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芳芳

ID | BMR2004

当工业机器人能熟练地焊接、组装仪器，当智能穿戴设备、智能家居与我们零距离接触，当DeepSeek、ChatGPT等大语言模型逐渐成为我们的学习伙伴、有求必应的“数字伴侣”，你是否意识到人类已经从电子信息时代跨入数字智能时代？

AI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为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能，推动了新型生产关系的构建和整个社会的深层次变革，也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国务院近日发布了《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明确了“加快形成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形态”的发展思想，提出了未来十年我国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各阶段目标和具体时间节点：到2027年，率先实现人工智能与6大重点领域（科技、产业、消费、民生、治理、全球合作）广泛深度融合，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70%，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快速增长；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90%，智能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到2035年，我国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新阶段，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可见，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它将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发展深度融合，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普及率的提高，我们将有可能用人工智能来创造新的社会形态。

把人工智能发展提升到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地位，这一顶层设计具有重大意义。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

200多年前，蒸汽机与纺纱机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序幕，从此，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带来生产力的革命性跃升，导致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关系发生深刻变革，而社会变革又重塑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马克思总结历史发展规律时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这表明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形态的变革起决定性作用。马克思通过观察分析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指出“机器的发展”是促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革命化”的变革性因素，而生产关系的变革会引起社会关系的改变，进而改变工人的生活方式。

蒸汽机推动第一次工业革命一百年之后，电力的广泛使用推动人类社会步入电气时代；而20世纪40年代，电子计算机的诞生，标志着人类社会迈入电子信息时代。而今，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我们迎来了数字智能时代。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科技的高速发展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些重大现实问题：例如，空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会不会导致发展的不平衡加剧？我们能否将严峻的挑战转化成机遇，建立一个公平有序的文明社会？

在人工智能大模型渗透社会生产生活各领域的历史关头，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擘画了智能时代发展的蓝图。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方式，推动人类社会迎来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目标为智能时代的发展指明了出路。

凡事预则立。为了迎接智能时代的挑战和机遇，党和国家不断完善顶层设计，相继出台发展人工智能的规划和指导意见。

2017年，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实现重大突破，部分技术和应用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人工智能成为带动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动力；到2030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和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十四五”规划将人工智能优先级提升。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将人工智能列入战略性产业，推动实现各行业的数智化转型。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培育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而国务院日前发布的《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提出了明确目标和发展的时间线。

什么是人工智能？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2018年）》，人工智能是指利用数字计算机或者由数字计算机控制的机器，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类的智能，感知环境、获取知识并使用知识获得最佳结果的理论、方法、技术和应用系统。通俗地说，人工智能就是用机器模拟人的脑力劳动，做到会看、会听、会说、会学习、会运动。而算法、算力、数据是人工智能的“三驾马车”。

从哲学的观点看，人工智能的定义包含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是智能；第二，机器能否模拟人的智能。自古希腊以来，哲学就以认识为研究对象。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第一句话就是：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他认为形而上学研究“是本身”，而其他科学研究“是”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其他科学是关于一类事物的认识，而哲学是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围绕“S是P”的基本句式讨论人的思维方式，区分出主谓结构中，主词“S”是谈论的东西，而谓词“P”是对所谈论东西的描述。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区分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讨论涉及肯定和否定的质的范畴等形成认识的先天的东西。而现代逻辑的建立和发展，则为第二个问题的部分实现奠定了基础。

现代逻辑的奠基人弗雷格（Gottlob Frege）用自变元和函数这两个概念替代传统逻辑的主词和谓词，构造出概念文字——一种模仿算术语言构造的纯思维的形式语言。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弗雷格工作的基础上发展了数学形式化方法，为数学推理和机器定理证明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们的形式化工作影响了“人工智能之父”图灵（Alan Turing）。

