里熙熙攘攘，有的人甚至连桌子都没有，宁愿站着吃。腾起的热气、吸溜面汤的声音和喧闹的说话声，构成了武汉的早餐时刻，也是这座城一天里最热闹的时刻之一。人们对“过早”的重视甚至有了某种仪式感——过完早，新的一天才算开始。

然而，这种仪式感因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而按下了“暂停键”。2020年1月20日清早，武汉市卫健委宣布“两日新增136例病例”的消息像在人群中投下的炸弹，打破了武汉的热闹。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早餐店纷纷关门歇业，长江二桥不再车水马龙，楚汉路、汉街空空荡荡，夜市大排档门可罗雀，省图书馆门前也只剩四只红灯笼孤零零飘荡。

疫情，仿佛一只“黑天鹅”打乱了武汉、湖北乃至全国人民的生活，一时间全国人民投入到“抗疫”之中，与病毒作战，一同期待武汉的樱花绚烂绽放。

守夜人

“谈华南海鲜市场色变”“谈菊头蝠色变”。疫情发生之初，所有人都把焦点放到了华南海鲜市场，早期病患，不少都有华南海鲜市场的接触史，很多人猜测，这极有可能是这场疫情的病毒源头。2020年1月1日一大早，华南海鲜市场休市，进行环境整治。

金银潭医院是最早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医院，谁也没有料到，从最初的几例患者到将近千名确诊患者，仅仅不到20天时间，武汉大大小小的医院发热患者“人满为患”，医护人员一直在“超负荷”工作。武汉的医院，必须要“外援”了！

徐斌接到前往武汉驰援的通知时，是除夕（1月24日）的下午5点左右，当晚9点，他就要到上海虹桥机场集合，年夜饭已经端上桌，他却忙着收拾行李。原本答应陪8岁儿子看春晚的他，现在只能食言。“还没想好怎么跟孩子说，我妻子就先打了个’预防针’，然后我儿子扭头就走，坐在沙发上掉眼泪。临出门，我都没敢看他的眼睛，还是儿子先跟我说的‘爸爸，注意安全’。”

徐斌说，对儿子来说，自己安全回去就是最好的礼物，“到时候就给他一个消过毒的爸爸吧！”

徐斌是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副主任，也曾参与过SARS及禽流感救治工作，给他的印象是，这次疫情规模太大了。他和同事们到达武汉金银潭医院时，这里的医护人员已精疲力尽，防护物资也捉襟见肘。

从山西省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前往湖北省仙桃市第一人民医院支援的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李晶进入病区前准备了尿不湿，“第一天进去的时候没吃饭没喝水，想先看看待四个小时会不会需要上厕所，还好，没什么问题。”由于每进一次隔离区就要消耗一套新的防护服，所以李晶和其他医护人员尽量减少进出，节约这必要且宝贵的资源。等脱掉后才发现，里层衣服已全部湿透。

徐斌也努力适应着密闭性极强的防护服。“呼吸很费力，护目镜本身视野就小，一呼吸就会起雾，外面的声音变得很轻，听不清楚，甚至自己说话时还能听到回音，跟病人沟通时，不得不凑近身子在病房做些稍微大点的动作，就会出汗。”

说不怕是不现实的。徐斌说，随队医生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传染病防治经验，尤其当手上有重症病人时，心理压力更大，最好的办法就是做好防护，也是让医生感到最安全的方式。他们在防护服上给裹成“粽子”的彼此写下名字，在后背写上“加油”“棒棒哒”，像是暗夜里发着光的涂鸦，在给自己力量的同时，也给了病人安慰。

极端忙碌紧张的工作状态让“守夜人”似乎压抑了内心的情绪，呈现出更多的平静，也被公共交通系统停运后义务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的志愿者司机们记录了下来。志愿者司机群体之一的王宇记得最清楚的是，某天早上接一位医护下夜班，送到后，对方问他：“你一会儿还有行程吗？”王宇说有，对方接着问：“那可以在楼下等我五分钟吗？我上去看一眼我爸妈就走。”对方说得平静，但王宇听得难受，“谁不是谁的儿女，谁又不是谁的爸妈呢？”

移动的“毛细血管”

如果把一座城比作一个人，志愿者们就是其中的毛细血管，就是体内的免疫细胞，一个一个接力，就像细胞不断再生繁殖，最后，一口吃掉病毒。

小肖已经想不起来自己是何时开始做志愿者司机的了，只记得当时在朋友圈里看到一个QQ群在招募志愿者司机，他就加入了。群很暖心，有资源能拿到防护服、酒精、消毒水的司机会分一些给小肖；哪个司机没油了，或者中午没吃饭，群成员就主动转钱给对方。有初中同学知道小肖在接送医护，也会转油钱给他，让他一定做好防护。

