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是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其结果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不仅显示我国现阶段人口数量、结构、分布的最新情况，还能了解人力资源结构的最新信息。同时，能够为我国“十四五”期间更好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有力的数字依据，也是我国迈向现代化目标的数据基础之一。

5月11日10时，国家统计局公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下午，盘古智库举办专题研讨会，并汇集智库专家睿评，探讨“七普”数据显示了哪些转折点，可能暗藏怎样的经济社会发展节点，又会带来哪些挑战与机遇？

盘古智库理事长易鹏：

第一，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63.89%，对比2019年数据，城镇化率大幅提升，这说明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调整纠正了整个城镇化率的指标，按照这样，“十四五”时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到65%的规划目标将会顺利完成。所以，第一方面，十四五的城镇化率目标可能要进一步提高标准、要微调，可能要调到更高；第二方面，还是要提高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的水平、质量，有更好的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第二，我们可以看到，数据显示广东人口增速最高的，增加了2000多万人，达到了1.26亿人，同时老龄化程度是偏低的，60岁以上人口占比12.35%，再次证明一点：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吸引人口能力更强，人往高处走是最残酷也是最现实的。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坚持市场化的趋势和路径，只有这样这个地方才会更兴旺，有更多人来，这是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中心主任、老龄社会30人论坛成员、信息社会50人论坛成员梁春晓：

在面对未来的挑战，我们不一定要持一种悲观的态度，只看到负面的影响。未来的老龄化不是问题，不适应老龄化才是最大的问题，因为传统的社会体系都是围绕年轻社会形成并展开的，而今需要有一个全面的创新和转型。根据今天公布的数据看，一两年后，60岁以上的人口占比会达到20%，我们就正式、全面地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多不见得是问题，人口少也不见得是问题。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人口由多变少，这其中包括最近这两年新生儿出生数量由多变少，老龄人口由少变多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人口变化。而这种变化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挑战，如对原有经济社会结构带来的巨大挑战。在人口结构性的变化过程中可能出现各种挑战，以及我们怎么去应对这种挑战。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老龄社会30人论坛成员、优客工场创始人毛大庆：

第一，今天有一个跨度很大的数据我们特别关注。15-59岁人口大概占了总人口的63.35%，这里面大概有多少人在未来十年要进入60岁、65岁？这个数据很重要，因为它会直接影响往后十年国家在哪些方面会面临压力，比如财政、医疗、养老、就业。60-69岁的低龄老人占60岁以上人口的55.83%。我认为60多岁是可以再做点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60岁到65岁，65岁到70岁，差五岁的变化是很大的。这意味着负担的增长、贡献力的减弱，以及难以参与到未来带有很多新技术的工作中，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细化，包括各经济单位要如何应对。

第二，5亿多生活在乡村的人口也值得我们关注。14亿人中5亿多在乡村生活，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63.89%。“十四五”的目标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5%，似乎很快就能达到了。这就非常需要分析现在农村的5亿人中到底有多少是不可移动人口？同时，这里面有多少是留守儿童？我觉得有必要研究的是，这5.1亿多在农村的人到底是什么人，多大年纪，多少是老人，多少是小孩。而且我认为，中国老龄化严重问题的爆发，会先从农村开始。这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可能要研究这个数据背后的三件事：第一，关于农业生产的问题。过去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谈城镇化率，我们把城市当作经济的发动机，但是其实我们离不开农村的生产，离不开粮食。不保有两亿农业生产人口，我们的粮食供应等难以为济。为什么我特别想剖析乡村的5.1亿是什么人？一旦城镇化以后，逆城镇化是不可能。这个问题需要得到重视。第二，医疗资源问题。目前的人口结构对医院、医疗的依赖度还是迄今为止最低的，现在还是千人拥有1.49个医生。如果老年人口上涨、年轻人口下降、培育医生的能力下降，但需要医生的人在急剧增长——逆行趋势让下一个时代的医疗压力巨大的，当医疗资源极度匮乏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社会场景？值得关注。第三，教育问题。教育问题带来两个问题。一个是人口变少、年轻人变少的时候，更加需要在新增人口的教育上投入更多的钱和精力，因为我们需要高水平劳动力、产业工人。第二个，会有很多学校关门，东北大批量在关学校、关幼儿园，这些问题如何应对。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前院长、上海市人口学会副会长丁金宏：

