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在21岁之际，宣布对外“迭代”使命愿景：用户为本，科技向善。这是2018年“930架构”调整后，腾讯在价值观体系的一次升级，这也引发了来自各界学者的讨论。

为什么在科技如此深刻影响人们生活的今天，要着重提出“向善”？数字经济在给中国带来弯道超车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诸如“携程们”屡禁不止的大数据杀熟、滴滴顺风车“不作为”带来的安全风险、考拉征信涉嫌非法缓存公民个人信息、百合佳缘斩不断的婚恋黑产……科技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露出它“恶”的那一面。今天商业洪流裹挟着来势凶猛的科技浪潮，如何有边界地创新，成为人们所关注的问题。这时，正向而善意的价值观力量正是我们需要呼吁的。这是面对未知世界的一种不得不做的选择。

科技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必须要巨头呼吁“向善”？具体到商业行为中又将如何向善？《商学院》记者分别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段伟文教授以及斯道资本执行董事张矩，后者曾在Google从事多年技术工作，也是中国云计算发展的早期参与者。

科技向善：为创新搭建“伦理软着陆机制”

关于为什么要在这时提出“科技向善”，段伟文指出，数字化时代技术迭代加快，很多应用场景和结果无法预知，这种不确定性与工业时代相对缓慢而确定的变革相比，让“技术是否向善”这一问题变得更加重要。

客观来看，一项创新技术的应用，如果在一开始就从伦理角度去审度，减少危害和风险，这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但是，科技发展速度加快，一项创新技术究竟会带来什么问题和弊端，一开始是不太明确。在这种不确定性面前，公众会有一种伦理恐慌，比如人工智能、人脸识别等领域。问题的关键不是创新做先手，还是伦理是先手，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不断反馈、修正、迭代、更新的机制。

现代大量技术具有媒介性，既是社交网络同时又是社交媒介。这比以往的技术会更直接地涉及到人的精神生活，比如尊严、隐私、安全等。所以，对“向善”问题的重视，也与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的传播性有很大关系。企业面对这种不确定性也会有一定压力。由于技术迭代速度快，如果缺乏前期的伦理介入，在运行过程中出现问题，导致社会舆论的压力，甚至监管层的介入，会导致产品服务难以运行。这对于企业来说是更大的损失，也是焦虑所在。他总结，现在强调“向善”的伦理维度，实际上是给新技术、产品和服务提供一个“伦理软着陆机制”，避免引发隐性的、刚性的价值冲突。

  “向善”需要内部平衡和外部监督

段伟文认为，企业以科技向善为使命，意味着“善”成为评估技术、产品、服务的重要价值和维度。这意味着在进行创新时，需要做利益权衡，要综合技术和伦理的复合性。有一些产品在设计时也会通过AB测试等方法，来寻求商业价值的最大化，追求流量、点击转化率等，甚至为了这一目的而不惜牺牲用户的相关权利。

这时，政府、公众，以及媒体应该有更强的权利意识，以及伦理道德上的价值敏感性。每一个人在使用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时，也要学会反思，权利是否被侵犯或者自己的行为侵犯了别人的权利。这需要公众的觉悟，也需要媒体和社会的监督和探讨。

“跟做人一样，向善是一种修为。”段伟文说到。人在面临抉择时，也需要做价值权衡，在各种利益漩涡中纠结，甚至是“天人之战”式的冲突。所以，在他看来，相对于人的向善，对于面向公众的企业来说，提出追求“向善”是相对简单的。虽然具体实践会面临困难，需要一步一步去实践，一旦有这样的使命感，会驱动企业向这一方面努力。所以，从长远来看，选择这样一个价值观反而是最容易的一条路。

警惕以“善”为前提的隐性之恶

在斯道资本执行董事张矩看来，从工业社会发展到信息社会，传统物质生产资料变为数据，对于掌握上亿用户行为数据的互联网巨头，它们拥有巨量资产，同时也要肩负更大责任。同时，当企业上市成为公众企业后，接受更严格的监管也是一种必然。无论是在信息披露上，还是在业务发展过程中，都应该对公众利益负责。

不过，张矩认为，与以前不同的是，当数据变为资产，法律法规的框架也需要更新。因为，新技术带来的风险模糊，甚至未知，法律无法清晰明确给予定论。比如，美国Facebook侵犯隐私案件必须要不停举办听证会来审议。

互联网本身是一个中性词

张矩强调，科技，包括互联网本身是一个中性词，本质上是通过信息传播加速提升效率。目前信息过载的情况下，必然会对社会结构产生影响。在出现问题时，法律法规的滞后，导致我们需要以应激性质的道德审判充当前锋，采取一些临时性方案加以遏制，缺乏系统性对策。这一问题在全世界都存在。