医护人员工作时间不固定，从白天到半夜都有需要用车的人。从除夕夜开始，小肖每天睡觉时间都不超过五小时，有时凌晨一点半还在路上。“想法很简单，我跟每个医护也这么讲，如果你们不能准时到达医院或回家休息，就会耽误工作，老百姓就只能等死。”小肖说。

有时，坐在车辆后座的医护会很疲惫，有人会和司机简单聊几句，有人全程都不说话，但暖意的传递并不都靠言语，也会通过行动表达。有医护人员把N95口罩、防护服塞给司机，有人送口罩时偷偷在里面塞20元钱，有人上车前给司机买了面包、鸡排和水，被问多少钱时说：“你别管了，如果你们不去接我，我可能就要步行回家，你们很了不起，武汉要加油！”

但常常宝贵的N95口罩被司机以“你们比我更需要”的理由拒绝，口罩里的钱被再次转回医护人员，人们一来一往输送着彼此的善意，盼着病中的武汉早点康复。

在疫情爆发的前半个月里，物资短缺成另一个“老大难”问题。

口罩告急！防护服告急！护目镜告急！1月23日，包括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在内的20多家医院在网上发布防护物资募捐公告。

第二天，李涌（化名）和朱捷（化名）临时组建起一支物资救援队伍——除夕救援团，从捐赠统计、医院对接、司机招募、仓库管理到交付管理，信息全部公示，交付时留存照片和交接单。

一切为了一线！海外留学生、遍布全国的普通民众，穷尽各自资源寻找物资采购渠道，有人手握物资却因交通管制无法入汉，有人面对溢价一倍多的N95口罩犯了难。为了运输的最后一公里，为了不让捐款被浪费，民间组织、专业机构纷纷应援。

拿着医院开具的情况说明，除夕救援团顺利获得通行证将物资运进武汉，并得到了武汉市委的认可，获得绿色通道放行；李响（化名）和朋友自费从湖北仙桃和浙江建德朝美日化有限公司以成本价采购N95口罩，再到离武汉最近的服务站咸宁运物资进城；专业公益紧急救援机构蓝天救援队协调武汉红十字会顺利进城……

有物资的送物资，没物资的就送水果。家住湖北襄阳市樊城区的于润芳（化名）原本为春节储备了两三万元的水果，疫情发生后，她转战线上给居民派送订单，顾客里就有些医护人员。

“襄阳确诊病例处在爆发期时，跟病人接触的一线医护人员都很难回家。”于润芳就装上十几箱橙子、苹果、梨等新鲜水果，直接开车送到医护所在院区，“希望这些富含维C的水果能帮助医生提升免疫力。”

钱昊冉正是负责金银潭医院附近的京东快递小哥，“盲投”的快件多如牛毛，这是他印象最深刻的。方便面、牛奶、面包、水、口罩、消毒液……这些快递大多都不是医护人员自己网购的东西，而是来自世界各地爱心人士、爱心组织的捐赠。

快递上的收件人名字不再是具体姓名，而是“请交给任何医务人员”“隔离护士姐姐”“协和医院的医护天使”“白衣天使们”……还有人在订单上留言：“能做的不多，希望你们能够多保重，谢谢你们，致敬！”

大决战

从“非典”走过来的人，不会忘记2003年的小汤山医院。7个日夜，4000余名工人参与建设，小汤山医院拔地而起。

17年后，相似的一幕在武汉发生，只是这次是16个昼夜、7000余人的大决战。1月23日，武汉市城建局紧急召集中建三局等单位参加会议，要求建设一座武汉版的小汤山医院。1月24日，这座专门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火神山医院在武汉市蔡甸区知音湖附近开工，两天后，位于武汉市江夏区黄家湖畔的雷神山医院正式开工。

一场彰显中国速度，与病毒的较量开始了。

“我离得近，我可以！”“我年轻，我可以！”“我技术好，我可以！”得知火神山医院信息筹备组面向全国公开招募IT运维志愿者，联想公司的售后服务工程师抢着报名。36岁的工程师武志远争取到一个名额，可没敢告诉外地的父母，7岁的双胞胎儿子得知爸爸要去战斗，懵懂地欢呼：“爸爸是英雄！”却尚未意识到这将是他们父子7年来分开最久的一次。

在联想商用大客户业务湘鄂战区总经理陆远的记忆里，那几天没人在凌晨2点前睡觉，有人只睡3个小时，有人吃着泡面就睡着了。

离开火神山，下一站是雷神山。2月3日，载有电脑等近千件IT设备的货车开往雷神山医院建设工地，工程师潘驰飞和曹晓飞再度请缨参与设备调试，而那时距离他俩在火神山完工仅过去5个小时。