整体上全国人口增长率是下降的，上一个十年年均增长率是7‰，现在下降到5.8‰，这基本是符合预期的，但是从区域上看各省差异很大，各省增长率排序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上一个十年有四个省市的年均增长率高于20‰，最高的北京市达到37.5‰，另外三个省市是上海、天津和广东；浙江、新疆等省区六个省区的增长率在10-20‰的中高水平；江西、山西等十省区在5-10‰的中低水平；广西、辽宁等七省区处于0-5‰的低增长状态；贵州、四川、湖北和重庆为负增长，其中湖北为中部强省，重庆为直辖市，两省人口率先下跌令人困惑。

六普到七普的新十年中已不再有20‰以上的高增长省份，但西藏、广东两省区接近20‰成为人口增长最快的省份，广东作为经济强省保持人口持续高速增长实为中国的一大奇观，易鹏理事长提到凡是市场经济发展好的地方，人口吸引力非常大，这是判断是很有道理的；西藏的领先可能反映了民族人口自然增长优势的相对突显。紧随广东的是浙江、新疆、宁夏与海南，又似两对由经济活力与自然增长界定的东西“孪生兄弟”。北京虽然以11.1‰忝列中高水平，但与上一轮的榜首位置已不可同日而语；相反，重庆、贵州从负增长位置翻身到10‰以上，前者正名了直辖市的身份，后者是否得益于脱贫攻坚及大数据产业崛起有待进一步验证。

在0-10‰这一梯队中，省份位置变动不是很大，但上海、天津“落架”至此，加之北京的大幅暴跌，或许标志城市化的超核集聚阶段接近尾声。

这十年的负增长队列进一步延长，而且“队员”也大换血。甘肃、山西、辽宁和内蒙四省区的增长率齐整地跌到-2‰以下，成为减员“新兵”；黑龙江、吉林两省分别达到-18.3‰和-13.1‰实在是开创了人口负增长的新纪元，虽说在生育率低迷的时代负增长不可避免，但是跌幅过深还是非常值得警觉的，扭转这一趋势不仅需要发展经济、提高大城市吸引人口优势，当地政府还要提高工作意识、改进工作方法。

关于生育问题，2020年1200万的出生人口数字较上轮人口普查已有下降，但人口生育下降甚至负增长，在中国以及全世界范围内都无法避免，甚至没有必要避免，因为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无论是全球还是一个国家的人口增长都有相似的轨迹。如果把人类作为普通生物的物种来看，没有哪个物种能够只增不减，人类必须实事求是的对待自己，人口总数持续增长了很多年，应该有一个下降过程。工业革命之后至今，是疯狂增长的两三个世纪，肯定会有一个下降过程。所以中国人口、全世界人口都将会在未来出现负增长趋势，这只是时间问题。

生育率下降，势必伴随结构调整的过程，会给人类带来一定阵痛。但这个问题，既然不可避免，就想办法正确应对，靠提升生育率能够缓和老龄化，但不能消除老龄化。不应仅仅依靠提高生育来应对老龄化，但应放开生育，生育的权利交由国民自己决定。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

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加剧的问题，基础是我们要尊重人口发展的规律，要从人口理论以及人口发展规律去认识这一现象。

第一，出生率下降跟生育率以及老龄化息息相关。为什么会出现老龄化现象？很简单，生育率下降，死亡率下降，这两个要素下降导致老龄化。生育率下降是每年出生的人数在减少，补充到低年龄组的人口减少。而死亡率下降意味着寿命的延长，年龄结构顶端的人口越积越多，这是老龄化的过程。

第二，伴随着人口死亡率的下降，人的寿命也在延长。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预期寿命在43岁左右，现在我们的预期寿命是77.3岁，未来还会继续增长。所以，我们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不能更改、不可逆转。

根据我们的研究，在社会领域会带来三个矛盾。

第一个是家庭代际矛盾。独生子女家庭是我们过去的一段时间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独生子女的主体是90后，当他们的父母逐渐地步入老年，晚年生活和子女负担之间可能会发生冲突。年轻人是缴费的一代，老年人是花钱的一代，代际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之后可能会展现出来。