他认为，与Google当年提出“不作恶”一样，腾讯提出“科技向善”也是表达立场。这其中重要的意义，首先承认了科技是中性的，并非是普遍意义上的褒义，科技需要用规则和价值判断来规范。但是，如果仅仅从道德角度敦促一个企业做“向善”选择，就会陷入一种模糊状态。张矩指出，数字化时代与工业文明时代，技术的双刃剑影响其实是类似的。

中国的飞速发展，让人们刚刚享受到技术革命的红利，拥有了现代化生活。大家对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缺乏深刻体会，或者已经忘记。在工业技术成熟期和普及期之前，维护劳动者权益、保护环境、约束商业行为的法律法规不完善，诸如对工人的剥削、伦敦雾霾等社会问题都曾经发生过，不过我们现在已经忘记。

与工业时代不同的是，这次信息技术革命发展速度更快。生产资料从物质变为数据后，在马太效应影响下，会形成巨大的数据垄断企业，而技术普及也改变不了生产资料的拥有状态。

 “向善”责任无法推给用户自觉

在张矩看来，数字化时代商业的一大特点是用户大规模参与，共同构成产品本身。而企业寄希望于用户行为“向善”来确保安全发展，基本是无法实现的。同时，从经济学角度讲，把责任推给终端用户，而不是约束企业经营行为，这带来的社会成本会非常高。试想，如果每个人在吃穿住用行时，都需要审核一下这些产品和服务是不是资质齐全、合规，成本会非常高。只有企业去维护可信的环境，这样成本才会最低。而当企业承担起这一责任，才能赢得更多用户信赖，从而实现更大发展。这也是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仅仅从道德上约束很难。

当企业只是从道德上约束员工行为，一旦出现信息不对称和利差，很容易滋生腐败。越从道德上约束企业，寻租空间和利差就会越多。所以，还需要建立透明机制和竞争环境，以及完善法律法规，这样才能减少“做恶”的可能。

比起看得见的恶，隐性之恶更值得警惕

 张矩强调，“科技向善”并非仅仅是利用科技来直接解决社会问题，比如利用互联网平台筹资做公益，利用人脸识别技术寻找失踪儿童，或者利用数字化技术保护文化遗产，更关键在于要从现有的产业体系和商业模式中，反思产品和服务带来的广泛社会影响。

游戏造成的沉迷问题，短视频内容减弱人的专注力，电商、外卖平台带来的包装污染问题等。虽然，游戏、短视频平台都对用户提醒可以设置“青少年模式”，但是，这种希望用户主动设置的选项引导效果有限，只是为了规避风险和责任。

对于平台来说，收集了用户这么多数据，是有能力精准判断用户是不是青少年。同时，游戏背后是大量心理学专家设计出引人入胜的沉浸感，普通用户很难抗拒。作为负责任的企业，应该设计让出现沉迷的用户走出来的强制机制，而不是让用户自主去做选择。同时，外卖企业应该减少塑料垃圾，甚至投资可回收材料，这是应该承担的责任。

在强调“科技向善”中，最被常提起的维度就是数据安全。张矩认为，比保护数据和隐私更重要的问题是，技术对人行为习惯的塑造，这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是不可预估的。在他看来，技术更深远的影响，是对人和社会行为的影响，如果人不能与之适应或者尝试控制，就会变成很大潜在的问题。“主观作恶都是小恶，更大的恶，往往是在‘善’的前提下，不知不觉而造成的不可挽回的后果。”张矩说。不过，人们对技术会有一种天然乐观，会相信等出现问题后，各种制度会慢慢迭代、适应，最终风险被化解。

张矩认为，因为现在技术发展太快，制度、法律、伦理、心智等都跟不上，只有这段时间很痛苦，等一系列配套措施逐渐完善，这种焦虑和恐惧就会淡弱。就如工业革命导致生产大发展后，罗斯福推行福利政策来解决劳资矛盾一样。

以用户需求为中心不能走偏

不可否认，以用户需求为导向，需求本身存在导向性问题。张矩认为，根据马斯洛理论，用户的需求是分层次的，精英们希望商业环境可以提高人的层次，而不是引诱人们下降一个层次，但是从商业化角度看，这件事不可避免。越低的需求层次就越容易控制和满足。

以美容整形为例，如果以道德为标准来限制企业经营，就会产生黑市。张矩直言，一些问题不是技术能解决，需要人们升级自我管理和修养，把一些需求漏洞给堵上，不然永远都会被人利用。即使不是正常利用，也可能是偷偷摸摸利用。在精英社会体系，高低层次的需求会呈现一个平衡态。但是以美国为例，随着特朗普的上台会产生一个逆转。他所呼吁的诉求，层次越来越低，并且通过互联网的传播效应，引发巨大影响和追随。这也是很多美国人非常痛苦和悲观的原因。

在张矩看来，呼吁人或者呼吁公司向善是营造美好社会的途径之一，但是绝对不会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从企业与个人成长角度看，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个体要讲究诚信、正直、尊重他人，这需要回归到教育和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当人们开始不仅仅在乎个人利益，而是主动关照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时，才能实现从内到外的向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