同样争分夺秒的还有中国铁塔和TCL的建设队员们。负责通信基站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国铁塔湖北省武汉市分公司队员承担着施工工人通讯及医护人员运用5G开展远程医疗需求的重任。连日阴雨绵绵让天气变得异常湿冷，周边全部是刚回填的土，地面湿滑泥泞，吊装地面站塔房时，高空作业的塔工被冻得手都伸不开，只有多名塔工轮番操作才顺利完成。

TCL团队则参与了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黄冈定点医院、武汉东西湖方舱医院、随州广水小汤山医院的电视机、座机、冰箱、洗衣机、空调安装工作，大家分工合作，有的做仓库管理，有的从事物流运输，有的则负责现场安装。在TCL里负责协调此次调度、安装事务的工作人员看来，安装很容易，现场突发情况反而是挑战。

2月20日下午4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武汉举行新闻发布会，会议开始后，全体起立，为在疫情中英勇牺牲的医护人员和不幸去世的患者默哀。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经济保卫战

病毒不仅破坏了人类的健康体魄，它也在以极快的速度破坏商业生态。

湖北以外的地区，人们每天关注的不只是不断增长的疫情数字，也在关心着何时能恢复往日的“堵车”，何时能一起吃着火锅唱着歌，何时能开心地“买买买”——这是经济繁荣的缩影，但现在不是这样。

1月22日开始，于闻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商场里的人呈现“断崖式下降”。

除夕当天，所有商家都开始被要求戴口罩，商场楼管负责巡查。于闻想要关店回家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但递交闭店的申请被商场拒绝了。雪上加霜的是，即使申请到了自主闭店，店铺的房租和物业也要正常缴纳。

于闻一个月房租4万元，她对面卖服装的铺子一天租金得上万元。她无比焦虑，“商场应该适当减免租金。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两个月，很多中小企业租户都会被拖垮。”

1月28日晚,万达集团宣布,万达商管集团将对全国所有万达广场的商户自1月24日-2月25日时间内的租金及物业费实行全免政策。

于闻和很多店长都在申请自主闭店，得到的答复是等通知。最后商场同意将半个月的租金减半。

同样的难题也落在了林青的头上，她在大连开设有五家婴儿游泳馆。2月1日，她收到商场发出的关闭通知，所有员工回家待命。这些营业场所，最大的有300多平方米，一个月租金3万元。她还为16名员工租了宿舍，房租加工资让现金只能支撑半个月。

与零售商一同焦虑的还有物流、制造、外贸行业的企业主。

Judith管理一家五个人的小型物流公司，整个春节期间她都忧心忡忡。她的公司从事国内配套运输和国际段运输。

随着新冠病毒疫情的发展，她看到越来越多的航班发出了停航通知。“从短期看，假期延长，国内运输会受司机无法及时到岗的影响，配套物流以及仓库拆装箱能力会有降低。但是这个影响没法与货量的减少和业务量的下降相提并论。”

“我们节后第一周要发的货现在已经100%推迟了，工厂交不出货，国内物流没落实，这是可估算的损失，最让人没法估量的还是心理恐慌，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人和物之间会传染，但是还是会有谣言。”Judith说。

这两年货代行业不景气，余女士的业务量下降了25%。因为面向全球客户，避开了单一国家的风险，还能勉强支撑。从去年开始，“剩者为王”成为货代公司的金科玉律，只要活下来，就能从倒闭的公司那里分得一杯羹。

在资金流方面，余女士不乐观。很多客户资金紧张，拖延付款，以往物流公司以信用结算的方式给客人一月到半年不等的账期，她担心到时资金和收款都会有问题。

“能正常上班”也是从事国际物流的余女士的心病。年前，司机去港口送集装箱货物，这时新型冠状病毒的消息已经铺天盖地地传来。司机因为劳累，到港口咳嗽了几下，立刻被隔离，一车货眼睁睁地过了进港的时间，虽然最后花钱把问题解决了，但是后面怎么办？一旦员工回来有人感染，谁来送货。为了防控疫情，检查环节一定会延长，若是错过时间进港，是不是又将增加额外的支出？余女士有些心悸。

按照以往，春节假期即将结束，人们将精神饱满地回到工作岗位，憧憬着新一年的工作，但因疫情影响，多地延迟复工时间。中小企业，作为中国经济不可忽视的一支生力军，面对这场突出其来的“疫情”，或许到了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