第二个是家庭养老负担加重，而家庭的养老功能在削弱。如果65岁算老人的话，现在4个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供养1个65岁以上的老人。到2035年后，劳动年龄人口会减少为2个，到2050年大概只有1.5个。这样的社会抚养结构的变化，会影响到整个社会公共资源配置的变化。

第三个是社会管理不适应的矛盾。过去，中国是一个年轻人口占主流、成年型的社会，我们的社会公共政策体系、社会管理体系、社会福利体系都是针对这样的人口结构来创建的，包括社会养老制度都是在成年型社会的基础上诞生的。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管清友：

全面开放二孩已五年，多重因素导致人口不增反降。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已经五年多了，现如今新生人口却不增反降。大家可以内心自问，特别是年轻的、到生育年龄的朋友，究竟为什么选择不生孩子？我们总结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

一是育龄人口下降。我国育龄妇女数量在减少，生育基数持续萎缩。20-34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在1995年左右达到1.74亿的峰值，到2017年下降到1.6亿。“十四五”期间，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可能将年均减少约620万，出生人口规模自然下降。

二是收入水平提高。一方面，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养儿防老”不复存在，制度养老成为主流，通过多生育抵御养老风险的需求在下降。另一方面，女性接受教育水平比重也在不断上升。如今中国女性“能顶半边天”，劳动参与率超40%，对我国GDP贡献超40%，位居全球前列。随着就业情况得到改善，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也增加了。

三是养育成本上升。如今生产费用不断增加，生活成本逐渐攀升，生育的直接成本，包括怀孕、分娩费用正在增加，同时住房、医疗、教育等间接成本也在攀升。

四是婚姻模式变化。婚育年龄推迟，单身、离婚、丁克普遍。上海初婚男性平均年龄为30.11岁、女性为28.14岁。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为29岁，已经高于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发达国家。

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并不困难，难的是解决“养不起”的顾虑。在国家层面，除了需要完善促进生育政策，也要考虑到完善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比如一些地区的高房价怎办？高医疗成本怎么办？子女教育问题如何解决？解决适龄人口的生育顾虑显然比单纯开放限制更重要。

这里有一组数据非常有意思。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房价对生育孩子的概率有着显著的负影响，房价每上涨1000元，生育一孩的概率将降低1.8%～2.9%，生育二孩的概率将降低2.4%～8.8%。另外也有数据表明，在房价增长最快的地区，生育率下降最严重。25-29岁的育龄妇女中，房价每上涨 10%，人口出生率便会下降 1.5%。

人口问题在未来仍将是社会的热点话题，关系到在座的每个人。从国家角度来讲，这是个非常宏大、长远的社会公共政策问题。对每个个体来讲，更重要的是适应这种变化。随着人口结构这一宏观变化，会带来区域上和产业上的中观变化。在投资中，我们要去捕捉变化过程中的趋势性机会，比如生育服务、辅助生殖等行业很可能逆流而上，部分生存成本友好的二线城市可能一跃进入“新一线”，这些从人口问题衍生而来的是风险，也是投资机会。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教授叶青：

观察“七普”公报，有两个数据值得研究或提出建议。

一是区域人口数据，除了东部人口在增长，中部、西部、东北地区都呈下降趋势，其中东北地区负增长-1.7。另一个是十年间全国人口增长数据，十年时间全国人口增加7000多万。

一、制定区域发展政策、资源的重新配置时，应重视”七普”调查数据。在人口增加的东部地区，很多人均公共产品可能出现短缺，例如医疗资源、教育资源等。但像人口负增长较多的地区，特别是东北地区出现了医疗资源、教育资源的浪费问题。因此，制定发展政策时应更多关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思考提升区域吸引力的有效方法。二、人口政策仍需进一步完善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人口增长并未明显增加，人口政策应仍需进一步完善。对此，可参考两会期间有代表提出的降低结婚年龄、民盟中央提出的可将例如试管婴儿等辅助生育手段产生的费用纳入医保的建议。还可将二孩政策进一步扩大为三孩政策，促进生育率的提升。除此之外，完善托育政策，降低育儿成本也应采取更多的措施。三、对于养老问题的思考应充分发挥区域、城市间各自的资金优势、技术优势、环境优势、养老资源优势，推动跨境、异地等旅居式养老。