我国数学家吴文俊也应用形式化的思想方法，把几何定理的证明转化为代数方程组的变形与化简，开创了几何定理的机器证明。可见，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对语言的分析和对推理的分析，深刻揭示了人的思维方式，对人工智能的“符号学派”产生了影响。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看，如何看待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与关于生产要素的认识密切相关。有的学者认为，人工智能与机器一样，都是对人类脑力和体力的延伸，它们没有自我意识，缺乏价值判断，因而不具有自主性，只是生产工具的演化，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而不是劳动者。而有的学者认为，人工智能与传统的机器有重要区别，一些智能体具有一定的意识和自主性。目前，有的大模型学会了数数，能模仿乘法、除法、组合、递归等数学运算；有的智能体能够深度学习，通过多层神经网络对海量数据进行学习，能够自主识别模式、做出决策，这对劳动者和生产工具的区分提出挑战。还有的学者认为，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数据成为一种新的生产资料或生产对象，它和土地、资本一样，都成为生产要素。

可见，在智能时代，“人机协同”的生产方式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出了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辨析。回答时代之问是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题中之义。

人工智能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新变化。

第一，凸显了科技创新对新质生产力的引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引领技术，需要我们加强对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自主研发能力，实现自主创新。

例如，我国光刻机研究的突破，解决了行业发展的“卡脖子”问题，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了算力保障；我国自主研发了视频大模型Vidu，支持用户生成视频和图像。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许多企业加大了研发投入，一些小而精的企业掌握了“独门绝技”而获得生存和发展空间。在“十四五”期间，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超3.6万亿元，重视自主创新已经成为各行业共识，自主创新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

第二，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培育智能产业的壮大发展，有助于推动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例如，在我国高铁的路基、桥梁、隧道建设中，BIM（建筑信息模型）技术、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融合，使高铁建设实现了由粗放施工到精准制造的技术升级。又如，我国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的工业机器人和智能装备走进手机、家电和高端装备生产线，拉动上百条产业链共同跃升。人工智能与高端仪器制造、光伏、大飞机制造等产业深度融合，促进了制造业的集群化、数字化发展。在绿色化发展方面，我国在内蒙古等地区发展风能等绿色电力，支撑人工智能的算力产业发展；而AI无人机测量森林碳汇，也为“绿水青山”贡献力量。未来“大模型+”应用前景的进一步拓展，将推动各产业跨界融合，为高质量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新动能，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第三，人工智能与医疗、教育等民生领域深度融合，让更多的人共享美好生活。在气象领域，短时预报和临近预报的人工智能模型投入运行，提供更精准的天气预报服务和极端天气预警。在医疗领域，AI图像识别和技术分析可以帮助医生更迅速准确地诊断，AI机器人能完成疑难复杂的手术。在教育领域，部分AI老师可以为学生制定个性化教学方案，实现“精准教学”。

我们在享受AI带来的便捷生活的同时，也需要警惕一些潜在的风险。例如，使用AI辅助驾驶、辅助医疗手术时，可能存在责任风险和决策风险，需要进一步讨论相关伦理问题，建立“责任AI”认证体系；智能穿戴设备和“数字伴侣”可收集大量个人数据，可能泄露个人隐私，甚至造成安全风险，需要不断完善敏感权限的授权法规；短视频和游戏平台通过AI算法推送内容，不仅可能诱导用户沉迷，还可能形成信息茧房效应，甚至有些内容存在价值观偏差，对于未成年人的成长造成负面影响，应引导企业在开发AI产品时进行数字健康干预。

AI的发展除了在个人行为层面带来伦理风险和安全风险，还可能在社会层面导致治理风险。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会使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凸显。我们必须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差距，会不会导致贫富差距、南北差距、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在快速演进的变局中，经济、政治危机的可能性会不会增大？ 

为解决生产力高速发展可能带来的社会治理风险，需要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社会形态。马克思指出：“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经济和社会关系，需要加快形成“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形态”，实现人与人的团结合作、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世界各国共创分享发展成果。 

实现各国共创分享的智能社会新形态，需要将共享观念深入人心，进一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通过全球治理倡议凝聚共识。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人工智能的合作与交流。日前，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启动建设，推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人工智能合作迈上一个新台阶。各国携起手来，摒弃零和博弈思维，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惠及全球南方，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稳定有序、公正与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作者唐芳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