复工还是不复工？

2月10日是大部分省市复工的时间。复工还是不复工，这成了每一个企业主的灵魂拷问。

据清华、北大对995家中小企业新冠肺炎病毒影响调查，现金维持一个月以内的占34%,可以维持两个月的占33.1%，这意味着两个月如果不能开工，会有2/3的中小企业要倒闭。另据对收入影响的调查，与2019年相比，下降50%以上的占比29.6%。

活下去才能见到下一个春天，但是怎么才能活？目前，各企业主呼声最大的是复工问题。各地一刀切的封锁给开工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从事礼品出口业务的王小姐告诉《商学院》记者，上海这边虽然陆续有员工返沪，经过隔离期后来上班，但她却面临生产的问题。她的供应商在太仓、昆山和温州。太仓和昆山的工厂无法复工是因为工人还处在回工作地后的隔离期，最快也要24号才能复工。疫情严重的温州可能要等到3月。这导致她在1月底和2月初勉强接到的欧洲新订单无法操作。

李克强总理2月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强调，要在全力以赴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分类有序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疫情之下，各省市出台了各种帮扶企业的政策。据不完全统计已达69份。在税费、保险费、社保费、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等税种上予以减免，但不少小微企业反映，这些政策“远水解不了近渴”。眼前最现实的房租和工资问题就无法逾越，并不是每家商业地产公司都愿意像万达那样减免一个月的房租。

周翔对复工形势进行分析时指出，小微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最差，如果小微企业倒一大批，会重创供应链。尤其是在商业分工非常细致的产业链环境中，下游的布匹企业不开工或者倒闭，会影响上游的座椅、家纺等一系列与之相关的中型企业，如果中型企业出现大面积的倒闭潮就会影响国民经济。尤其是在江浙一带，中小企业占比高达97%以上。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外贸企业大多分布在东南沿海，工人则来自中西部地区和北方地区，如果工人过不来，光靠机器也没办法生产。“政府在救助时要考虑到企业的差异性，要提升救助效果还需要进行细分。”

 危中未必有机

塔布勒在《黑天鹅》一书中写道，“进化是一系列侥幸的成功，有好的，但许多是不好的。你只是看到好的，然而在短期内，那些真正对你好的并不明显，当你处在会产生黑天鹅现象的极端斯坦环境下尤其如此。”

人们所看到的事物与真正存在的事物之间的差异称为偏差。“偏差”是一种系统性错误，它导致人们总是对事物的影响作出更为积极或是更为消极的判断。

如果我们承认认知有偏差，那么又该如何看待这场史无前例的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呢？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孙金云副教授认为，我们需要把危险认识清楚，危险严重到什么程度，到底对谁有影响，影响的程度是不一样的。百分之百的危险不见得会带来百分之百的机会。

危机面前，需要保持的是冷静与理性。孙金云建议，不妨从周期律的思维来做判断。一是看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将走出一个怎样的周期律曲线；二是这个周期律的曲线时间长度是多少。

如果疫情到4月趋近于尾声，对于经济的影响恐怕才刚刚开始。所以需要去探讨后续对经济的影响到底会达到怎样的程度。

在讨论对经济的影响之前，孙金云认为，社会要有宽容的精神接纳创业者的失败。

一份国外的顶级管理学期刊以日本企业为例，研究政府在企业倒闭流程和政策方面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倒闭越容易，再创业的可能性就越高，政策应尽可能降低企业关门的壁垒。

但是在中国创业，人们会把企业的失败与个人的失败紧密联系在一起，会面临着个人信用的破产和周围亲朋好友的背叛，在这种情况下要二次崛起，成功率未必会更高。所以，中小企业倒闭付出的成本非常高，不能只看表面的财务成本。

那么，此时各行业都在面临怎样的挑战？孙金云针对疫情影响深浅分为六大类。

第一类是几乎不受疫情任何影响的行业，比如说水、电、煤，以及一些常用的慢性病药物。

第二类是在疫情爆发时迎来的需求急剧爆发的行业，但随着疫情结束需求就结束了。这类又分为低值高频消费，口罩、防护服、护目镜、酒精、清洁用品，以及高值低频消费，比如呼吸机、氧气的生产。因此如果要往这方面转型，需要做逆向思考，考虑转型的结果。

第三类是在疫情过后马上面临报复性反弹的行业。短期需求反弹的一个是餐饮，另一个是健身房。旅游中邮轮游不见得会反弹，但是乡村旅游、民宿等一些山清水秀的地方可能会反弹。