在最近中央财大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的座谈会上，我提了13个建议，其中一个是大湾区的养老体系如何构建。香港、澳门有很多老人，有大量的养老需求，也有资金优势、技术优势。相反，广东在这方面比较缺乏，但是有大量的土地空间。所以大湾区养老体系的构造也是重要的发展机会，因为大湾区、粤港澳一体化，这样的问题完全可以从大的角度进行安排。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万喆：

第七次人口普查牵动亿万人的心。准确的说，是141178万人，14亿人。

大家关心的是，中国的“老龄化”趋势愈加明显，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

老龄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大体上是不可倒转的，老年人口的增加是人口从高生殖率和高死亡率转变到低生殖率和低死亡率的结果。而且，老年人口本身也在老龄化。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年龄组是最老的，其年龄是80岁或以上。

很多人将老龄化社会带来挑战归因为生育率下降，甚至也将经济增长减缓也归因于生育率下降，仿佛人口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原因。

然而，这种说法有些“倒因为果”，从而也不能很好的提出对策建议和解决方案。

首先，总体而言，中国仍然是人口大国，所谓“人口红利消失”等论断并没有坚实基础。何况，在新技术的加持下，整个世界的制造环境和商业生态都在发生深刻改变，中国也在转型升级，仅仅以“人口红利”来论及经济发展前景，还是太浅表了。当我们生育率达到高峰的时候，国家和人民是最富裕的吗？当前经济和技术发展形势下，即使再多生几胎，还能够靠所谓“人口红利”，像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靠低廉的人工成本保住“世界工厂”的地位吗？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人工成本的提高不可避免，人力资本和产业的转型升级才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新动力。

接下来，老龄化与生育率低究竟谁为因谁为果？社会老龄化带来了中年人“危机”。目前，老龄化社会已经到来，但社会有没有做好准备？从养老保险、社区服务、到长期护理等，如果中年人都处在“上有老下有小”，全都得自己一力承担的状态下，这可能就是不想、不敢多生的原因。

此外，公报数据还显示，当前，我国城镇化率越来越高。与此同时，流动人口也越来越多。人户分离人口为49276万人。这近5亿人中，有多少人因此难以享受公共服务资源？有多少人因此不能享受正常的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甚至有多少人不能再工作所在地买房买车？这些是不是影响了生育意愿？

没有跟上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等，都成为生育率低的“催化剂”。不去解决这些问题，一味要大家“多生”，既不现实也无意义。

综上所述，人口结构的不均衡，体现的或是相关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的不均衡。而这些不均衡传导到社会民生上，逐渐就导致了人口结构的不均衡。要想解决人口的各种不均衡问题，必须从服务人的政策入手，改变服务和管理理念，提高治理水平和能力。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老龄社会30人论坛成员曾红颖：

第一，老龄化带来的风险可能会优先从农村爆发。我们现有的对农村的认知框架过于单纯，因为不同地域的城乡生活方式存在巨大差异，这需要进行深入研究。中国的人均收入在城乡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农村需要什么创新的方式去迈过农村养老、资源等关键需求，需要在近一两年内做出详细的、分区域的量化。

第二，中国的老龄化还是有腾挪空间的。首先从区域来看，不同区域的老龄化情况差异很大，呈现出一种此起彼伏的状况。老龄化的腾挪空间，所有身份都会出现人口向省会城市和主要中心城市集聚的态势，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共服务配置不均衡的问题。这也是老龄化可腾挪的空间。

第三，老龄化似乎会带来很大的产业，如何真正启动银发经济，是一个真实可考虑的情景。

第四，就业结构问题。第三产业的就业比率，从结构上看不出是创新驱动，服务业里面吸纳就业人口比重最多的依旧是传统服务业。如何用创新驱动就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是我们需要研究的。

第五，人口红利带来的教育红利问题。数据来看目前学历越高，就业难度越大、呼声越高。从就业层面尚不能证明教育红利转化成驱动经济产业升级的因素。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商务广告协会数字经济研究院院长马旗戟：

关于人口普查数据，有四点值得关注：

第一，劳动力规模。我们在评价中国劳动力的潜力和发展状况时，到目前为止，虽然也引入了结构分布、年龄分布等概念，但是我们对于劳动力的总体预估和评估，都是从人次、人数的角度进行评估。劳动力资源或者生产力资源，必须建立一个新的评估方式。

第二，对区域人口和结构以及质量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数量关注。刚才也提到了孤岛化的问题，特别注意的一点，越是经济发达地区，越是人口增加的地区，实际上劳动生产效率越高，所呈现出的区域和区域之间的对比，不单是劳动力规模、数量的简单对比，而是一种指数型的对比。所以我们在注重地区、地方和局部的人口数量变化时，要以指数的市场，而不是以单纯的线性增加。

第三，人口生育的政策，不管是为了控制还是为了激励，都无法对于实际的生育率起到帮助，这个层面讲，全面开放人口生育的政策，或者取消原来的人口生育政策迫在眉睫。

最后，人口红利的概念。人口红利从劳动力市场来说，人口红利问题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科技的提高、制度性的改变来提升效率，在某种程度上比单纯增加人口来的更好。

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级研究员李佳：

从七普的结果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和育龄妇女规模下降，老龄化程度加深，总和生育率下降，出生人口数量走低等。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终将失去曾经的优势地位，传统的人口红利必然由正转负。只有超前谋划，开发老龄群体价值，盘活老龄群体资源，推动人口发展由数量型转变为质量型，才能加快开启新的人口红利。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无锡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吴琦：

人口问题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2011年至2020年，我国总人口增加7206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53%，预计继劳动人口达峰后不久将迎来总人口达峰；与2010年相比，0—14岁、15—59岁、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别上升1.35个百分点、下降6.79个百分点、上升5.44个百分点。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劳动力人口进一步减少，人口结构问题突出。人社部也指出，预计“十四五”期间，我国老年人口将超过3亿人，从轻度老龄化进入到中度老龄化阶段，这必将对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产生影响深远。在我国将数据明确列为第五类生产要素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是应对人口老龄化、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有效手段和必经之路。

一是数字化转型中数据要素对生产效率的提升将进一步凸显。随着信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数据应用已经渗透到了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数据资源也必将成为关键生产要素。相比等统生产要素，数据的大规模应用极大提升了经济社会各领域资源配置能力，降低了经济社会运行损耗。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处理分析和与其他各行业结合的有效利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抵消劳动要素减少的不利影响。

二是数字化转型中将产生新的巨大投资需求。数字化转型需要新的基础设施。为打造适合数字经济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的基础设施环境，当前，我国正在加快构建一个以数据、AI、算力、5G、云计算为核心的科技高速公路，并推出大规模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同时，我国制造业规模庞大，对制造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进行数字化改造也是未来投资最重要的领域。这将对冲人口老龄化提高消费降低储蓄，从而减少投资需求的影响。

三是数字化转型将极大提高社会服务水平。人口老龄化必将产生在个性化定制和高质量服务方面的巨大需求。数字化转型发展将更容易促进社会精细化程度，提高服务水平。其中，产业互联网的发展将使得大规模个性化产品生产成为可能，基于大数据的精准营销、就近服务、服务质量评价，大大促进了供求信息对接、服务质量提升。如数字化技术在保险业应用，可推动老年人保险需求进化，实现保险产品定制化；如在一键叫车、数字缴费、数字医疗等智慧城市和数字生活领域发展将提升老年人出行、购物、办事效率，提升社会养老服务保障效率。（作者为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无锡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吴琦，无锡数字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任大明。）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国盛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熊园：

核心观点：人口增长继续放缓，关注老龄化明显加速等6大结构性特征。

1、人口普查有何特点？

全面调查，10年一次；涵盖多方面内容；是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本次普查新增身份证号、电子化填报。

2、本次普查释放了哪些信号？

总人口年均增速小降，数据应有修正；2020年出生人口明显下滑，但好于预期。

老龄化趋势继续加速、加深。

男女比例失衡有所缓解，但仍偏高。

东部人口继续集聚，西部微幅流入，东北加速流出。

人口流动明显加速，城镇化稳步推进。

家庭户规模、汉族人口占比继续下降。

受教育程度继续提升，高等教育发展迅速。

3、总体看，本次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增长继续放缓，关注6大结构性特征：老龄化明显加速、女性比例上升、东部人口集聚、人口流动加速、独居人口、高学历人口增加。