第四类是短期受到深远影响，后期快速恢复。但很多受到压制的需求就算给机会也增长不了多少，比如农产品。

第五类是短期内爆发式增长，后续依然会持续。与在家有关的办公软件都会迎来一个很好的机会。在线教育也会有爆发的机会。与办公软件被垄断不同的是，在线教育的需求是高度多元化的。中学、小学、幼儿园的需求各个不同，学科教育的要求也不同，因此其中充满了大量的机会。

第六类增长会像个勺型。当下受到很大的影响，接下来会有一个缓慢恢复的过程。

活下去、撑得长

周翔认为，政府救助就像此次病毒治疗，活下来没有特效药，全靠企业自身免疫力。企业应该自救，而不是等政府来救，这才是关键点。

当下，控制疫情是第一要务。目前的打法是基于短期内控制疫情的预期，二月迎来拐点，三月控制住疫情，四月基本得到缓解。但如果疫情是长期的，退税、退社保、减息也无法起到作用，因为企业可能就此倒闭了。周翔说，“所以，企业需要尽快恢复生产，在这个过程中苦练内功，把家里能干的活先干了。最重要的是两点，一是队伍不能散，二是有足够的现金。活下去，保证自己不成为别人的’遗产’。”

孙金云给中小企业的建议是，“活下去、撑得长才能见到下一个春天。”

怎么才能活下去？孙金云说，以前讲的是增长，现在考虑的是生存。

方法一：调整组织目标

短期现金为王。企业要分析自身的极限生存时长。所谓极限生存时长就是把收入按照不同的结构做估测，当出现最糟糕的情形时能活几个月。测算出来后，想办法做调整，再测算看能延长几个月。当前的组织目标变成能活多久，只有活下去才能考虑到后续的办法。

中期做能力提升。能力提升主要思考的是到底你可以在哪一项或几项获得突破，接下来三五个月时间集中力量突破一个能力。

长期做好组织效率提升的准备。以往太多中小企业同质化发展，只知道强调规模，不知道强调效率，所以要转变思路，在效率方面做改进。

方法二：扩展组织边界

一是动态聘用员工。企业在全员聘用和全员解聘之间可以找到解决办法。企业不要为了情怀死扛，扛到最后企业倒闭，员工失去工作岗位。在艰难时期，可以和员工协商工资延期支付，或者把现在对组织的投入转化成未来股权。只要去学习就能找到这种过渡性的办法。

其次弹性工作时间。以前工作成果以KPI来考核，现在的目标需要转化成OKR（目标关键成果），是组织需要的就大胆做，而不是事先把指标确定下来。

第三则是再造价值链条。可以采用敌友竞合转换。以往的竞争对手此时要看有没有可能成为合作伙伴。

纾困在眼下

中山文投董事长张直在疫情爆发后，提出《关于对因疫情受灾中小民企进行纾困支持的建议》，其中涉及金融、涉企收费和减税三个方面。

金融方面要求适度加大信贷资金投放，稳贷不抽贷；降低存量贷款利息，力求在信贷成本方面实现“竞争中性”，减除民企高过国企贷款成本部分；新增特惠贷款。对具备一定稳商、招商效应的企业实行特惠甚至免息贷款。

涉企收费方面主要建议社保减半或缓交，免除3～6个月的房租。减税方面还需要加大力度，并对水电气等生产要素降费。

张直同时还以中欧、长江商学院EMBA毕业生在渝企业为调研对象，向政府提交《重庆中小民企生存状况调研及质化分析》。其中的结论是：

83%的受访企业第一提及率的关键词是融资难、融资贵，加上第二提及率，受访企业对该语词总提及率高达96%（仅外资企业及上市公司未提及）；

78%的受访企业提及国进民退。同时61%的受访者对重庆能否落实竞争中性持审慎态度。其中1位深度访谈者提供一份混改合作失败案例；

67%的受访企业反映税赋及社保导致企业综合成本偏高。54%的受访企业经历过劳动仲裁过度保护劳动者致企业损失；

59%的企业陈述司法自由裁量权过大导致权益受损，现实中存在以维权为商业模式的“专业诉讼”公司；

56%的受访企业提及政府职能部门懒政怠政。政府人员效率低下与过度管控同时作用于市场，导致营商环境不尽如人意。

对此张直认为，疫情下对中小企业的救助诚然必要，但疫情影响时间有限，若要保证长期发展，还需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问题，创造一个开放、包容的营商环境。

周翔在采访时总结到，中国企业始于80年代末，还没有经历过完整的长周期，资历尚浅，一个经济的长周期通常要七八十年，长周期中还会有小周期，“从长周期来看，天灾人祸都是正常现象。从周期的角度来看风险，这不会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企业和人有反脆弱性才能活到今天。凡不能杀死我的，必使我更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