正文如下：

1、人口普查有何特点？

1）全面调查，10年一次。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在尾数逢0年份进行，相比另两种人口统计方式—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即小普查，在尾数逢5年份进行）、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1‰人口抽样，除普查和小普查年份外每年进行），普查全面但低频；

2）涵盖性别年龄民族、家庭户口迁移、婚姻生育死亡、教育就业住房等多方面内容。普查公报仅包括主要数据，普查的完整资料更加丰富，以六人普为例，包括3部分17卷400多张表格，涵盖多方面内容；

3）是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人口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国情，人普有助于摸清人口家底，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出现重要转折性变化、政策亟待进一步调整，人普的意义更加凸显；

4）本次普查有何不同？新增身份证号，电子化填报。与此前普查相比，本次普查首次采集身份证号码，其他指标与以往大体相同；首次采取电子化方式采集并联网实时上报。

2、本次普查释放了哪些信号？

1）总人口年均增速小降，数据应有修正；2020年出生人口明显下滑，但好于预期。

首先，本次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总人口（不含港澳台）14.1亿人，较2010年六人普的13.4亿人增加7206万人，年均增长率0.53%，较2000-2010年的年均增长率0.57%小幅下行，反映我国人口增速进一步下降，但仍保持增长。

其次，注意到按照普查数据，2020年中国大陆总人口14.1亿，较此前抽查所得2019年人口14.0亿增长1173万人，远高于2018-2019年均500万人左右的人口增幅，应是本次普查对前期人口数据进行了调整修正。

最后，统计局提到本次普查初步汇总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这较2019年的1465万人下降约18%，但明显高于公安部公布的新生儿户籍登记数1003.5万人；结合2020年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较2019年1.47进一步下降，均反映出我国2020年出生人口有较大幅度的下滑，这除了经济、社会、文化等长期因素影响，应也与疫情冲击下，生活不确定性和对住院分娩的担忧上升，居民生育意愿降低有关。

2）老龄化趋势继续加速、加深。2020年我国0-14岁、15-59岁、60-64岁、65岁及以上人口分别为2.5、8.9、0.7、1.9亿人，占比分别为18.0%、63.4%、5.2%、13.5%，较2010年分别变动1.3、-6.8、0.8、4.6个百分点。其中少儿人口比重小幅回升，主因我国近年来放开二孩生育；老年人口比重加速提升，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升幅明显扩大（2000-2010年仅提升1.9个点），反映我国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速。

3）男女比例失衡有所缓解，但仍偏高。2020年我国男性占比51.24%，女性占比48.76%，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5.07，较2010年的105.2基本持平，略有降低。2020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较2010年下降6.8，仍高于103-107的正常水平，反映我国人口的性别结构持续改善，逐渐趋向正常水平。

4）东部人口继续集聚，西部微幅流入，东北加速流出。2020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人口占比分别为39.9%、25.8%、27.1%、7.0%，分别较2010年变动2.2、-0.8、0.2、-1.2个百分点；与2010年相比，东部地区人口继续流入，中部地区人口继续流出，但速度均有所放缓；西部地区由人口流出转变为微幅流入，东北地区人口加速流出。

5）人口流动明显加速，城镇化稳步推进。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升至3.8亿人，较2010年增长69.7%；其中省内流动人口2.5亿人，较2010年增长85.7%，明显高于45.4%的跨省流动人口增速；城镇居住人口超9亿人，城镇化率升至63.9%，较2010年上升14.2个百分点，反映我国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

6）家庭户规模、汉族人口占比继续下降。户别人口方面，家庭户规模由2010年的3.10人降至2.62人，降幅0.48人较2000-2010年的0.34人有所扩大，应与单身独居人口增加、人口流动频繁等因素有关。民族人口方面，汉族人口12.9亿人，年均增长率0.48%，增速约为少数民族的一半；汉族占比91.1%，较2010年下降0.4个百分点。

7）受教育程度继续提升，高等教育发展迅速。2020年我国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升至15467人，较2010年增长73%；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文盲率由4.08%下降为2.67%，反映我国人口素质不断提高。

3、总体看，本次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增长继续放缓，关注6大结构性特征：

老龄化明显加速、女性比例上升、东部人口集聚、人口流动加速、独居人口、高学历人口增加。后续继续密切跟踪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实施情况，包括中央进一步放开生育限制，各部委养老、托育等领域的配套政策等。